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中“图书”词义浅说
唐以来印章中
“图书”词义浅说
杜 杰
作者简介：杜杰，山东冠县人，河北省邯郸市作家协会书画院副院长、赵都印社副秘书长，从事古玺印、铜镜和赵文化研究，论文刊于《印学研究》《邯郸学院学报》《文化生活·艺术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荀子与赵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新时代赵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出版有《缘闲堂古玺印辑存》《缘闲堂古玺印辑存》（增订本）等。
按：原文发表于吕金成先生主编的《印学研究》（第十六辑），此处略有调整。
【摘要】：唐以来印章中所见“图书”一词，有释为图书专用印，有释为书画鉴藏用印，还有释为图章印记，众说不一。本文结合唐以来历代图书印章，对“图书”作印章释义的递变做了推测，并从唐以来的印谱、印学专著、笔记手札、文学作品、言事制度及文房用品等方面深入阐述，总结出唐以来印章上的“图书”词义专指印章。
自唐中晚期始，印章上所见“图书”一词，经五代及宋元明清各代沿用，一直到民国，未曾间断，且有增无减。
一、印章上“图书”词义
印章上出现“图书”一词，始于唐代。
关于印章上“图书”词义，孙慰祖先生在《历代玺印断代标准品图鉴》中“渤海图书”注释为：此印属中晚唐制作，为图书专用印[[1]]77。2019年9月“盛世收藏”微信群拍卖品“渤海智远图书”，注释为：唐/五代时期图籍专用印。诸如此等，均将“图书”解释为“图书（图籍）专用印”或“收藏类用印”。
陈振濂先生也在关注着此类“图书”印，曾经想让博士们以此“图书”各印为序列，做一系统研究。他推测，从公私藏书印记钤红以明私属的功能，似乎也有可能转换到刻书家刊刻典籍的书铺印刷时，作为版权标记使用？[[2]]
在查阅相关资料中，发现印章上的“图书”一词，或许与图籍、图书、书画有关，但它此时更确切的含义，似乎又不是“图书专用印”或“收藏类用印”这样简单的解释。我们来看一个资料：
2006年秋季嘉德拍卖曾拍出一件朱佑楎[①]楷书《陋室铭》立轴，钤印有：“皇明宗室”、“衡王图书”等。
2009秋季北京万隆艺术品拍卖会上，上拍了一套唐代杨叔茂着《地理秘诀》十册明代抄本，此书黑格绵纸精抄，内有大量朱、墨笔批点，并有钤印“衡王图书”。
山东青州驼山顶之昊天宫有嘉靖年间所立石碑一通，碑首“昊天宫”三字行书，右款“乐善子”，为朱佑楎的号，下亦镌印“皇明宗室”、“衡王图书”。
同一方“衡王图书”印，在朱佑楎其所习书法、所读书籍、所题碑刻上均有使用。
再比如，民国的“合昌图书”“竺和兴图书”等，为典型的商号用印，明显与图书、书画的收藏无关。
由此可以推断，此类“图书”印不是简单地作“图书专用印”或“收藏类用印”之用，笔者认为它应是印章的另一个别称。
“图书”一词最早见于《史记·萧相国世家》，刘邦攻入咸阳时，“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萧）何为丞相……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这里的“图书”指的是地图和文书档案。我们进一步探求“图书”一词的渊源，可追溯到《周易·系辞上》记载的“河出图、洛出书”上来，它反映了图画和文字的密切关系，虽然是神话传说，但却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字起源于图画。
再看看辞书上“图书”条目的相关解释：
1.《辞源》〔[3]〕314：①地图与书籍。②指河图洛书。③俗称印章为图书。
2.《辞海》〔[4]〕2194：①指地图和法令、户籍等文书。②书籍期刊画册图片等出版物的总称。③谓河图洛书。④私章。
3.《汉语大词典》〔[5]〕4073：①书籍。②图籍。指疆域版图与户籍等簿册。③指河图洛书。语出《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④犹图谶。⑤画册。⑥图章。
4.《现代汉语词典》〔[6]〕1379：①túshū 图片和书刊，一般指书籍。②túshu〈口〉指图章。
可见，“图书”常见释义指书籍，由古至今，词义稳定，长幼皆知。在古汉语中，“图书”又指疆域版图与户籍簿册。
除了通常词义，“图书”还有一个释义，即在口语中指印章，俗称图章，专指私印，此时“书”读音为轻声。
古代印章作为文明的表征，曾广布欧亚大陆。只是随着时代的承续与变迁，唯有中国的印章一直延续到现在。据考证，中国古代印章起源于商周，已有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在春秋中期，印章已应用于社会活动中。
东汉时蔡伦发明造纸术，到了隋唐发展快速，到了宋代，造纸成本大大降低，印刷术也有了极大进步。纸张的普遍使用，人们无需再用昂贵的缣帛和笨重的简牍，印章的使用方式也随之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原来用于封缄简牍的封泥，南北朝后期已转为印章着红色或黑色钤于纸上，进入钤朱时代，印章的尺寸也由小趋大。
随着历史文明的发展，印章在各个朝代的称谓各不相同。先秦前，玺、印是一物，无等级差别；秦统一后，只有皇帝印才可称“玺”，官吏及一般人称“印”；汉代时，印称“印信”和“印章”，唐以后称“记”或“朱记”，北宋又称“图书”，南宋称“合同”，元代又称“押”，明清有称“关防”等等。这些统称为“印”或“印章”。
二、唐以来历代“图书”印章例举
现将收集到的唐以来历代“图书”印章例举如下，从中我们可以系统地看到印章上“图书”一词的使用渊源和历史。
1.唐代
“渤海图书”“武威习御图书”“彭城蕴中图书”，均铜质。（图1—图3）
（1）“渤海图书”[②]印面长、宽各为3.6厘米，呈正方形，书体为唐代流行的小篆朱文。1984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清理河南偃师杏园村两座唐墓，其中葬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的李存墓出土了一方铜印及印匣盒，印文为“渤海图书”，同墓出土墓主人的墓志，其墓志盖阴刻“唐故渤海李参卿墓铭”，“渤海”是墓主的郡望或籍贯。这是目前所见出土最早的一枚图书印章。
图1-1：渤海图书 印蜕
图1-2：渤海图书 印面
图1-3：渤海图书 印盒
（2）“武威习御图书” [③]印，1973年洛阳老城北铁路医院附近唐墓葬出土了一方篆书朱文印“武威习御图书”，此印出土带贮印匣盒等同代遗物。铜印置于一铜匣盒内。印体作长方形,长4.3厘米，宽3.8厘米，高2.8厘米。印文“武威”为地名,为印主人的祖籍或郡望，当指今甘肃武威；“习御”，姓名，即姓习名御。也不排除“习御”为“字”的可能性。此印有名字而无记载可考，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考证。
图2：武威习御图书 印蜕
有墓志明确纪年的“渤海图书”印印匣，为没有明确纪年的“武威习御图书”印及印匣的断代和定性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使我们对传世唐私印的鉴定有了可靠的依据和清晰的标尺。
（3）“彭城蕴中图书” [④]印，长3.6厘米，宽3.1厘米，高3.3厘米。此印数年前出自湖南洞庭湖一带，传为采砂者拾获，后被藏家收得。印文中的“彭城”乃刘氏郡望地名，今徐州；“蕴中”为刘允章的字。刘允章，晚唐官员，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礼部侍郎〔[7]〕。
图3-1：彭城蕴中图书 印蜕
图3-2：彭城蕴中图书 印面
图3-3：彭城蕴中图书 印纽
2.五代
“渤海智远图书”“南阳县图书”“陈留宫容图书”“汝南德脵图书”“黎氏图书”（图4—图6、图8—图9）[⑤]“天水道人图书”（图7） [⑥]，均铜质。
图4-1：陈留宫容图书 印面
图4-2： 陈留宫容图书 印纽
图5-1：汝南德脵图书 印蜕
图5-2：汝南德脵图书 印面
图5-3：汝南德脵图书 印纽
图6-1：黎氏图书 印蜕
图6-2：黎氏图书 印面
图6-3：黎氏图书 印纽
图7：天水道人图书
“渤海智远图书”，为2019年9月“盛世收藏”微信群拍卖品，长4.04厘米，宽3.41厘米，高3.22厘米，重约55.3克。“渤海”为印主人的祖籍或郡望，“智远”为其字。
图8-1：渤海智远图书 印蜕
图8-2：渤海智远图书 印面
图8-3：渤海智远图书 印纽
“南阳县图书”为官印。
图9-1：南阳县图书 印面
图9-2：南阳县图书 印纽
3.宋代
“上明图书”（图10）[⑦]“吴氏图书”（图11）[⑧]“京兆智远图书”“允中图书”“德桀图书”（图12—图14）[⑨]“图书”（图15）[⑩]，均铜质。
图10：上明图书 印蜕
图11：吴氏图书
图12：京兆智远图书
图13：允中图书
图14：德桀图书
图15-1：图书 印蜕
图15-2：图书 印面
王羲之《奉橘帖》上有北宋驸马李玮的“李玮图书”印迹（图16）。
图16：李玮图书 印迹
米芾也曾记载见到“图书”印使用的遗迹：“王右军《十七帖》、世南《枕卧帖》、《十斗九帖》、褚遂良《奉书宁帖》上有‘褚氏图书’印，致功精绝，毫发干浓毕备”。还见到孙过庭《千字文》上“王氏图书”四字印，“随圈四转，其异制也，在如上” [11]。只是我们未见到印蜕和实物，也未见记载印章为何人所用。
4.辽金
“杨记图书”，铜质。（图17）[12]
图17：杨记图书 印面
5.元代
“归远图书”（图18）[13]“万金图书”（图19）[14]，均铜质。
图18：归远图书 印蜕
图19-1：万金图书 印面
图19-2：万金图书 印纽
元人王冕治印“竹斋图书”、赵雍治印“天水图书”（图20—图21）[15]，均石质。
图20：竹斋图书 印蜕
图21：印蜕天水图书 印蜕
6.明代
“鲁府图书”（图22）[16]，莱州石质；“衡王图书”（图23），寿山石质；“晋府图书”（图24）。
“鲁府图书”，明初鲁荒王朱檀用印。
图22：鲁府图书
“衡王图书”，为明代藩王用印,印主是明宪宗朱见深的第七子朱佑楎。我国金元至明清，官印俱以五行及千字文编号。该印印身一侧阴刻“天字第廿八”，编号为千字文的首字“天”，可见此印为编号管理的官印，系朝廷所颁制。
图23-1：衡王图书
图23-2：衡王图书 印石
“晋府图书”，为明代晋王用印，印主是朱元璋第三子朱棡（明成祖朱棣之兄），朱棡博雅好古，收藏甚富，现存唐玄宗李隆基唯一墨迹《鹡鸰颂》卷首有此印。
图24：晋府图书 印蜕
7.清代
“宦邻尚褧莱石兄弟图书”（图25）[17]，石质；“茗柯图书”（图26）[18]，石质；
图25：宦邻尚褧莱石兄弟图书 印蜕
图26：茗柯图书 印蜕 （黄牧甫作）
“祥顺图书”“得源图书”“长发图书”（图27—图29）[19]，均牛角质。
图27：祥顺图书 印面
图28：得源图书 印面
图29：长发图书
8.民国
“合昌图书”“荫庭图书”“竺和兴图书”（图30—图32）[20]，均木质。
图30：合昌图书
图31：荫庭图书
图32：竺和兴图书
三、“图书”作“印章”释义的递变推测
唐宋以来“图书”始作印章之义，前人已有很多学者关注到这一有趣现象。最早北宋的张耒在《柯山集》四十《杨克一图书序》提到，他也不知道图书之名怎么来的：“图书之名，予不知其所起；盖古所谓玺，用以为信者……能悉取古今印法尽录其变，谓之《图书谱》。”
后世都穆、陆容、桂馥等学者认为，图书作为印章的称谓，与收藏印有关，应系误称。
1.明代都穆《听雨纪谈》[21]：“前代私印有‘某氏图书’或又作‘某氏图书之记’，惟以识图画书籍，而其它则否。今人私刻印章概以‘图书’呼之，误矣”。
2.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前人于图画书籍皆有印记，曰‘某人图书’。今人以此遂概呼印为‘图书’。正犹碑记、碑铭，本谓刻记铭于碑也，今遂以碑为文章之名，莫之正矣。”
3.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桂馥在《续三十五举》中提到：“朱必信曰：古来止有名印、字印，名字之外，别为图画书籍间所用印，名为图书记者，始于赵宋。金天会十三年，得有宋‘内府图书之印’，此即‘图书’之始，而非古法也。至于称名印概为‘图书’者，乃世俗相承宋人之误也。”〔[8]〕318
4.清代鞠履厚《印文考略》：“古人于图画书籍，皆有印以存识，遂称图书印。故今呼官印仍曰印，呼私印曰图书。”
当代学者也这样认为。
1.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马衡在《谈刻印》里说：“自第二期以后，印仍为普通称谓也。至私印又或称为图书或图章，盖宋代以后，用于收藏图书者，其文即曰‘某某之图书’。一般人不明此原因，以为图书即私印之代名词，沿习成风。”〔[9]〕43
2.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沙孟海在《印章史》中也说：“从鉴藏图书印记而误称印章为图书，由来已久，现在人们口语上还有这样称法。从这一称法而转化的，则有‘图章’、‘图记’，如周亮工《印人传》标题有《敬书家大人自用图章后》、《书钿阁女子图章前》……，通人也所不免。”〔[10]〕16
从朱佑楎“衡王图书”一印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都穆“惟以识图画书籍，而其它则否”一说显然有失偏颇。至于“图书”作印章之义是否“古法”，大可不必追究。不过，桂馥若说印章俗称图书始于赵宋“内府图书之印”，倒是不确切。在它之前，早有“秘阁图书”印，是宋代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的；“内府图书之印”是北宋徽宗赵佶的一方印。
其实，更早在唐代时已有“图书”印章。记述唐代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史书《唐会要》曾记载：“长庆三年四月，秘书少监[22]李随奏，当省请置秘书阁图书印一面，伏以当省御书正本。开元、天宝以前，并有小印印逢，字兵难以来，书印失坠。今所写经史，都无记验，伏请铸造。敕旨，依奏。”〔[11]〕1124
结合唐代李存墓出土“渤海图书”和洛阳铁路医院唐墓出土“武威习御图书”两个实例来看，印学史上“图书”印的专称至少可以上推到唐代。
前面例举的三枚唐代“图书”印章，是目前仅能见到的五代之前的“图书”印章。据记载，其均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才出土的。桂馥、马衡等人都没有看到实物和研究文章，故其说不完备、有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说是否误称，着实也追究不清。说误称也罢，“图书”作为印章之名还是被沿用下来，但能沿用一千年，说明还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当普遍使用时，人们把一般印章都称之为“图书”，反倒失去了“图书”其原来的专属性，其功能更大了。
四、唐以来文献数据中“图书”的印章词义
基于历史文化原因，我们翻阅《全唐诗》《全宋词》，其中的“图书”大都义为书籍；但纵观唐以来的印谱、印学专著、笔记手札、文学作品、言事制度以及文房用品等，发现“图书”的义项多指印章或图章印记，多用于口语俗称。“图书”义项的扩展延伸，既是唐宋以来社会生活的一个鲜明印记，也是语词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些文献资料，与本文第二部分所举印例恰好得以相互印证。
（一）古印谱
印谱书名曰“图书”。
1.北宋杨克一着《图书谱》(又名《集古印格》)。
2.元初谢有源篆刻作品集《有源图书卷》[23]。
3.元末叶景修着《汉唐篆刻图书韵释》。
4.明末释自彦辑古玺印《图书府》印谱（图33）[24]。
图33：《图书府》印谱
（二）笔记手札
笔记手札是文人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的随手记录，宋元以来有多种笔记手札传世，“图书”一词亦常用到，真实可信。
1.元末陈基致钱逵的手札：“欲求篆一图书及两扁图书，乞分付卢小山家一刻。”
2.明初刘绩的笔记《霏雪录》：“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王冕）始也。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
3.明代郎瑛的笔记《七修类稿》：“图书，古人皆以铜铸，至元末，会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
4.明代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印章今俗呼为图书，此缙绅学士所不能无者，顾刻者，易言之，此佣刻耳。要非人品高旷，博学精诸家篆法，不能刻而佳也。”
（三）文学作品
古时，书面语和日常口语是相互分离的。写在纸上的是文言文，而在日常生活的口语交流中，人们说的话无论从用词用字上，还是从语法上，都与书面的文言文有着很大的区别。比如明清时期的《水浒传》、《金瓶梅》、《三言两拍》等小说用的是白话，唐传奇、《聊斋志异》等用的是文言。
印章是日常生活必需之物，故“图书”的印章之义一词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尤其是白话小说中屡有出现〔[12]〕，频见于稗官野史，超过了“书籍”之义，有后来居上之势。“图书”泛滥开去。
1.明代《水浒全传》
《水浒全传》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主要题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之一。
书中有段故事即是由“图书”引起的，主角是排在第66位的金大坚，绰号玉臂匠，擅长刻章，负责制造兵符印信。金大坚在《水浒全传》出场时有一首赞诗：“凤篆龙章信手生，雕镌印信更分明。人称玉臂非虚誉，艺苑驰声第一名。”《水浒全传》中出现“图书”的原文如：
晁盖道：“书有他写便好了，也须要使个图书印记。”吴学究又道：“小生再有个相识，亦思量在肚里了。这人也是中原一绝，见在济州城里居住。本身姓金，双名大坚，开得好石碑文，剔得好图书玉石印记，亦会棒打。因为他雕得好玉石，人都称他做玉臂匠。”（第三十九回）
吴用说道：“早间戴院长将去的回书，是我一时不仔细，见不到处！使的那个图书不是玉筋篆文‘翰林蔡京’四字，只是这个图书便是教戴宗吃官司！”金大坚便道：“小弟每每见蔡太师书缄并他的文章都是这样图书。今次雕得无纤毫差错，如何有破绽？”吴学究道：“你众位不知。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师儿子，如何父写书与儿子却使个讳字图书？（第四十回）
此外，书中第四十七回还有两处提到“图书”一词，均为印章的别称。此不赘述。
2.明代《金瓶梅》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长篇白话世情小说,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故事为引子。书中有两处用到“图书”，也是图章、印章之义：
原来蔡京儿子蔡攸，也是宠臣，见为祥和殿学士兼礼部尚书、提点太乙宫使。……蔡攸道：“你去到天汉桥边北高坡大门楼处，问声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讳邦彦的你李爷，谁是不知道！也罢，我这里还差个人同你去。”即令祗候官呈过一缄，使了图书，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见李爷，如此替他说。（第十八回）
西门庆看毕，即令陈敬济书房内取出人事来，同温秀才封了，将书誊写锦笺，弥封停当，印了图书。另外又封五两白银与下书人王玉，不在话下。（第十七回）
3.清初《醒世姻缘传》
《醒世姻缘传》是继《金瓶梅》之后的又一部以一个家庭为描写中心的长篇白话小说，以明代前期为背景，写了一个两世姻缘、轮回报应的故事。第七十九回中，妒妇童寄姐作贱丈夫狄希陈，打他扭他，用针扎、用嘴咬，仍然不解恨，更想出了一则匪夷所思的毒计，她“把狄希陈的阳物每日将自己戴的根寿字簪子，当了图书，用墨抹了，印在阳物上。每日清早使印，临晚睡觉，仔细验明，不致磨擦，方才安静无事，如磨擦掉了，必定非刑拷打”。句中“图书”和“使印”对应，“图书”即图章、印章。用“寿字簪子”当“图书”，印在阳具上，实是古今奇谈。
4.清代《桃花扇》
《桃花扇》所写的是明代末年发生在南京的故事。“朝宗遵命，即着人秉烛磨墨，拊笺挥毫，在史公前将回书一挥而就，封了口面，用了图书，分付外班，打发下书人而去。”
5.清代《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的故事从元末明初写起，一直写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前后约248年，前后历经一个朝代的兴衰。第二十一回：“要费先生的心，刻两方图书。”很明显，此处“图书”指印章。
6.晚清《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由30多个相对独立的官场故事联缀起来，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下至佐杂小吏等。书中有两处用了“图书”：
先到船上请示失去的搬指、烟壶是什么样子，听说有一百五十块现洋钱，有无图书。文七爷说：“洋钱全是鼎记拿来的，一律是本庄图章。”齐巧身边还有一块，就拿出来给他们看，好拿着比样子去找。（第十三回）
如今这人身上还藏着两块儿角钱，可惜图章不大清楚，辨认不出。小的想求大老爷把鲁总爷在这贼身上搜出来的十五块钱要了来查对查对。这贼还有两元二角钱输给本船掌舵的徐得胜，小的意思，亦想求大老爷拿片子把这徐得胜要了来，看看图书对不对。（第十五回）
7.晚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描写的是1884年中法之战到1904年前后20年间，社会上的种种怪现状。书中的“图书”即表印章。第四十五回，写当时盐商购买字画，丑态百出：“见了东西，也不问真假，先要有名人图书没有；也不问这名人图书的真假，只要有了两方图书，便连字画也是真的了。”第四十八回还提到“图书”的做旧之法：“你盖了图书之后，在图书上铺上一层顶薄的桑皮纸，在纸上撒点石膏粉，叫裁缝拿熨斗来熨上几熨，那印色油自然都干枯了，便是旧的。”
（四）言事制度
明代有“银印密疏”制度〔[13]〕。由于需要制度化、效率化的秘密言事管道，嘉靖帝极力推行“银印密疏”的议政方式，即皇帝赐予阁臣银印，用于回奏皇帝密谕提问、或上奏有关朝政要务的密疏，“其数有二，其文有八，随人品题，虽事责效”。比如，嘉靖帝曾分别赐给内阁大学士杨一清、张璁、翟銮以及礼部尚书桂萼各两枚银印章，印文分别是“耆德忠正”“绳愆纠违”、“忠良贞一”“绳愆弼违”、“清谨学士”“绳愆辅德”和“忠诚静慎”“绳愆匡违”。并对银印的使用方法、秘密档的书写格式，均作出了严格规定。嘉靖帝在给杨一清的回谕中讲了使用方法：“今以银图书二枚，凡讲学政事，问于卿者，以‘耆德忠正’印封；若或朝政有差，忠言未纳，用舍倒置，诸凡利于小民，关于朕德及政事之缺者，以‘绳愆纠违’印封。”嘉靖帝还告知杨一清书写格式，并委托杨秘密转告张、桂、翟三人：“兹今所赐卿等四人封疏印记，又征验其真。凡所上密疏，可于幅后小书某字号，自一至若干，庶上下方知亲见……今编四字，仍劳卿密说他三臣，已见朕意。卿用‘持’字，璁用‘忠’字，萼用‘秉’字，銮用‘正’字。”
“银印密疏”制度在明代短篇白话小说《三刻拍案惊奇》中即有体现：“三年，圣上三赐银图书：曰‘含弘贞静’；曰‘谦谦斋’；曰‘后天下乐’。”
清代朱象贤在《印典》〔[14]〕165中也有两处记载：“万历间，以少师张居正乞归葬，范银为图书赐之，俾驰传密封言事，文曰‘帝赉忠良’。”“明宪宗赐方士李孜省银图书二，曰‘妙悟通玄’、‘忠贞和直’，得密封言事。”
这些御赐的银图书，虽有一定的权力象征，或作为“有闻入告”征信之凭，或用于封缄文书密奏、向皇帝进谏，仍有别于官印，其实质还应是私印。
（五）文房用品
1.印章石
清代画家谢坤曾评论：“图书之石，青田县所产称最。”至今青田人称青田石仍为“图书石”，与青田石有关的事物均冠以“图书”二字，诸如称石矿为“图书洞”，称雕石为“刻图书”等等，相沿成习。
2.印章盒
图书府。（图34）[25]
“图书府”为印章盒的代称，“图书”指印章。2013年6月，有藏友购得一个铜质“图书府”，内装晚清刘凤山（号铁生）刻制的印章十三枚，材质分别为牛角、水晶、寿山石，内容包括人名、吉语、闲章等。
图34：铜质 图书府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图书”有多个义项，“书籍”之义同见同感，“疆域版图”之义也为人们熟知，唯有“印章”的义项，可能是现在的读者平时最不习见的一种，而这不常见的一部分，恰恰可以从器物、风俗、文献等层面还原唐宋以来世人的生活景象，以其通俗易懂而在市民用语中获得普遍应用。这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也可以看出古今词义的异同和发展，证明了“图书”语词内涵的丰富性。周晓陆先生在《考古印史》中也认为：“‘图书’之称始见于唐代，有研究者推测为鉴藏图画书籍用印，但是可能‘图书’单指印章而已，并非鉴藏图画书籍用印。”〔[15]〕198
而且，从五代的“南阳县图书”、明代的“衡王图书”等官印来看，“图书”在当时印章上也并非单用于私印，官印也偶尔在使用。
“图书”作印章之义是何时消失的？不知谁能说得清。我的书法篆刻老师崔陟先生，七十年代在北京的院子里遇到恽宝惠老先生，恽先生是常州人，北洋政府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后任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他听崔陟说“喜爱篆刻”时，问“可是图书？”崔陟点头称是。另据《民间藏历代押印图录》的作者汪自力先生讲，小时候当邮政寄递取件时，他的奶奶（徽州人）让他拿着图书跑下楼去取；2000年奶奶100岁时还这么说。可见，在近现代吴语区的口语中，老派人还常将印章称之为“图书”。《上海话大词典》等方言词典有此条目解释〔[16]〕17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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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见孙慰祖《历代玺印断代标准品图鉴》，吉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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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植育东先生提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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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见米芾《宝章待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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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见《丛翠堂藏黄牧甫印存》，西泠印社出版社，2017年版，第63页。
[19]太原晋兴魁提供图片。
[20]太原晋兴魁提供图片。
[21]都穆，明代大臣、金石学家、藏书家。字玄敬，一作元敬。《听雨纪谈》成书于成化二十三年，内容广泛，涉及理学、释道、书籍、石刻、语言、丧祭、虫鱼花木、姓名字画等，有考证、有议论。
[22]唐代官制中，掌经籍图书的秘书省设秘书监一人，从三品；秘书少监二人，从四品上；秘书丞一人，从五品上。
[23]《皇元风雅》（高丽覆元刻本）有李伯宗的《题有源图书卷后》诗一首：“官章文学范相同，摹印书并篆刻工。犹是古人传信息，雕虫元不在杨雄。”
[24]见陈振濂《中国印谱史图典》第74页。《图书府》印谱凡例：“印章即图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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