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VS深圳：“向前走，莫回头”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深圳和香港的关系这一段时间都是热点。
那么，历史上深圳和香港是一种什么关系？深圳在未来还需要学习香港吗？更犀利一点说，深圳可以完全取代香港吗？
上周，我写了一篇关于广州和深圳的文章《广州VS深圳：辽阔大海中的蛟龙与鲸鱼》，引起较多的线下线上讨论，在今日头条的抱朴财经账号也获得了超过10万的点击量和超过700条的跟帖。今天继续讨论深圳和香港的关系。
最近，我在认真阅读关于袁庚的传记，里面的一些故事和细节让人唏嘘：
当时，袁庚很想突破落后的体制在蛇口做点事情，但总是遭遇来自内部的阻挠或者刁难。比如工业区外有一条7公里的道路快竣工的时候，施工单位故意留了200米不铺沥青路面，雨天的时候泥泞难行。袁庚上门拜访施工单位的处长，处长却上山打猎去了，而且留下话勒索更多财物，把袁庚气得够呛。后来，这位处长被拿下，24小时后，200米的公路就铺上了沥青路面，蛇口工业区通往区外的道路终于通了。
蛇口开发初期
做生意搞建设需要有可以从蛇口经过深圳直拨香港的电话，邮电部门却坚持通讯设施由特区出资建设，但经营管理权属邮电部门，电话费必须由邮电部门收，长途电话和香港通话必须经长途局，不能直拨。袁庚当面和有关部门的处长们沟通，也是无果而终。最后是获高层特批，蛇口才获得电话直拨香港的“特权”。
这些事在如今看来都是荒谬的，上不了台面的，不过，确实真实发生过的。
在蛇口向前突破的阶段，香港商界是袁庚重要的推动力之一。1982年，港商陈惠娟在蛇口投资50万元，开设了全国首家外币购物中心——蛇口购物中心，开业当天销售一空。同年，香港开达实业有限公司掌门人丁熊照的公子丁鹤寿在蛇口开办了凯达玩具厂。
蛇口逐渐从困境中走出来，袁庚渐次破除了很多怀疑，香港商人的大胆助力是“自下而上”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不是唯一因素。在荒山野岭的蛇口砸下真金白银的港商们万万没想到，他们是在协助一位有理想的开拓者推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他们也注定会在史册上留名。
港人与内陆人的汗水混合在一起，中国醒来，而且是以跳跃腾飞的姿态醒来。
李嘉诚、霍英东等一大批香港企业家访问蛇口工业区
1981年，李嘉诚等13名香港商人受邀前去参观蛇口工业区，李嘉诚问能否让港商入股参与蛇口的建设，袁庚很慎重，只说“不敢连累各位”。不过，香港的商业力量、管理经验此后如潮水一般涌向蛇口、深圳、广东。
据2017年6月13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自1985年至2016年底，内陆已审批的外来投资项目中，44.7%与香港有关。来自香港的实际使用金额累计达9137亿美元，占全国总额51.8%。
深圳是首当其冲的受益者，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优势赢得巨大经济发展，但人力和土地成本实在太高。港商把车间迁移到深圳，形成“前店后厂”的模式。
深圳完成了第一次产业转型，即由建筑业和贸易业为支柱产业的经济，转型为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传统轻工业品制造经济。没有香港这个邻居，深圳的第一次产业转型恐怕没那么容易。即使是早期的贸易繁盛，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香港这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国际港来实现的。
港人在蛇口、深圳起步之初，就深深嵌入特区的发展肌理之中，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交流格局。这一阶段，香港在诸多方面遥遥领先，深圳在发力追赶。
1999年，此时距离深圳主政者喊出“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资源、人口和环境）只有六年的时间，深圳已经感到了再次转型升级的迫切性。“前店后厂”的模式在当时实际上已经不能适应深圳的发展。
1999年10月5日，深圳举办了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高交会”），这是深港城市发展的分水岭。
马化腾在高交会上拿到了第一笔风险投资。深圳在高科技领域开始发力，但引起的争议也不小，深圳本来希望和香港协同发展高科技，但是香港忙于应付楼市下跌以及诸多金融危机后遗症，错过了这一次可能的发展机会。此后，香港在金融业和房地业的发展上继续高歌猛进，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可能错过了一个超大的城市发展“风口”。
深圳的资源承载力达到极限，只能从高科技方向“杀出一条血路”，同时，因为深交所以及毗邻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之都的原因，深圳的金融业也获得了先天的发展优势。
2006年，在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汪滔创办了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从香港进入深圳创业、工作的大批精英人士实质上推动了深圳的发展，尤其是在科技、金融方向，香港与深圳的交流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从香港元朗方向眺望深圳
如果说1999年之前，香港给深圳输入的更多是管理经验、资金以及工厂订单的话。1999年之后，香港给深圳输入更多的是人才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很多成果，当然，金融方面的一些业务渠道在深港之间也更加丰富起来。
香港的基础研究水平，香港的大学资源都是深圳望尘莫及的，深圳人在这个阶段说“向香港学习”是真心实意，不带任何扭捏和勉强的。
深港的关系越来越紧密：2007年5月，一个由深港两地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促成的“深港创新圈”落地，目的是汇聚双城创新资源、产业链以及创新系统，形成一个跨城市、高聚集的区域创新体系及产业聚集带。
2010年，深圳再次转型，前海被国家确立为“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财经国家周刊》 在当年9月以《深圳前海：特区中的特区 向香港学习的新试验田》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前海被定义为“不仅仅是经济体制上深圳向香港进一步靠近与接轨的试验区，也是在机制体制上深圳向香港学习的一个缓冲与试验区。作为深圳第二次改革谋篇布局的一个棋子，前海有可能承载30年前蛇口的角色，承担今天突破机制体制壁垒的重担。”
香港之于深圳的意义可见一斑。
从成立蛇口工业区的1979年到深圳已经崭露头角的2010年，风吹浪打的三十年过去了，深圳仍然在学习香港的路上。正是因为这种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深圳才从诸多特区中突围而出，成为一座传奇城市，成为一座对标国际先进城市的科创之都。
然而，深圳有遗憾，蛇口有遗憾。袁庚晚年回忆自己当年拒绝李嘉诚等人入股蛇口的要求，曾言：“如果当时把这一批人搞进来的话，蛇口早就大变样了”。深圳踏浪而来，背后的强大推动力之一就是香港。
即使到了2018年1月，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在广州参加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时，他也在深圳代表团指出，深圳的发展在诸多方面得益于香港，深圳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深港合作史。在新一轮的深港合作中，深圳仍然要学习香港、对标香港。
彼时，深圳在GDP总量上已经连续超过香港、广州，成为中国GDP总量第三城，科创、金融领域大放光芒，但是对于香港在金融业、公共管理、法治、科技基础研究等诸多领域的优势，深圳仍有差距，深圳人对此心知肚明。
中新社香港2018年12月21日的消息显示：截至12月18日，2018年共有209家公司到香港上市，融资总额约2800亿港元，香港市场的新股融资额荣膺全球榜首，其中，新经济公司的新股发行成为主力。
时间来到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开发布，这份纲领性文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等方面作了全面规划。
香港的定位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
深圳的定位是“发挥作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
而且香港的排名在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首，香港的城市地位得到了高度的重视。
后来香港发生了一系列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事件，在这个过程中，深圳收获先行示范区的大礼包，于是各种解读就开始出现。不过，我提醒大家注意：《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23日发布主题为《你好，我的香港朋友！》的博文和漫画，25日又发起“别给所有香港青年打上废青标签”的话题。
8月25日，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深圳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表演讲，中心意思是：深圳要成为“先行示范区”离不开香港！
龙永图说：“'先行示范区’这个决定出来以后，很多人认为是针对香港目前出现的一些情况，认为先行示范区的提出，似乎就是要以深圳替代香港，成为创新中心或者金融中心，我认为这完全是误读和误解。深圳的命运和香港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不要因为今天香港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深圳的机会，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观念”。
龙永图甚至提到：“深圳将来能不能像中央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先行示范区，很多程度取决于香港是不是能够尽快的恢复稳定和团结，大家一定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深圳的发展不可能以其他任何城市的牺牲作为代价。”
香港还有领域哪些领先深圳？别的不说，只提两点，香港作为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短期内是无法撼动的。在今年3月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中，纽约、伦敦、香港位列前三，深圳排名第14位。
香港的高等教育资源也是深圳在短期内难以匹敌的：香港八所大学，其中有三所世界名校——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
40年前，袁庚经常从香港乘船到蛇口，他在蛇口披荆斩棘，他在蛇口劈波斩浪，最后终老于蛇口。一代改革者的奋斗与谢幕，值得后来者怀念。40年来，千千万万的深圳人、香港人通过六个陆路口岸和两个水路口岸织就了双城之间的经贸往来、技术交流、文化交往，深圳之突围与崛起，香港功不可没，如果深圳失去香港的援手，这对于深圳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深港携手向前，深圳的过去和未来都需要一个繁荣稳定的香港。
这对大湾区最为璀璨的双子星城应该有机会创造更大的城市奇迹，借用袁庚的一句话祝福深圳祝福香港：“向前走，莫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