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
《西西弗神话》曾是战后法国一代年轻人的床头书，被人称作是存在主义的封篇之作。它以如诗的语言，提出了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个个命题，即人生存在的荒谬感。加缪一层一层地剥离人生虚幻的外衣，将其荒谬的本质赤裸裸地揭露出来。然而荒谬不是绝望，因为看穿幸福的同时也就看穿了痛苦。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
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问题——诸如世界有三个维度，精神有九个或十二个范畴——都是次要的，不过是些游戏而已；首先应该做的是回答问题。
正如尼采所说，如果一个哲学家要自己的哲学受到重视，那他就必须以身作则；要是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人们就会理解到回答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因为这种回答先于决定性的行动。心灵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十分敏感的。但是，应该更深刻地分析这些事实以便使精神明了它们。
《西西弗》 (提香， 1549年)
如果要问，根据什么而得出这个问题比其他问题更为急迫这种判断呢？我会回答说，根据它要进行的行动。
我还从未见过为本体论原因而去死的人。伽利略曾经坚持过重要的科学真理，然而，当这一真理危及到他的生命时，他就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做得对。为这个真理遭受火刑是不值得的。地球或太阳哪个围绕哪个转，从根本上讲是无关紧要的。
|Albert Camus (1913—1960年)
总而言之，这是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是，我却看到：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生命不值得再继续下去，因而就结束了生命；我还看到另外一些人，他们悖论性地为着那些所谓赋予他们生活以意义的理想和幻想而死(被人称之为生活的理由同时也就是死亡的充分理由)。因而我认为生命意义的问题是诸问题中最急需回答的问题。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我认为那些要冒险去死的人和那些以十倍的热情渴望生的人都只有两种思考一切基本问题的答案的方法：一种是帕利斯的方法，另一种是堂吉诃德的方法。事实推理法和抒情诗式表达法的平衡是使我们能同时获得激情与清醒的唯一途径。
《堂吉诃德》 (毕加索， 1955年)
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既如此卑微又如此富于悲怆情调的主题中，玄妙经典的辩证法应该让位，让位给更加谦逊的精神态度，而这种态度既来自常识，又来自同感。
人们向来把自杀仅仅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而我则正相反，我认为问题首要的是个人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杀的行动在内心默默酝酿着，犹如酝酿一部伟大的作品。但这个人本身并不觉察。某天晚上，他开枪或投水了。人们曾对我谈起一个房地产经纪人自杀了，说他在五年前失去了女儿，从此他就完全变了，人们说他的经历早已为自杀的行动「设下了伏雷」，人们还没能找到比「设下伏雷」更准确的词。
开始思想，就是开始设下伏雷。社会在与自杀的开始并无关联。隐痛深藏于人的内心深处，正是应该在人的内心深处去探寻隐痛。这死亡的游戏是由面对存在的清醒，过渡到要脱离光明的逃遁。我们应该沿着这条线索去理解自杀。
自杀的发生有许多原因，总的说来，最清楚明显的原因并不是直接引起自杀的原因。人们极少(但不能排除)因为反思而自杀。引发危机的因素几乎总是不能确定的。报纸上常常谈到「内心的忧伤」或「无法医治的病痛」，这些解释是对的。但似乎还应知道，如果在同一天里，有个朋友对那丧失希望的人以一种漠然冷淡的语调说话，那这个朋友就负有罪责。因为他的话足以加剧失望者的痛苦，加剧他悲观厌世的情绪。
然而，尽管准确地确定思想何时决定死亡以及采取什么微妙的步骤是很困难的事，但从死亡行动中得出其所预定的结果则比较容易。在某种意义上讲——就像在情节剧中那样——自杀，就是承认，就是承认被生活超越或是承认并不理解生活。
1953年《等待戈多》首演
我不必把这种类比扯得太远，还是回过来用一些通常的用语加以说明。自杀只不过是承认生活着并不「值得」。诚然，活着从来就没容易过，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还继续着由存在支配着的行为，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习惯。
一个人自愿去死，则说明这个人认识到——即使是下意识地——习惯是可笑的，认识到人活着的任何深刻理由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认识到日常行为是无意义的，遭受痛苦也是无用的。
那么，这种难以尽述的情感，这种使精神生活失去对它来说是必须的麻木的情感究竟是什么呢？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像样的理由来解释的世界仍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
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局外人。这一放逐是无可挽回的，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演员与舞台之间的这种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无须多加解释，人们就会理解到：在所有健在而又已经想过要自杀的人身上，这种荒谬感与对虚无的渴望直接相关。
排练加缪(图中间)执导的戏剧 (1957年1月1日)
本书的宗旨就是要讨论荒谬与自杀的关系，讨论在什么确定的范围内自杀成为荒谬的一种结果。我们在原则上可以说：在一个真诚的人看来，他笃信的东西必定会决定他的行动。因而，认为存在是荒谬的信念就必定会决定他的行为。人们自然可以好奇地问——清楚地而且不是故作悲伤地——这种推理的结果会不会要求人们尽快地离开这不可理解的环境呢？显而易见，我在这里说的是那些准备与自身协调一致的人们。
这个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它似乎显得既很简单却又难于解决。如果认为简单的问题其答案更为简单，或明晰性引发出明晰性，那就大错特错了。若先验地，颠倒这个问题的各项，那就和人自杀还是不自杀的问题一样，似乎只有两种哲学结果，即「是」和「不」这两种结果。这真是妙不可言！但是，还应给那些没有得出最终结论而总是提出疑问的人留些地方。
我这里稍微说点反话：其实这样的人是大多数。我还同样看到一些人，他们嘴上回答的是「不」，但其行动却证明他们想的是「是」。根据尼采的准则，这些人实际上是用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来思考「是」的。相反，那些自杀的人又常常可能确信生活的意义。这样的矛盾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这些矛盾从来没有像在这样的地方那样深刻，在这个地方反而应该期望逻辑的存在。把诸种哲学理论与那些宣扬这些理论的人的行为加以比较是很常见的事情。
萨特与加缪
但是，应该指出，在对生活意义持否定态度的思想家中，除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基里洛夫，耽于幻想的贝尔格里诺斯和善于假设的于勒·洛基叶之外，没有一个人把否定生活意义的逻辑推理发展到否定这个生活本身。为了嘲笑这种推理，人们常常举叔本华为例。叔本华在丰盛的桌子前歌颂着自杀。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笑的。这种并不严肃对待悲剧的方式并不是那么严重，但用它最终可以判断使用它的人。
在这些矛盾和困难面前，是否能认为，在人们可能对生活产生的看法和人们为离开生活而进行的行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呢？我们在这点上还是不要夸大其词。
在一个人与自己的生活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比世界上的一切苦难更强烈的东西。身体的判断和精神的判断是相等的，而身体面对毁灭畏缩不前。我们在习惯于思考之前业已习惯于生活。在迫使我们每天都一步步向死亡靠近的奔跑中，身体相对思考而言总是保持着这不可消除的在先。
最后，这个矛盾的本质寓于我们称之为「躲闪」的东西之中，因为，这种「躲闪」既多于又少于帕斯卡的「躲离」。对死亡的躲闪是本书的第三个论题，那就是希望：对另一种「值得过的」生活的希望，或者对那些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是为了某种伟大思想而生活的人的欺骗，而这种思想超越了生活，使生活升华，它赋予生活某种意义并且背离了生活。
加缪与女儿凯瑟琳
这一切使事情复杂化了。人们至此玩弄词句并且极力假装相信：否认生活的意义势必导致宣称生活不值得再继续下去，不过，这些企图并非毫无用处。事实上，在这两种判断之间并没有任何必然的共同标准度。只不过应该避免被上面提到的混乱、不一致和矛盾的问题引入歧途。
应该避开这些，深入到真正的问题中去。一个人自杀是因为生活不值得经历，这无疑是一个真理——然而它是贫乏的真理，因为它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对生活的诅咒，这种生活深陷其中的失望是否就是因为生活没有意义而产生的呢？生活的荒谬性是否就迫使人们或通过希望或通过自杀来逃避它呢？这就是必须集中揭示、探寻并且阐明的问题。荒谬是否决定死亡？应该在所有思想方法和超然的精神活动之外，给予这个问题最高的重要性。
「客观」精神总是能够把差异、矛盾、心理引入所有问题之中，而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研究中、在这个情感中是没有地位的。这里需要的只是一种非正当的，即逻辑的思想。
《马与火车》 (科维尔， 1954年)
这并不是一件易事。合乎逻辑总是很容易的，但要从头至尾都合乎逻辑几乎是不可能的。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人至死仍任凭其情感行事。
对于自杀的思考给我了一个提出唯一使我感兴趣的问题的机会：至死不变的逻辑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遵循我要指出其根源的推理才可能得出，在这个过程中决不能带有混乱的情感冲动，而只能依靠对事实的分析。这就是我所谓的荒谬的推理。许多人已开始了这种推理，但我尚不知道他们是否坚持了下去。
在揭示了不可能构成统一的世界时，雅斯贝尔斯大声疾呼：
这样的限制把我引向我自身，我在自身中不再能躲避在一个我只能表象的客观观点的后面，这样，无论是我自己还是他人的存在都不再能成为我的对象了。
这时，他继许多作家之后又提到这荒芜缺水之地，思想在其中已是山穷水尽。继许多作家之后，是的，也许是如此。但是，有多少人急于要从中挣脱出来啊！许多人，以及许多最卑微的人，到达了这一思想在其中摇摆不定的最后关头。这些人于是放弃了他们曾有的最珍贵的东西——他们的生命。另一些人是精神骄子，他们也放弃了，但他们是在最纯粹的反抗中，进行了思想的自杀。
相反，真正的努力则在于尽可能地坚持，并仔细地观察遥远处的奇异植物。执着和洞见，二者是这非人游戏的特殊旁观者。荒谬、希望和死亡在游戏中角逐争斗。精神在阐明并重新经历这种基本的而又微妙的争斗的种种面貌之前，就已经能够分析它们了。■
【选自《西西弗神话》(修订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