战疫让生活重新回归
1
这场战疫打到现在，许多人们，尤其相近疫区的人们的思维情绪，还在防疫战疫的“事中”。从“事中”解放出来的人，有，但不是很多。
“事中”的人们还在骂着。骂疫情报告的晚；骂海鲜市场那些认钱不要命，馋嘴的吃货馋的就要吃蝎子“bie”,——噢，喝蝙蝠血的家伙；骂疫区万人聚餐辟谣、置若罔闻舞蹈……
除了向外吐的“气”，还有向内留的“心”。人们惋惜无辜的被传染者，医生，8名“造谣者”；惋惜城被封后“被动了”甚至背上骂名的人们；惋惜口罩的生产力竟那么弱；惋惜钟南山教授的良心和易老……
是人，就有情绪。何况事关性命。倘若有人追究，就当憋在五脏六腑里的五谷之气，放了吧。
2
连日来，我奔跑在农村战疫一线，封村，堵路，宣传，巡查，狗一样累着。可想而知，在武汉战疫最前线的死难家属，确诊患者，疑似病例，医务人员，他们该是怎样的状态，无法可想。
见人，电话，往年“新年好”的问候，也成了“货假价虚”的空话了。还得瞪大眼睛说出来，可又一想，不问“新年好”又能问什么？
腊月29日晚，放假。坐在孩子发烧打吊瓶的医院里，当日白天慰问困难群众的思绪稍稍安静下来，才记起少吃一顿饭的事来。坐在医院旁边巷口的饭摊上，浏览来自武汉方面的疫情信息，在转发了批注为“这个年属于武汉”的文章后，一种03非典后的“经验预感”告诉我：这个年将不再是年。
大年三十，下午两点左右返回单位，参加了疫情防控预备会。会后，深入村上检查了各村疫情防控准备情况。回城时，渭河四周雾霾重重，“海市蜃楼”里传出庆祝新年的炮声。回家后，贴对联，吃饺子，戴着口罩为先世的亲人烧了纸。95名西京唐都医务人员飞赴武汉。
初一晚，正喝迎新年的团圆酒，一通召集电话，又回到工作岗位。当晚，各村都封了村，堵了路。有人咨询我“村上有人要埋人，还要结婚怎么办”，我告诉他“白事不能通知亲戚外人，自家进行；红事也是如此”。咨询的人以为我“开玩笑”，后来经过验证：是真的。
初二，将国家启动一级响应的指令传到各村。广播里，微信里，标语上，都有精神概要。人们就像风箱里的老鼠，出不去，也进不来。“城里生活”下到乡间，左右邻居，“老死不相往来”。
初三，科比坠机身亡，国务院延长放假时间，我们的战疫刻不容缓。为各村发放消毒液，督促各村搭建了值班值守帐篷，楼赵村组建了流动回乡党员战疫示范岗。
朋友圈有人疯传——“一个打篮球的外国佬惹得朋友圈的国人痛哭流涕，却鲜有人去关注和转发有关钟南山教授的文章，中国人怎么了”，更有甚者传“转他能得到我国疫情救治的疫苗么，典型的不爱国”，等等。
风马不相及的两桩事就这样被无知们串在一起。难道每一位生命不该值得尊重？在尊重的地带里，难道还有肤色之分？地域之分？职业之分？
初四，初五，坚持在战疫一线，督促各村将堵在村口的土堆移走，打开生命的通道……
许多人经受不住户外阳光的诱惑，老人戴着口罩面朝南，晒着生命赐予的光暖。小伙子们走在春就来了的大田里，踩在压根就没冰冻的黄土地上。
城里的人们没有土地，有公园，但已被管理者封。晚上临睡的时候，隐约听见喇叭里通知着：“公园里还没有回家的，赶快回去，否则……”就像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又像影视里二战期间的犹太区。
3
一位村上的干部告诉了我一桩令他哭笑不得、充满无奈的事。听后，我同样不知如何是好。
“村里几个回乡的娃娃，这几天实在憋不住了，把音响拉到地里，唱了起来……”
他矛盾地阻止了，我为他点了几下犹豫的头。包括，劝返那些户外晒暖的老人，大田里奔走的小伙。
这是规定，要求。
我一位一连几日没有回家的同事回家，妻子说他“疫区回来的人，我们不欢迎”。孩子哭着说：“不行！爸爸是我的灵魂……”哭罢，又把妈妈收拾好的东西递给爸爸，“爸爸，你把这些吃的穿的拿上，我就放心了。但你得多保重……”清秀的目光里又闪动着晶莹的泪花。
一位分管疫情防控工作的女同事，同样执行24小时值班制。丈夫孩子与老人住在一起，把妻子电话里需要的东西准备好放在家里。同事抽空回家取东西，互不相见。丈夫为她在手机上发信：“在这个特殊时期，你留在单位值班，这既是对辖区百姓的负责，更是对我家的负责。我们全家支持你！”
有多少这样的同事，谈不完，如家珍。
每个村口的晚上，每晚的每个村口，总驻守着一顶顶蓝色的帐篷。它们媲美着蓝色的苍穹，苍穹上有太阳、月亮和星星，帐篷里有口罩、无眠和电灯。
4
生活如此美好，怎么有了我们，这年就没有了当年小时候的味道？因为，我们长大了。正如丰子恺所说：小时候真傻，居然盼着长大。
长大了，我们不会说小时候的童话了。小时候说话，说对了，能得到大人们的夸奖，赞赏；说错了，也没人白眼，计较。长大了，说话懂得注意，懂得看人们的脸色，揣摩人们的心情；也懂得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更懂得什么人爱听什么话，什么话容易把人惹恼了；说话要付如此大的代价，以至于，忘了要说什么话，什么话是真话。
长大了，找不到童年的甜味了。小时候家里穷，糖少得可怜。吃一次，就以为生活永远是甜。要吃许多糖，便成了长大后的梦想。可是长大后，发现买糖是需要钱的，要吃许多糖，便要挣许多钱；为了能吃到很多糖，便不择手段挣钱；会干昧着良心的豆腐渣工程，会造黑了心的有毒食品，会偷税漏税，甚至会把别人的老婆别家的小孩作为生意；为了钱，我不需要坚守人和底线，我只为了我“甜蜜的事业”；长时间的坚持让我挣了很多钱，但糖却让我“虫牙”满口，胃里泛酸、疼痛不止，身体就像被蛆占领，即将溃烂。
长大后，再也找不到小时的村医了。村医姓迟，却从未迟医；瘦高个儿，背头，一声咳嗽能咳得我浑身生疼。小时候每当牙疼胃疼、感冒发烧，还是打防疫针，总会见他白底红十字的皮药箱，怕他打开，怕他翻出针来；而大人们，总怕把他们的名字留在老迟的账本上，且越来越多；但老迟从不要，每次医完，总微笑着点起烟说：“我还按老习惯，先记上，回头再说，谁让我是医生呢！”
5
世事如水，与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村医，老迟走了。
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又认识了一位“大医”，钟南山教授，67岁。67岁前他干嘛了，我不知道。度娘知道的，就像隔着眼镜看到的，我并没有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
十七年过去了，又是他！八十四岁的年龄，冲锋陷阵在民困之际、国难之间，如南阳布衣茅庐之士，可谓《出师表》之续也。他的仰天犯困，苍眼清泪，我无法说，亦无法断出他想要表达的准确答案。
但我清楚，他会像我故乡的村医老迟，迟早会走。而那时，我们还有没有更多的“钟南山”——坚持真理，救国救民。若《史记》所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盖以“钟南山常有，而钟南山出之不常有”皆终。
近来，我在1976的银海里，认识一位类似钟教授的“大医”，张伯伦。他来自电影《桑卡德拉大桥》，他和妻子出现在一列携带传染病毒逃犯、再有几千名乘客的列车上。他为被隔离的车上传染的人们治好了病，但却得不到指挥这辆列车疫情救治“上级”的认可，他义无反顾地将这列车指挥向终点桑卡德拉大桥。
同车的一名旅客，知道列车的目的地是当年他妻子和儿子的坟地，一整列车上的人纷纷做好反击的准备。列车行驶到几十年没有整修的卡桑德拉大桥，桥梁压断，数列车毁人亡，唯有少数幸存者。
与“上级”同时指挥这列驶往卡桑德拉大桥火车的，一名女医，一名“上级”的下属。女医生问“他治好了那些疫病患者，你为什么还要让那些人驶往卡桑德拉大桥”，“上级”答：“我要面对为疫情而生的人，还要面对疫情生还的人！把他们带到卡桑德拉大桥是我的职责。”
女医懂了。走了。
“上级”圆满报告“更上级”“列车上的人一个不留全解决了”，之后带着帽子走出指挥部办公室，画外音是“更上级”打给“上级”下属的：“给我把他监视住！”
6
艺术来源于生活。刚好，我就在这生活的艺术里。易逝的光影，就像我的生命。
我驾车向我包联的辖区奔去，途中，遇见邻村的疫情防控检查站。
“你干嘛的？”
“我是去西边T村检查工作的。”
“那我们得先给你把毒杀了，然后，你得给我们头联系一下，我们无法确认你！”
“我是去西边T村检查工作的。”
“你说不行。大家要都像你一样只说，我们还防什么控。”
僵持半天，我有点生气，但没发出火来。不得已，我只能联系“他们头”。他们听电话后，脸跟翻书似的，一下子从冬到春。
我恍如2003年非典疫情解除后回归生活，见着能见的人，赏着能赏的景，自由喷发着沤在五脏六腑的闷气。
一觉醒来，伴着午间暖暖的阳光，窗外传来一声声不知名的鸟鸣。清新如雨后的空气，泥味，陌生如故去的人事。心门瞬间开出一道窗，窗里镶嵌着一注望远的目光。
朋友在夕阳西下时打来电话，告诉我今天他出去透了气，发现树木已经萌发了嫩芽。
是的，年过了，春也该来了。它的脚步无人可挡，就像这次疫情带来的无烟战场。
界世的你
我从未走远
xiaoguche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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