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张均：“短20世纪”与“当代文学”

编者按：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与变化”笔谈系列

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一直是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当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也一直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关于1990年代之前的文学史分期问题，研究者有基本的“共识”，但涉及1990年代及其后续的文学史分期问题，却仍处于“探讨”阶段。有鉴于此，2020年10月9日—10日，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中国现代文学馆、广州大学、沈阳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在长春举行“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与变化”研讨会，就当代文学的新变与分期就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并最终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与变化’笔谈”的系列文章形式刊发于《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上。文艺批评将陆续推送该笔谈的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张均老师的《“短20世纪”与“当代文学”》文章从“变”/“不变”的观察角度出发认为以“变”为旨的叛逆性的当代文学始于1917年新文学运动而终结于1990年代前期，这70余年时间与霍布鲍姆斯所论“短20世纪”大为接近，其以关注弱者，藉叙事而求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的革命本质为其整体精神底色。90年代当代文学的终结既是中产阶级崛起的产物又是在“告别革命”的大势之下的必然。当代文学的起源与下限的确立是不同观察角度的阐释框架的叙述，又是种种价值判断争锋的结果，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文学发展与变化中的问题空间。

本文原载于《文艺争鸣》期刊2021年第2期的史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与变化”笔谈】专栏，感谢《文艺争鸣》期刊和张均老师授权转载！

张均

“短20世纪”与“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史的下限问题，以我的理解，实际上是要为当代文学 70 年寻找一个时间节点，一个结束与开端的文学史时刻。显然，这一寻找注定与特定的文学史话语体系相关联，并会因此而呈现出差异性的结果。就我自己而言，我愿意把这个时间节点放在 1990 年代前期。当时有两部小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一是《活着》。两部小说共享了一个名字：“活着”。何谓“活着”？即放下桀骜不驯的灵魂，不“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活着”，开始驯从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秩序。两部“活着”小说的出现，可谓一个意味深长的“静悄悄的变化”。实际上，这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中产阶层重新崛起的结果。从中外历史上看，中产阶层都是“社会矛盾的妥协性、平衡性的力量”，“他们深知自己的福利在于一个繁荣和健康的城市社会”，故当“破坏性的暴力”出现之时，中产阶层“必然是不支持任何对社会本身的过激行为”。(1) 而所谓“桀骜不驯的灵魂”，恰是中产阶层不大亲近甚至颇感抵触的对象。中产阶层的崛起，将当代文学 70 年划分为前后两截。前半截是立足于弱势阶层的以“变”为旨的文学，后半截是以中产及以上阶层为本位的以“不变”为旨的文学。当代文学如需寻找一个下限，那么 1990 年前期作为一个粗略的时间节点，或可参考。

不过，“变”的文学结束于1990年代前期，其开端却并不在1949年这一天翻地覆的政治时刻。溯其开端，则要上推到1917年新文学运动肇启之时。从1917年到1990年代前期，这70余年时间，正与霍布斯鲍姆所论“短20世纪”大致接近。霍氏以欧洲历史为据，将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这一“极端的年代”称为“短20世纪”。国内学者汪晖也借用此概念讨论现代中国史，不过汪晖更强调革命对于相似历史时期的支配性作用：“真正在20世纪与19世纪划出清晰分界的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内外条件所孕育的革命——革命的内容、革命的主体、革命的目标、革命的形式，革命得以发生并持久化的区域、革命对于世界格局的改变。”(2) 显然，若以革命为标识，中国文学同样存在“短20世纪”，因为“革命”本质上就是针对旧的“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 , 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3)，所谓“变”的文学，正以此根本性变革为旨归。其实，“五四”之后的新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八十年代文学”，虽以“重写文学史”眼光观之其立场之异、正义诉求之别极为触目，但置诸更大的文学史视野，它们本质上皆属立足于弱势阶层（不同时期、不同作家对于“弱势”之理解差异颇大）的“变”的文学。对此，安敏成指出：“（现代）中国人对现实主义的偏爱，部分由于它对中国社会中'别人’的关注，在历史上这些'别人’被剥夺了发言的权力。将这个被忽略的群体纳入到严肃文学的视野里，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十分重要的。”(4)可见，对于“别人”（弱者）的关注、藉叙事而求“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短20世纪”中国文学普遍特征。当然，这并非说其间无偏离弱者立场、淡漠于正义召唤的文字，而是说其整体精神底色如此。

《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池莉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活着》

余华

作家出版社

2012

新文学以挑战旧的文化秩序为旨，鲁迅、郭沫若、巴金等少受严复、梁启超影响，将国势疲弱、民族命运陆沉之因归于文化，誓将以写作荡涤旧的文化与思想。他们希望“以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刺激大家，感动大家，因而使大家恍然大悟。”(5) 于是，他们策略性地“遗漏”传统社会中诸种幸福事实，而有意遴选其中各种颓败的人生故事，并以“礼教吃人”之因果机制将此类故事戏剧化、普遍化。经新文学30年，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为“被建构的传统”，终于在大众意识中大幅丧失存在合法性。批判、改造传统文化，既是文学的文化实践，更往往演变为现实的社会实践。不过，这一集中于、局限于文化层面的“变”，并不为更激进也对身边民众有更多“不忍之心”的革命文人所认可。从 1920 年代末“革命文学”开始，尤其是从 1942 年延安《讲话》开始，革命文人念念不能忘怀现实中大面积的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显然，对于闰土、杨白劳一类低层人物，启蒙式文化批判又能于他们的现实困境有几分助益？于是，从解放区文学到社会主义文学，作家遂弃文化改良而求政治经济制度之根本变革。更具现实解释力的马克思主义遂成作家遴选“可以叙述之事”的策略。周立波、梁斌、梁信等选择性地呈现民国时代的制度性悲剧，并以压迫 / 反抗之因果机制贯彻其中，强力挑战此前新文学不曾深入其中的以权力、金钱优势为根基的精英政治。这种桀骜不驯的文学，前所未有地反叛此前“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 并事实上参与了现实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虽然进入 1960 年代以后，这种反叛文学终究丧失自我挑战的勇气，但它的不驯从于精英政治及其文化的底色仍持续了相当时间。“八十年代文学”则可谓是新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合体：它既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视野中反思传统文化，也在比较节制的意义上批判刚刚过去的政治与政策。不过，1980 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第三代诗歌”，却以猛烈无加的后现代主义矛戈猛击革命与启蒙。它们终于造成了“短20世纪”文学的全线瓦解，但自身亦因为解构而解构、为反抗而反抗而成为文学转型时代的过渡品。

以“变”为旨的叛逆性的“短 20 世纪”文学，在1990年代前期基本画上了句号。虽然此后文坛上还出现了“新左翼文学”“新伤痕文学”等倡导，但“告别革命”的大势已难逆转。此为百年文学之大变局。从当代文学 70 年看，当然也是前后两截、迥然相异的分野。19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的文学，分两脉向前发展。一脉退守个人生活，以私人化“小历史”为对象，在伤感与凝视中逐渐稳定为中产阶层的日常生活美学。另一脉则与市场共谋，造就其势如潮的大众文化。其实也是当代青年文化的主流。戴锦华曾叹息说“：我和更年轻的一代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是我表现得很幼稚，而他们表现得很成熟。所谓的幼稚和成熟就表现在我们对既存现实、秩序的不同态度上。他们会认为当然如此，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或者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讨论改变有意义吗？”(6) 当然，置诸古今之变视野中，如此转型也可说是恢复常态：唐宋之际的诗词，又何尝不是中产阶层的日常诗学？宋明以后的小说、戏曲，又何尝不是大众有关权力与金钱的欲望想象？比较起来，从鲁迅到柳青，那种不驯服于现实、藐视金钱与权势的写作，倒更像文学史的另类。

以“变”/“不变”、驯服 / 不驯服之别，可以认识“短20世纪”中国文学，也可为当代文学划出适当时间节点。不过，这究竟只是一种观察角度。若从其他角度着眼，自可有更多合理理解。比如，若以晚清至“五四”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所谓“短 20 世纪”文学和当前文学，就都只能是与古典相对的“现代文学”，若从文学由“内循环”向“外循环”的转移观之，加入世贸组织（2001）以后的中国文学，较之此前主要限于一国之内的文学，无疑更近于“世界文学”。因此，兼取不同阐释框架以观之，可更见当代文学发展与变化中的问题空间。

本文原载于《文艺争鸣》期刊2021年第2期的史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与变化”笔谈】专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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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岗《：醉谈风雨六十年：三醉人对话录》，大山文化出版社，2010 年版，第 84-85 页。

（2）汪晖《：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年版，第 30 页。

（3）［美］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 241 页。

（4）［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8 页。

（5）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改革》，《傅斯年文集》，第 1 卷，中华书局，2017 年版，第 273 页。

（6）戴锦华《：我不想向年轻人的年代投降》，http://jiliuwang. net/archives/7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