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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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甯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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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题]:作为一个赤峰人，对红山肯定不陌生。但是，您真的了解红山吗？
九女之峰
在这里，还是先讲一个古老的传说故事吧！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红山并不是红色，而是一座熠熠发光、五颜六色的山峰，每当彩霞夕照之时更是瑞气千条。在这座山的山脚下，还有偌大的一片金湖直抵天边，湖面平静，宛如仙境。有这么一天，西王母的九个女儿久居天宫瑶池，倍感寂寞，思凡心切，便偷偷地溜出南天门，踏着祥云，来到这座五颜六色的山脚下。她们解下罗裙，纵身跃入碧波之中。顿时，水面上绽开朵朵白莲。
当王母娘娘知道自己的九个女儿私下凡间后，生气了，严令她们速回天廷庭。这九个仙女接到太白金星的传旨后也非常的着急，因为此时已是午后时分，情知不妙。在众仙女们即将返回天宫的一刹那，突然乌云滚滚，电闪雷鸣，一群天兵天将从天而降。原来是玉皇大帝降旨，将九个仙女贬在凡间，化为山峰，永不许返回天宫。太白金星见此情景，只好含泪惜别。顿时，天雷炸裂，暴雨如注，整整地下了九天九夜。雨过天晴之后，九位美艳的仙女已化作九座山峰。又因她们在慌乱之中打翻了各自的梳妆盒，撒出了大量的胭脂，这九座山峰通体红色。
时至今日，在赤峰一带仍流传着：“红山九个头，英金水倒流”的民谣。据说，这是因为雷击过猛，导致金湖的水倒流回溯，绕山麓回环，再曲曲折折东流归入老哈河。实际上，关于红山的传说还有很多。但这些故事无论如何传又如何说，总也离不开其独有的特点，那就是九座红色的山峰。那么，这座让赤峰人引以为傲的山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什么是红山而不是黑山或黄山抑或是土山呢？
大约在七千万年以前，中国大陆曾经有过一次非常剧烈的地质运动，史称“燕山运动”。在这一地理历史时期，火山喷发，高山隆起，沧海桑田。可以想象，在那样一个遥远的年代，有一股炽烈的岩浆突然从地层深处窜出。由于这股岩浆比较粘稠，呈缓慢状爆发，因而形成了如花朵似的九座山峰。如是，我们眼前的这座红山诞生了。红山的花岗岩主要由钾长石、石英、黑云母等矿物构成，其中以钾长石居多，而钾长石是肉红色的，所以红山是红色的。每当雨后或朝霞夕阳之时，整座红山如冲天烈焰，十分壮观。
红色之城
红山，坐落于赤峰市区东北约6公里处，英金河畔，主峰海拔746米（一说665米），方圆10平方公里（一说4平方公里）。山势南陡北缓，西陡东缓。红山的奇在于平平展展的赤峰盆地上突然冒出一座火红的山峰，壁立如削，神奇伟岸，如同一个大大的盆景，天造地设般的地摆放于天地之间。
大约在5000年以前，红山迎来了她的第一批居民，姑且称其为“红山人”吧。他们在山上披荆斩棘，建村立寨，开创了一个大文明时代。到了公元前2700年左右，可能是因为气候等原因吧，红山人走了，很快由另一批人填补了空白。这批后来者们也开创了一个文明时代，称作“夏家店上层文化”，姑且称其为“夏家店人”吧。战国后期，在现赤峰的东部地区出现了一个游牧民族，以其民族的圣山“乌桓山”取名“乌桓”。有专家认为，“乌桓”即“红山”之意。西汉时期，乌桓人南迁到老哈河流域，仍将“红山”奉为圣山，史称“赤山乌桓”。如果这种说法正确，这应当是在中国历史文献中首次出现与红山有关的记载。从此，这座小山便又消失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之中了。
大辽契丹立国之前，“红山”仍是名不见经传。直到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出使大辽契丹途经赤峰地区后，在其著作中留下了一句“阴凉河东流东迎小石山”的记载。在这里，“阴凉河”应当就是锡伯河，因此有人认为“小石山”即指红山。元代时，红山被称为“赤山”或“火石崖”，在蒙古弘吉剌部贵族唆鲁火都的封地之内。到了清代，红山被称为“乌兰哈达”，虽为蒙古语，也是“红山”之意，归属于翁牛特右翼旗。公元1689年，康熙巡视塞外，驻跸“乌兰哈达”，这是“乌兰哈达”第一次见诸文献。
公元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阴历四月，清代诗人李调元途经赤峰，在《出口程记》中曾这样描写红山：“紫峭削壁，如霓如云，返照壁间，棱角愈见。”而且，当时的乌兰哈达集已是“市宽广，人民繁庶”。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孙廷弼上任赤峰县知事（县长），主持纂修了《赤峰县志略》。在这本书中，对红山也有描述：“其山势突兀，岩石秀润，尤为赤属群山之冠。山下有龙王庙一座。每当夏令，士人恒携拑酒往游焉。”在《赤峰县志略》的“绪言”中，还有这样一段话：“赤峰，在清雍正以前，均系蒙古人种。自乾隆十三年（指公元1748年）设治以还，因蒙民不尚耕作，专以畜牧为主。土地沃饶之区，由蒙旗王公自行招佃垦种。每开地一段，年仅纳租制钱一贯。故关内汉人闻风移来，佃耕者络绎不绝。其中以鲁人（指山东人）占最多数，燕人（指河北人）次之，间有少数回民。甚至为谋生贸易而来者亦多兼事垦耕，居留度岁。继兹而降，佃民麇集，人烟稠密，于蒙古外复加出汉回两族人种。”有史料显示，雍正（公元1723年——公元1735年）年间，红山脚下始有移民集聚居，最初的集镇以地区特征命名，称为“乌兰哈达街”，为蒙古语“红色山峰”之意。公元1734年，首次出现“红山”这个汉语命名；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设“乌兰哈达巡检司”，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改设“乌兰哈达厅”。公元1778年，乌兰哈达厅改称赤峰县，实际上仍保留了“红山”这一称称谓。由此，红山因乌兰哈达街而繁荣，先后有了龙王庙和紫霞阁等建筑。
在红山前坡偏北处有一断崖，崖上㠌有一石碑，人称“木兰碑”，碑文为：“今之红山，即古之鸿雁关也。木兰从征曾居于此，山上遗迹尚有可考者。民国十二年，岁次甲子，余奉简命，以外交部特派热河交涉员，驻节此邦。公务之暇，尝偕林君西赓来游于此，抚今思昔，不禁增感。爰志之，以昭来者。朝阳张秉彝书。”因为此碑，红山曾有“木兰从征曾居于此”的传说。但据贾世谊先生考证，认为这是“从前官僚政客，每到一处，多有寻旧访古之好，偶有发现，或题诗或立碑，牵强附会，附庸风雅，‘以昭来者’。岂不知，倘所云荒谬，难免贻误来者。”
文明之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红山的名气，全赖文化！
红山人走了，夏家店人也不知归处，只将一大堆宝贵的文化遗产无私地赠给了这座火红火红的小山以及她的后来人们。但直到1906年至1935年间，这一远古文化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进而被重视。最初，这些文化遗产被日本考古学者发掘并被命名为“赤峰第一期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同时期，法国人德日进、桑志华以及中国人梁思永等也来到赤峰，进行过大量的考古工作。1954年（一说1955年），我国历史学家尹达出版《新石器时代》一书，内有对这一文化的论述和图片，“红山文化”由此正式得名。
在当时，还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1935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日本现代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博士率领一支由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医学等部门的精英组成的东亚考古学会考察团来到中国。6月9日，这支考察团抵达赤峰，时任日本驻赤峰领事馆代理领事的牟田哲二到赤峰火车站迎接并将考察团安排到赤峰电灯厂下榻，由日籍厂长荒木虎一负责安排食宿。牟田本人也是一个文物爱好者，在赤峰任职期间曾多次考察过红山后遗址。这一次对红山后的发掘工作，也是他一手促成的。所以，考察团到达赤峰后，他便整天与考察团吃住在一起，协助专家们整理发掘笔记，俨然成了考察团的工作人员，与考察团的成员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按照滨田耕作等人事先制定的考古计划，此次考察主要是发掘红山后第一地点的石棺墓地，即现在称之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这一考古地点，对属于史前文化的遗存并没有列入本次的考察内容。1935年6月11日，第一地点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有一个叫岛村孝三郞的考察团成员因为主要负责考察团的总务，没有参加正式发掘工作，而是被派往对面的台地，负责对红山后的青铜时代遗址的调查工作。岛村走遍了红山后所有地方，无意中在第一地点对面山坡上发现有陶片，其中的一些还是彩陶，与他们在大连港发现的彩陶非常相似。因此，他断定这是一处史前遗迹。岛村非常兴奋，立即向滨田耕作做了详细的汇报。滨田耕作看完那些彩陶碎片，立即对遗址现场进行了实地勘查，也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重大考古发现。于是，他决定改变原计划，只留少部分人继续发掘石棺墓，将主要力量改投到对第二地点的红山文化遗址发掘上来。随后，这些日本考古学家先后对七个地点进行发掘，出土了大批红山文化时期的文物，埋藏了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终于重现天日。
1938年，日本人编写的《赤峰红山后》正式出版。
半部大书
据说，在赤峰市博物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半本1938年版的日文《赤峰红山后》。而且，这半部《红山后》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也是颇有故事的。
1935年6月30日，滨田耕作等人结束了在赤峰历时21天的行程，携带着所有的发掘文物返回日本。回到日本后，在滨田耕作和水野清一的主持下，考察团的成员们又对红山后出土文物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写成了《赤峰红山后》一书。这部八开本精装彩印的考古学专著，以30万字和几百幅照片、图表的篇幅，介绍了日本发掘红山文化遗址的经过和收获。滨田耕作为了感谢牟田哲二和荒木虎一对考察团的帮助，特意以刚刚出版的《赤峰红山后》赠之，其中的一本成为日本驻赤峰领事馆的藏书。
转眼间，时间可就来到了1958年。这一年，苏赫先生因筹备建国十年大庆被调到当时的昭乌达盟博物馆筹备处工作，创办了资料室，从民间收购到大量图书和画册。他还曾多次到西横街等地去逛旧书摊，希望能够寻找到一些有价值的日文图书，比如1938年日文版《赤峰红山后》，但一直没能如愿。
1964年冬天的一个礼拜天，苏赫先生又来到当时的鸭子河大坑市场闲逛，竟然在一个卖切糕的小摊前有了发现。他看到在那个小摊的案板上，放着一本展开的大画册。每当有人买切糕的时候，卖切糕的师傅就会从这本画册上撕一张画页垫在切糕底下递给买主。出于好奇，苏赫先生又仔细一看，这原来是一部日文版的考古专著。他又翻开目录，不禁大喜过望——“赤峰红山后”五个日文大字赫然入目。苏赫十分激动，立即与切糕师傅商量，花了两块钱将这本书买下。当他回到博物馆仔细翻检时，发现这本1938年日本版的《赤峰红山后》只剩下三分之二的书页了，但前面和后面的章节得以残存。
有人推测，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驻赤峰领事馆成员仓皇逃离，将《赤峰红山后》遗弃在领事馆内。在那样一段政权真空的时间里，许多赤峰市民涌入日本驻赤峰的军政机关、仓库进行了哄抢。因此，这本《赤峰红山后》和其它他物品一样，流落在了民间。流落到民间的日文图书有的被当成了老百姓的糊墙纸，还有的被折叠成三角形的包装袋，供小商小贩们使用。《赤峰红山后》由于采用铜版纸印刷，纸张又厚又硬，既不能糊墙也不能做包装袋，卖给收废品的又觉得可惜，被保存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因此，如果没有苏赫先生的慧眼发现，这半本稀世巨著将全部化为乌有了。
这就是红山的故事，以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留下的诗句作结吧：“塞上红山映碧池，茅亭望断柳丝丝，临风莫问秋消息，雁不思归花落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