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医的“理”和“意”【转】

中医重视方法，比如中医是用“证”这个概念来对人体疾病进行本质性认识的。这个证不仅是对人体各种

功能态的一种认识，而且含有辩证诊治的思想。中医辩证方法有多种，如八纲辩证、脏腑辩证、六经辩证、卫气营血辩证、三焦辩证等，其中八纲辩证是各种辩证的总纲，其核心就是根据四诊资料，应用中医理论进行分析综合，概括病变的大体类别（阴、阳）、部位（表、里）、性质（寒、热）以及邪正盛衰（虚、实），从而反应人体病理功能态的总情况。其它辩证均以八纲为总则，侧重地认识脏腑、经络、气血、津

液等方面的病理情况；反之，其它辩证又是八纲辩证的基础。“证”与“症”应该严格区分，“症”是一个一个的症状，而“证”是证候，是辨证所得到的结果。“证”与“病”的概念是不同的。清代医家徐灵胎说：“病之总者为之病，而一病总有数证”。也就是说，病可以概括证。辨病名，必先辨证。诊断先从辨证再进一步辨病，辨病之后又再进一步辨证。因此，辨证论治并不是说中医不讲究辨病，强调辨证已包括辨病于其中了。辨证的方法很多，都是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形成的，如病因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与三焦辨证等。其中病因辨证着重从病因角度去辨别证候，可以看成是外感病辨证的基础。六经辨证是外感病中“伤寒”病的辩证法；卫气营血辨证是外感病中“温病”的辩证法。经络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及脏腑辨证适应于杂病各科辨证。但脏腑辨证是杂病辨证的重点辩证法，经络辨证与气血津液辨证可以看作是脏腑辨证互为补充的辨证方法。中医害怕的是面对病人无从下手，所以倾全力去归纳方法，抽象理论。分阴阳以统摄八纲，建五常以含纳三才，立六经以知传明变，等等。中医每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糜不是方法与理论的创新之花异彩纷呈之时，因为我们每进行一个角度的归纳，便在认识之网上多缝了一条线，线越多，网越密，网越密，则认识越系统化、全面。当然，如同西医不应迷信信息的数量而忽视对信息的处一样，我们亦不应矫枉过正，认为纵横交错的归纳总结，抽象整理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须知，网的疏与密是相对于你要你要捕捉的事物而言的，如果要捕捉的是恒河沙数的诊疗信息，单单有一张死气沉沉的网是力不从心的。而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个问题，只是想着让这张网更密更大，那么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走向反面，因为过度强调信息的系统性条理性，会造成认识的假象和信息的丢失，从而事与愿违。那么我们要问：重统而轻分、信息在过度的条理化、结构化中丢失是否是中医无法克服的自身缺陷？如果不是，解决之道是什么？其实中医先贤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他们的回答充满中国文化的凝练与深邃，只有四个字：“医者，意也。”

意理互根，织天网疏而不漏，统分互动，化万端存乎一心。医者，意也。出自《后汉书·郭玉传》，原文如下：
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
这段话为后世医家广为引用，李东垣解释为：“以‘意’进逻病机, 凭虚构象, 非实测而得其真也”。
孙思邈解释为：“若夫医道之为言，实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际，意析毫芒之里，当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数之所在，言不能谕”。
朱丹溪解释为：“医者意也。以其传授虽的，造诣虽深，临机应变，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自非尽君子随时反中之妙，宁无愧于医乎？今乃集前人已效之方，应今人无限之病，何异刺舟求剑、按图索骥，冀其偶然中，难矣。”
  各家不尽相同的诠释中蕴含了的一些共通之处：⑴中医中的“意”虽难以表达但确实存在⑵“意”是中医在思维与认识方面的根本。然而，略知中医的人都知道，中医是讲究理、法方、药结合，以理立法，依法定方的，因此我们也似乎应该说：“医者，理也。”那么到底应该“意也”还是“理也”呢？其实上述三种解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李杲告诉我们中医的理原于意，是“尽逻病机，凭虚构象”的意（思维）的产物；孙思邈朱丹溪告诉我们理是有局限性和机械性的，理的局限性必须通过意去弥补，理的僵死必须通过意去激活。理与意不能分立，过度的强调意忽视理，认识就变成了臆想；过度的强调理而忽视意，认识则成了公式推演。而进一步阐发此理，我们认为原与意的理，不可能跟“意”产生不可化解的对立；原与意的理，不可能限制，而是应该适合“意”的发挥，完美的“理”应该与“意”契合，留白出最合适的空间供“意”尽情挥洒。

注：中医的学习如同形意拳一样也存在形意心三品，其中的形即是上文所述之“理”，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中医和分形关系非常密切，也具有严格的确定性规律，但当到了精微层次，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具有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时，单纯靠理难以把握，这时就需要“只可意会，难于言传”的意，到了意这个层面虽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往往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存在很多说不清楚的地方。而到了心这个层面，乃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已经可以法无定法，应化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