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曙明原创丨父亲是我的人生楷模
父亲是我的人生楷模
文/杨曙明
父亲是我的人生楷模。因为他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且心底无私，品行高尚。虽然他老人家逝去已有三十多年，但他那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却始终闪烁在我的心里。
父亲出生于1928年，1945年参军入伍，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去世，享年六十岁，在党四十年。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有很多优秀共产党员是我学习的榜样，不过绝无私情地说，父亲是其中之一，而且他对我的教育之大，影响之深，怎么说也不过分。
记得那是1966年，我得了个三好学生或是优秀少先队员之类的奖励。奖品除了两支铅笔之外，还有一册薄薄的《纪念白求恩》单行本，封面是白底红框黑字，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回到家里，父亲在夸奖我的同时，要求我尽快能够背诵全文。《纪念白求恩》全文不足千字，按说父亲的要求不算太高，可对我这个当时尚还是二年级的小学生来说，则就有些勉为其难了。为了帮助我更好地完成背诵任务，父亲耐心、细致地为我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辅导。在父亲的精心辅导和督促下，我很快就完成了背诵任务，并在之后不久学校开展的活学活用“老三篇”活动中再次受到表彰，这让父亲更加开心了。
197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了。按照当时的就业政策，我必须要到农村去插队务农。不过，在地点选择上，我既可以随着母亲的单位到济南东郊的“遥墙”，也可以随着父亲的单位到鲁西的东阿。就在“两难”选择在我心里犹豫成“结”的时候，父亲鼓励我舍近求远，于是，按照他老人家的安排，我最终还是选择去了相对贫困，更为艰苦的地方。务农期间，我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在插队只有七个多月的时候，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今回想那段经历，我仍是感念不忘，因为那段更艰苦的经历，成为我人生之路的宝贵财富。我想，等到2026年“七一”过后，我定会佩戴着“在党五十年”纪念章，到父亲的墓碑前，敬献上一束白花，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不忘初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实到行动中就是爱岗敬业，勤奋工作。在我们家人和父亲的同事们眼里，他是个工作狂，尤其是在从事公安工作的那三十多年间，没白没黑地加班加点似乎是他的家常便饭。那时候，他的工作单位在城里，我们家在东郊的烟厂宿舍，两地距离不算太远，而且乘坐3路公交车还算方便，可是在那些年间，父亲平日里都是吃住在单位，只有周末才回家与我们团圆，不是他不想天天回家，而是经常地加班加点让他无法天天回家。白天忙、晚上忙，平常忙、节假日更忙，在我们家人的记忆中，他没有不忙的时候，似乎不忙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因为忙，他时常三餐不能按时，经常睡眠呈现不足，长年累月的如此这般，让他在四十过后便积劳成疾。父亲年轻时身体还算健壮，可是在我的记忆里，他老人家却是那么瘦弱。父亲身高有1米77，可体重不会超过120斤。当然，体重之轻重是由多种因素造成，但没白没黑的日夜操劳，应当是他体弱消瘦的重要成因。“文革”期间，父亲从“牛棚”里出来之后，气管炎非常厉害，经常咳嗽不止，可即便是这样，我也没记得他休过病假。我的祖籍是沂源，距离济南不算太远，当年虽说交通不像今天这样方便，但还是有长途车通行的。可是，父亲从打参军入伍离开家乡之后，竟然忙得二十多年没有回去过，说来颇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是个乡愁很浓很浓的人。那些年间，不是他不想回乡探亲，而是工作忙得实在顾不上。父亲临终前曾给我断断续续地说起这些往事，言谈话语间不免感叹，但他却并没有流露出后悔之意，因为崇高的党性是他的人生信条。
“毫不利己为榜样，专门利人是楷模。”这是在父亲的追悼仪式上，他那些公安战线的战友们为他敬献的挽联。
我和兄长十三四岁的时候，个头就已经蹿得与父亲差不多高了。那时候的小青年，大都喜欢弄身军装穿穿，弄不到军装的，搞身公安制服穿在身上也挺显摆的。我和兄长虽然心里也有这种渴望，但也仅是渴望而已，因为父亲不允许、不开恩，别说是新制服，就是他穿旧了的服装，也从不让我们“沾身”。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后门”曾经“蔚然成风”，可是在我们家人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走后门”为家里办过什么私事，就连我们兄妹的招工、参军等大事，他也都是袖手旁观。要说他没有关系无能为力那是假的，真实情况是他对“走后门”深恶痛绝，压根儿就不想给我们“开后门”。我从农村招工回城后，最初干的是又苦又累又脏的翻砂工，当厂里的领导和同事们了解了我的家庭背景之后，都觉得难以置信。
那年月人们的住房普遍较为“蜗居”，我们家也是如此，六口人拥挤在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住了二十多年。父亲对解决家里的住房困难毫不上心，对同事的住房困难却特别上心。为了帮人家解决住房困难，他也曾有过托关系、找熟人，甚至是请客送礼。对此，要不是人家事后登门致谢，我们家人还毫不知情。
在我的老家沂源石桥，父亲有很多亲戚，当年父亲分管“农转非”的时候，他们中的好多人曾有过“农转非”的奢望，可他们的奢望仅仅是梦想而已，因为在父亲面前，这梦想绝对不会成真。我的大伯大娘去世较早，堂兄十三四岁时就落得孤单一人，按说父亲完全有能力让他“农转非”，可党性使然他没有这样做。
当年曾经教我吹笛子的张老师，为了与相恋几年且已经二十四岁的女朋友能早些结婚，便找到父亲寻求帮忙，欲把他女朋友的年龄改大一岁，以解决当时男女双方都必须年满二十五周岁才能登记结婚的政策许可。按说，这在当时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很多人都是这样办的，而这件事对父亲来说可谓举手之劳。可是，他不仅拒绝了人家，而且还把我批评了一通，弄得我当时很没有面子。
父亲在单位上曾经担任过“一把手”，那年月虽然不兴配备专车，可他要想乘坐公车上下班也是非常简单和容易的事。可在我们家人的记忆里，他虽不至于教条、机械到了极致，但坐公车回家的时候屈指可数，那屈指可数的几次也都是顺路而为，绝无专程接送之事。我们家距离父亲的工作单位有十多里路，他又患有较为严重的气管炎，可那些年间，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只要是下班回家，他都是靠着骑自行车往返。
父亲去世那年我32岁，今年我已经65岁了。当年我对父亲某些做法的不理解，如今，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理解了。作为共产党员，父亲的言行就是按照党性要求，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信念，化为大公无私的实际行动。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中写道：“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把他当做人生楷模，我想，这当是我对他老人家最好的怀念，永恒的纪念。
【作者简介】杨曙明，祖籍沂源的济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历下区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有《岁月无痕》《流年似水》《心路不觉远》《凝固在记忆里的时光》《光阴的印记》《我的父亲母亲》《历下名士寻踪》等九部散文集，《有话明说》《话由明说》两本时评专著；曾为《齐鲁晚报》“有话明说”的专栏作家；主编有《济南的味道》《历下倾城》《诗意历下》《历下民间故事》等书籍；曾获得过冰心散文奖、齐鲁散文奖、泉城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