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被重金通缉，转移中打土豪、分财产，怪不得被敌军称危险人物
1928年1月18日，农历腊月二十五，半年前曾是全国革命中心的武汉，阴云密布，寒风凛冽。街头岗哨林立，军警搜索巡逻。灰暗的街灯下，通街大道街口墙上张贴着悬赏10万大洋捉拿贺龙的通缉令，更增添了恐怖气氛。
这时，从东方旅馆里走出十余人，全是商人打扮，其中一位，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戴副墨镜，身穿狐皮袍，颈系大围巾，酷似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只见他往街旁布告上漂了膘，轻蔑地淡淡一笑，不慌不忙地朝江边码头走去。
此人是谁？从何处来，往何处去？
原来，这正是布告上国民党所要缉拿的贺龙。
贺龙之所以走上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道路，与其穷苦的出身不无关系。1896年3月22日(农历二月初九)，贺龙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取名贺文常，字云卿，学名贺平轩。前有三个姐姐：贺民英、贺五姐、贺凤莲。父亲贺士道，母亲王金姑，连同祖父母，全家8口人，共有两亩屙屎不生蛆的薄地，一座四扇三间的木板房。人多地少，生活异常艰难，贺龙6岁时还没穿过裤子，七八岁时就不得不参加劳动。除干农活外，冬闲时便跟父亲或亲友出外做工、挑脚、赶骡子。十来岁就经常出入县城果米，曾到过千里之外的涪陵赶骡子，因此很小就能骑马。13岁那年，为惩罚县领班陈小涛的两个儿子曾吃过官司。这样，过早的辛苦劳动，繁重的生活重担，遭受的压迫剥削，培养和锻炼了他吃苦耐劳、勇敢顽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地同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精神。
1916年轰轰烈烈的反袁护国运动，波及湘鄂川黔边境，正在赶骡子运盐的贺龙，满怀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愤恨，为反对当地官府的苛捐杂税、敲诈勒索，发动同他一道运盐的苦力，用两把菜刀捣毁了芭茅溪盐局子，拉起民军队伍，参加了讨袁护国运动，历任团长、旅长、澧州镇守使。
袁世凯的帝制梦破灭后，随之而来的是北洋军阀的混战割据。贺龙对此十分愤懑，在他担任镇守使期间，捣毁过一块丧权辱国的有关教案的石碑;扣留过一只私运军火的日本轮船，指责他们助长了中国内乱。
贺龙当时对国弱民穷忧心忡忡。对官场上浑浑噩噩、你争我夺得丑态极为厌恶;而对兴起的革命民众运动，则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大革命期间他坚决奉行孙中山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积极参加北伐战争，任师长、军长职务，成为国民革命军中著名的左派领袖。
正在这时，北伐军中的共产党组织派周逸群等人到他的部队工作。对此，贺龙很支持也很尊重他们。周逸群是贵州铜仁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周逸群在贺龙所在部队中不断发展党员，有一天，一个营长跑去问贺龙，可不可以参加共产党，贺龙鼓励他说：“这好得很嘛!赶快参加。”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准备借召集庐山会议之机，分化、消灭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军队，贺龙、叶剑英、叶挺洞察了这个阴谋，把部队直接开到了南昌。1927年7月28日，周恩来亲往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把南昌起义的意图告诉了他，并征求其意见。贺龙坚定地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并接受周恩来代表前委委任的起义军总指挥职务，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南昌起义成功后，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起义军挥戈南下，准备夺取广州，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南征期间，贺龙多次向周逸群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会昌战斗后，部队进抵瑞金，周恩来向前委提议讨论贺龙的入党问题。前委一致同意了这一提议，批准贺龙入党，随后由介绍人周逸群、谭平山立即找贺龙谈话。
9月初，在瑞金绵江边的一所小学里举行了贺龙的入党仪式。面对鲜红的党旗，他举起右手，庄严地向党宣誓：“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服从党的一切决议，永不叛党!”
瑞金休整后，贺龙率部经福建的长汀、上杭，进驻广东的潮汕。在敌军的猖狂进攻下，起义军失利退到流沙。起义军在乌石又遭伏击，领导核心被冲散，起义最终失败。
贺龙率众突围后，抵达揭阳。根据党的决定，他由汕头经香港转赴上海寻找中央。抵沪后，开始中央决定他和刘伯承、林伯渠同去苏联学习，后因党的机关遭敌破坏，贺龙没有成行，于是同周逸群商量，回湘西搞武装斗争，经请示中央，得到批准。
对于这段情况，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李维汉回忆：“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许多人辗转到上海是由组织部门负责接待的。贺龙同志也转到了上海。他名声很大，是个'危险人物’。我们在上海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公馆，让他一个人住在楼上，下面安排一对夫妇带着小孩作二房东。当时我代表中央与他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认为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利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在谈到湘西问题时，他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的是要使农民起来。事后，我把与他谈话的情况向中央常委作了汇报。秋白同志听了汇报后说：是否要他去干一下呢？我说：我以为可以。去俄国和湘西由他自己决定。先叫他们到湘西去试一试，有办法时再派得力同志去。会后我去找他谈了话。在谈话中，他表示不愿意去莫斯科，要回湘西。……后来中央同意他回去。”
1928年1月上旬，中央组织了湘西北特委，由正在汉口负责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为委员，到湘西建军，开辟根据地。随后，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十余人乘江轮由湖北省委机关同郭亮接上了关系。
这时，湖北省委正在组织武汉三镇暴动，贺龙遂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计划腊月二十三日晚上，乘人们“祭灶”燃放鞭炮时举义，同时号召工人罢工。
正当一切准备就绪之际，不幸，腊月二十二日党的一个印刷厂被破坏，起义计划暴露，于是敌人加强戒备，全市戒严。起义不能举行，省委决定贺龙等人立即撤离武汉，这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对此，贺龙后来回忆：“我们包了一条船，搞了两支枪和一些子弹。一支打得响的我带上，另一支打不响的别人带上，化装成商人，离开武汉。当时码头上的敌人盘查很严。我穿着皮大衣，围围巾，戴黑眼镜，走到敌人面前打开大衣让敌人搜。看我像资本家，就放我过去了。”
贺龙一行登上轮船后，又遇到了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同情分子，人们机警地将他让到账房里。船在涛飞浪涌的江面上急驰直进，经过鹦鹉洲时，遇上敌巡江汽艇的检查，贺龙在账房先生和工友们的掩护下，安全脱险。
走了一天一夜，船到洪湖边的新堤坝。贺龙眺望长江和洪湖的港汉，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丛，心情异常兴奋起来，他对周逸群说：“我以前赶马来过这里，这是天然的打游击的好地方!”
提到打游击，自然想到武器上，没等周逸群答话，贺龙又接着说：“哪里有枪，老子搞他些就好了!”
听到搞枪，卢冬生很感兴趣，连声赞成：“哪里有武器，就在哪里动手。”
贺龙便向船员们打听道：“你们经常在江上跑，知道哪里有团防吗？”
一提到团防，船员们无不气炸了肺，因为他们常遇到这些家伙的袭击，遭到盘查勒索，对他们早已恨之入骨，立即有人回答说：
“上面的观音洲，就有一股小团防，常逼着轮船靠岸，可恶极了。”
“你们到观音洲把船靠一靠，我们上岸'拜会’一下他们，行不行？”“行!”船员们爽快地答应了。
到了观音洲，船向岸边靠去。贺龙带了六一七个人闯进了团防驻地。
团防队长正蹲在地上逗小孩，几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在面前，他不禁大吃一惊，刚想站起来掏枪，贺龙伸出铁钳般的大手，向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自我介绍说：
“我是贺龙，前来借枪用用，若不放心，可打个借条。”
那团防队长听说“贺龙”二字，早吓得屁滚尿流，舌头不听指挥，一时说不出话来，正在伺机反抗，只听门外“叭”的一声，扭头一看，一个团防兵已栽倒在地。原来卢冬生将意欲反抗的哨兵击毙。
团防队长见势不妙，只好乖乖地将4条步枪、4支驳壳枪全部交了出来。船又开航了，走了一程，贺龙等人在一个叫反嘴的集镇边登陆。这样，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千里洪湖。
洪湖，位于武汉市西南方，跨洪湖、渑利两县，与湖南省接连，面积438平方公里，像一颗巨大晶莹的珍珠，镶嵌在长江的湖群之中，碧波荡漾，水天一色。
贺锦斋是贺龙的族弟，1919年贺龙在桑植办地方自治讲习所时，他入所学习，接受了进步思想，以后又长期在贺龙部下工作，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时在贺龙的二十军中任师长，并加入了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转到上海，党组织要他先到洪湖拉起队伍。1927年11月，他就在石兰县藕池建立起一支100多人的游击队。
贺龙还没下船，就看到沿江有家茅棚，站着一些人朝船喊，便说：“迎上去，看看。”结果，正是贺锦斋的游击队，真叫人喜不自禁。原来，贺龙等离开武汉前，党组织就通知了贺锦斋，所以他们早就在此等候了。
会合后的第二天，周逸群了解到不远的村子里有4家土豪，便对贺龙说：“胡子，我们给土豪拜年去!”
贺龙明白了他的意思。
“对!对!让人们知道共产党并没有躲入世外桃源。”
除夕之夜，正当豪绅们张灯结彩，欣喜若狂，欢庆他们半年来反共的胜利之时，贺龙带人赶到那个村子，处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头子，把土豪家的财产分给了穷人。这时打出了“四十九路红军”的旗号，并以“北路游击总指挥”的名义发出布告，张贴标语，从而扩大了影响。在洪湖地区的河湖港叉中，穷苦农民、渔民们高兴地传送着一个惊人的消息：“共产党又闹起来了!”
为了不失时机地消灭地方反动势力，扩大革命武装，周逸群通过原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过经理处长，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潘锦城，找到了石首中心县委和沔阳、监利、华容等县委负责人，随后又与鄂中特委书记邓赤中取得联系。1月23日，正是旧历年，周逸群在监利县剅口镇召开了联席会议，分析了形势，制定了年关暴动计划，并决定将各路游击武装予以整编。1月底，在监利的下车湾，将贺锦斋的游击队和活动于两两边界的萧仁鹊、邓赤中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和在公安活动的邹资生的游击队整编为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以贺锦斋为军长，军下设一大队，大队辖二区队，各区队设三分队，共300余人。全军由湘西北特委领导，在贺龙的亲自指挥下，开始了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
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首先在监利开始行动，经过十几天的连续作战，先后拔除了何堡、尺八口、聂河、王琓、上车湾、朱河镇等土豪、团防队盘踞的据点，歼灭了一批土豪劣绅、恶霸和团防头子，同时召开了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党的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的政策。
当地最大的一股土匪头子叫张烟灰，有100多人，80多条枪，他不但在水上抢劫，而且在村庄里横行，群众强烈要求把他除掉。如何动手呢？贺锦斋向贺龙介绍了他的情况后说：
“此人狡猾得像狐狸，只可智取，不可硬擒。”
贺龙听罢，略加思索，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把他请来!”
张烟灰被派人“请”来了，他身上别着两只短枪，目光睃来睃去，注视着四周动静。贺龙、周逸群“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请他吸鸦片。一拿起烟枪，他便忘记了一切。这时，只见贺龙眉毛闪了闪，卢冬生便举起枪来，将其击倒。该股土匪群龙无首，纷纷缴枪投降。
后来，又从沙市来了一个姓黄的国民党骑兵团长，带了五六十支枪，妄图收编贺锦斋的游击队，贺龙又把这股敌人的枪缴了。
监利县年关暴动后，贺龙等率部渡江南下，支援华容县领导的元宵节暴动。2月7日夜，到达范家岭，不料敌军已撤走。部队踏着冰雪追至长岗庙，发现敌人驻在村内庙中，几名队员隐蔽地接近庙门，手起枪响，击毙了守门敌兵，然后蜂拥而上，将睡梦中的敌兵全部缴械。
工农革命军在贺龙等领导下连战皆捷，声威大震，给了鄂西各县人民以极大鼓舞。在1928年3月施元向中央的报告中说：
“石首的东西乡，农民均在我党领导之下，故此县工作情形较好。在骚动的开始，缴调关团防枪械后，民众蜂起，在我们的指导之下，大杀豪绅地主30余人，焚毁田契亦很多。”
年关暴动，蔓延到湘西、鄂西、鄂中广大地区，推动了以上地区武装斗争的发展。在上述同一报告中说：
“自监利、石首、华容三县大骚动后，所有邻近之沔阳、汉川、潜江、公安、南县等地农民均大动起来，烧杀之事，无日不有，反动方面，恐慌异常，虽各地有驻军防范，但多不敢出地区一步，即可见其一斑也。”
然而，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和当时还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年关暴动中也出现一些错误和缺点。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又贸然进攻监利县城。战前，由于对城内敌情不明，判断有误，认为城内没有多少敌人。部队突入城内之后，发觉城内驻扎敌人一个旅，工农革命军强攻不下，伤亡十余人，最后被迫撤出战斗，移兵石首境内。
工农革命军撤往石首后，周逸群、贺龙在焦山河召开会议，决定将游击武装交给鄂中特委和石首中心县委领导，贺龙、周逸群偕贺锦斋等按照党中央原来计划转往湘西开辟工作。
焦山河会议之后，贺龙、周逸群稍事准备，于1928年2月20日出发，翻山越岭，过河渡湖，经澧县、石门、慈利等县，前往桑植。
这时，国民党政府已经知道贺龙回到了湘西，于是调遣了几个县的武装埋伏在通往桑植的要道口妄想逮捕他。桑植县的民团头子陈策勋，因其叔父陈图南在南昌贺龙在桑植县刘家坪的住房。起义前被贺龙处决，扬言要为其叔父报仇。
尽管敌人张下了罪恶的罗网，但由于贺龙的崇高威望，许多开明人士暗中传递情报，有的民团甚至排队相迎，派人护送。这样，贺龙于2月28日顺利地到达了自己的家乡----桑植县洪家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