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日记】“气候大会”抑或“气候大战”
【历史回顾·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日记】（之一）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抑或“气候大战”
文/李志青
来源：《复旦》第820期 （2009-12-18）
关于气候环境议题的联合国缔约方第15次大会（COP15）上，来自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或代表将就二氧化碳减排的时间表做出决议。这是一个攸关全球未来发展的大会，也是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调整大会，其结果不仅将改变各国间的利益分配格局，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生死存亡大计。
仅仅在11月26日前，“气候大战”的参与各方还都保持着矜持的身影，躲在各自的堡垒里静观“战局”变化。但就在这一天，美国政府率先拉开了架势，打响了“气候大战”的第一枪，正式宣布了在2005年基础上到2020年减排二氧化碳17%的目标，但这一枪好像有些哑火，了无威力，据WWF测算，此目标只能让美国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5%，与科学研究得出的25%-40%减排要求差距甚远。既然美国政府虚晃一枪，中国政府自然不甘落后，马上予以“还击”，隔天便宣布在2005年基础上到2020年降低40%-45%的国民生产总值“碳密度”，这一招叫做“声东击西”，减排比例超过美国1倍多，既挣了面子，又维护了国家利益。此时，早就在战壕里等得急不可耐的欧盟跳了出来，他们习惯在平原作战，喜欢拿着枪对峙单挑，几年前就宣布其目标是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以上，他们一方面抗议美国出招无力，另一方面对中国是既爱又恨，同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对手单挑，心里极为郁闷。战壕里还有一个大个子叫印度，底气不足，减排目标初步设定为在2005年基础上到2020年降低20%-25%的“碳密度”。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环境议题开始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而直到90年代，气候问题才正式成为国际性的环境议题，此后，国际社会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探索，最终认定了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并判定气候变暖的底线是上升幅度不能超过2度（摄氏2度，华氏3.6度），否则人类生存环境将遭到极大的破坏，出现不可逆的巨大损失。基于这一结论，科学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社会必须在1990年基础上到2050年减排二氧化碳80%，才足以维持气候稳定所需的环境，这意味着到2020年为止的第一阶段里，必须实现的减排目标至少是25%-40%。如果科学分析结果无误的话，哥本哈根“气候大战”实际上首先便是国际社会与人类自身的“大战”，并非以往的人与自然间、人与人之间的大战。气候危机下，我们已经无法再去挑战自然界，更不用提进一步征服自然界了，只有改变人类自身去满足自然界的需要，才能赢得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最后机会。人类曾经经历过的是你死我活的“一战”、“二战”，和大大小小的各场地区战争，经历过的是国家和地区相互之间的利益争夺，却从来没有经历过与自身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争夺利益，而是放弃利益。在日益紧迫的气候危机下，我们需要做的已不仅仅是改变生存方式，比如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更为关键和重要的其实是放弃一些利益。如果说最后国际社会将可能赢得这场“气候大战”的话，那么克服的最大困难和挑战便是如何转变以往的“利益思维”，也就是学会如何在放弃利益中向自然让步，而不是从应对气候变化中向自然攫取更多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哥本哈根大会是一场“大战”，各国都是在为自身而战，但放弃利益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里，谁应放弃利益？放弃多少利益？怎么放弃利益？这些都是重要命题，教科书无法给出答案，只有在实践中解决，而解答这些命题既是这场“气候大战”的结果，又是另一场“气候大战”的开始，争夺到有利的位置将减少自身在“气候大战”中的损失，获得所谓的“气候利益”，哥本哈根大会正是国家间“气候利益”争夺的重要开端。怎么争夺呢？那就是讲道理、拼实力。
讲道理很简单，一种是总体上的算法，谁二氧化碳排放得多，谁就应多减排，另一种是经济学上的边际算法，谁从二氧化碳减排中获益多，谁就应多减排。这两种算法下，“气候大战”的队伍排列非常明显，无论是总量上还是边际上来计算，发达国家都应比发展中国家多减排，所以欧美日三个国家和地区理论上是在一个战壕里的，尽管目前美国仍表现得不尽如人意，甚而与发展中大国拉拉扯扯，但最终它会醒悟，减排对它有诸多实际好处。当然，理论上的算法现实中多数行不通，国际政治还讲究拼实力，也就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权，主导权可以颠倒是非，混淆舆论，也可以利用主导权夹带一些非气候“私货”。比如，近期欧盟借地主之谊，开出一个哥本哈根大会的气候协议草案，规定各国必须在2025年达到排放的顶点，之后逐步下降，这对印度和中国等处于发展上升阶段的国家来讲，根本是不可能接受的。从目前的局面来看，受各种国际因素影响，这场“气候大战”的主导权还没有落到某个国家或者群体手里，因此，做好理论上的研究工作仍然十分必要。就中国而言，研究工作的重点有两个方向，一是在国际上进一步明确减排责任国际分配比例的计算依据，二是在国内细化减排承诺的地区、行业和时间规划，进一步落实各项具体措施，兼顾经济发展与气候应对的关系。归根到底，也就是要彻底弄清楚“气候变化”和“应对气候变化”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
哥本哈根“气候大战”还不止停留在国家层面，参与争夺“气候利益”的还有社会上的诸多行业利益集团。仅从行业角度看，二氧化碳减排的数量关涉到各个行业的未来发展空间，乃至行业的生死存亡，因而，在行业间首先有一个“要不要减排”的争论，其次，减排数量一旦确定，就涉及到承担比例的分配问题，最后是减排的方式之争，究竟是能源结构问题还是能源技术问题。具体到怎么划分行业间的减排责任，目前各国还没有找出很好的办法，也没有真正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其复杂性和难度不亚于在国家间的责任划分。尽管行业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国家利益一致，但“气候大战”的更大复杂性就在于全球化背景下，已经很难把行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等同起来，很多行业利益是跨区域的，它们之间可以跨国遥相呼应，在全球形成“气候大战”的不同阵营。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