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历史考察
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地域偏僻、经济落后，并且屡遭日军“扫荡”、破坏和国民党的封锁，但中共在极端艰苦和险恶的环境中，实施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为巩固根据地、坚持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且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综合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经济方针政策，可以总结出三个方面的内容：极度重视经济建设，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经济建设的总方针；因地制宜，实行了各项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丰富的经验。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位考察过中共抗日历史的美国记者说：“共产党从光秃贫清的山区出发，在一个从满洲到长江流域的巨大弧形范围内，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在现代战争或现代政治中，很少有其他政治事业可以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奇迹相比。”支撑中国共产党创造这个令世界震惊的奇迹的因素很多，经济建设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毛泽东曾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中共在抗日根据地进行的经济建设为坚持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学术界对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些具体政策实施方面，如减租减息政策在各根据地的实行、党在抗日根据地的私营工商业政策、商业和货币政策等，综合对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政策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郭凌的《试论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霍庆跃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经济政策研究》，但前者主要分析中共的经济方针（如“自力更生”方针、“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方针、“统一领导、分散经营”方针等），后者主要从军事经济角度去探讨。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做进一步的梳理。
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总方针
1.“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的确立过程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制定抗战大政方针的洛川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的方针，把经济建设确定为全面抗战路线的重要内容。但在抗日战争的最初几年中，各根据地并没有确立以发展生产为核心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方针。当时根据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国民党政府对中共领导的军队有一定的经费支持，再加上国内外进步人士对中共的援助就构成了抗战初期边区财政的主要来源，1939年边区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九十都来自于外来援助，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工作方针可以概括为“争取外援，休养民力”。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国民党政府逐渐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仅停发八路军军饷，还对根据地实行封锁，截断国内外给根据地的支援，根据地经济状况面临严峻挑战。对此，毛泽东1942年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曾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根据地政府被迫实行紧缩开支、增加税收、征收公粮的应急办法，但在实践中引发了部分群众的不满。据此，中央充分认识到了加强财经工作，促进生产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为此，毛泽东批评了那种不重视发展经济，只局限于关注财政政策的单纯财政观点，明确指出：“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此外，还批判了诸如不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道向群众要粮要款的国民党观点；认为从事家庭生产和个人业余生产不道德不光荣的观点以及不提倡发展来改善经济，只提倡艰苦奋斗等错误观点。
在实践中从1940年开始，“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于1942年被正式确立为中共在根据地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根据地经济工作方针实现了由“争取外援，休养民力”向“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转变。
2.“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在各根据地普遍确立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有着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因此中共中央较早地将发展经济确定为根据地各项工作的中心。1940年9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本身的建设也不够”是陕甘宁边区还不巩固的重要原因。针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1941年8月，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工作）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从此，中共中央把生产列为陕甘宁边区的一个中心工作。
其他抗日根据地虽然处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但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也都是各根据地工作的重中之重。比如，1940年6月，中共中央在给晋西北的指示中就指出：“财政经济问题是晋西北生死问题……现在如不求节省，积蓄人力物力，则将来绝不能持久，然而，财政出路的中心是加紧生产与建设，以求自给自足”。太行山区根据地在条件极其艰苦，缺乏支援的环境中与敌人展开短兵相接，并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是抗战过程中的一个“奇迹”。邓小平于1943年总结太行区根据地经济建设经验时明确指出：“首先，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和八路军在抗战相持阶段共同开创的一个根据地，在战略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受到了敌人“封锁”和“蚕食”的巨大压力，据此，华中局明确要求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大力提倡发展纺织业、造纸、制皂、制蜡等小型工业和手工业，争取实现自给自足的目的。农业生产要以垦殖荒地和调节水利为重点，各根据地亦应大力提倡，并设法保障其发展。”晋察冀根据地作为中共领导的第一个敌后根据地和“模范根据地”，也采取了以发展生产为核心的经济方针，曾直接领导并参与根据地建设的彭真指出：“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坚持敌后持久抗战，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所必需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明确提出给养、民生、统一战线，是财政经济政策的三个中心着眼点。可见，在抗战相持阶段，绝大多数根据地都确立并实施了以“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为中心内容的经济工作方针。
3.“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的依据
中央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确定为经济工作的总方针，而且成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基于多重的战术与战略考虑的。第一，发展经济，促进生产在各项经济政策中居于决定性、主导性的地位。正如前文所述，发展经济是财政政策的前提和基础。尽管贸易、财政、金融政策会对生产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生产却能够在解决贸易入超、金融波动以及财政赤字等问题上发挥决定性的影响。主持边区财经工作的陈云曾批评那种仅仅孤立地关注贸易工作和金融工作的干部，明确指出：“边区的贸易斗争和货币斗争，其本质上是生产斗争。”第二，加强经济建设，促进生产发展是促进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物质基础。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根据地大多地广人稀，经济技术落后。如果不能大力发展生产，中共领导的抗战就难以为继。毛泽东多次告诫党的高级干部，必须以发展经济为基础，否则“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可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关系着党的生存，关系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第三，通过经济建设组织人民、帮助人民增加物质福利是争取和团结人民群众的重要前提。为了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须切实代表并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对此，毛泽东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邓小平在总结太行区经济建设经验时也指出：“我们采取了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护人民的利益的方针，作为一切敌占区政策的出发点。”第四，通过经济建设来发展生产力是实现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1944年，毛泽东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政治、军事力量。因此，“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中央为了唤起全党对经济工作的重视，强调了经济建设，特别是发展生产在各项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等重要命题。
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主要政策
1.“公私兼顾”。大力发展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
首先，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都将“自己动手”，发展公营经济作为缓解财政困难，促进抗战胜利的一项重要措施。根据地的公营事业主要包括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军队经营的农、工、商业；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中央之所以注重公营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一方面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曾在江西苏区创办过一些公营工商业，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另一方面。抗日根据地当时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压力，必须通过发展公营经济来实现生产自给，避免“坐以待毙”。对此，毛泽东曾有过生动的论述：“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中央从1938年开始重视公营经济的发展，经过几年发展，其规模和重要性都与日俱增。1941年为渡过严重困难，朱德建议屯田军垦，中共中央采纳了朱德的建议，大生产运动随之兴起。1943年，毛泽东再次做出了发展公营经济的指示：“发展公营生产，一切军队，一切机关学校，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都要进行生产自给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改善自己生活、减轻民众负担的目的。”大生产运动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后，除陕甘宁边区之外，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各抗日根据地，也都从本地实际出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促进了根据地公营经济的发展。
其次，抗日根据地也注重保护私人工商业，促进私营经济的发展。保护私人工商业能起到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经济的作用，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同时该政策在理论上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一致的。1936年，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第九次会议决定：“凡农民（就是地主也一样）因自己努力劳动而获得的出产，不论如何的多，苏维埃政府都给以保障，不许别人侵犯一升一斗。”并明确了农民所分土地的所有权，发给土地权证，准许自由出租买卖或雇工经营：在未经土地分配的区域，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全国抗战爆发后，针对抗日根据地经济主要是分散的私人经济的状况，1941年5月1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徒之自由。并且对各种经济活动作了具体的政策规定，如鼓励私人开办工商企业，实行自由营业、自由贸易的政策；欢迎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的建设：欢迎海外华侨来根据地兴办实业；在尊重中国主权并且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根据地进行实业活动。根据以上决定，194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陕甘宁边区“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第一是农业），明年投资要多”。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奖助实业投资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发了《晋冀鲁豫边区优待沦陷区人民来解放区投资存款暂行办法》。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工业品自给的指示》中规定：“对于较大的手工业作坊或小规模工厂，私人经营困难者，政府、银行应予以贷款。”晋绥边区政府规定，奖励私人投资，私营小型纺织工厂免出抗战勤务等。
2.“民以食为天”。实施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
第一，减租减息。减租减息是中共在抗战时期实行的根本土地政策，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也是推动根据地农业发展的重要措施。1937年洛川会议确定“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但在一个时期内，由于各根据地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动游击战争和政权建设方面，因此减租减息政策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实行。据此，1939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强调：“在经济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与改良工人生活。凡已经实行的，必须检查实行程度。凡尚未实行的，必须毫不犹豫的立即实行。”此后，减租减息在各大根据地逐步普遍而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政策缓和了农村的阶级矛盾，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对此，邓小平在总结太行区经济建设经验时强调了减租减息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的意义：“我们的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给发展生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凡是减了租息的地方，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强了。”
第二，兴修水利及移民垦荒。水利建设是发展农业的重要支撑，从1938年起，各根据地组织农民群众因地制宜，积极兴修水利，设法增加旱地灌溉面积和水田的数量，以提高农作物产量。例如：陕甘宁边区“1943年共修成水地13647.6亩，可增收细粮13647.6石。晋察冀边区抗战八年间共修旧渠2798条，开新渠3961条，加上挖井、开河、修坝等，使改善了灌溉条件的农田达213万多亩，增产的粮食约在百万石以上。”此外，一些根据地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还实施了移民垦荒的政策。陕甘宁边区的人口分布不均衡，针对这种状况，边区政府有计划地移民垦荒，发动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往地广人稀的地方进行开垦。为了鼓励移民垦荒，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优待移民实施办法》和《优待移民垦荒条例》，规定涉及移民问题的专员公署和县政府负责接待移出、移人移民和难民的安置，移民区域的各级政府要帮助移民解决荒地、粮食、籽种、农具等生产问题。其他如山东根据地1941年为鼓励农民垦荒，还制定了相应的鼓励政策，如规定各地实行开荒三年内不征公粮公柴、五年内不征田赋的政策。
第三，组织合作社。由于当时根据地大都是分散的个体经济，为了提高劳动效率，毛泽东非常重视劳动互助组织的重要性，他指出：“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早在1940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中就强调“发展群众合作事业”，帮助建立群众性的生产与消费的合作社。在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变工队”、“扎工队”等多种形式的农业劳动互助的组织。经过推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也迅速发展。至1941年初，晋察冀全边区建立的合作社多达6000多个，经营范围覆盖粮食、棉花、土布等多种农副产品。晋冀鲁豫太行区参加互助组织的劳力逐年成倍增加，到抗战胜利时已高达30多万人。
3.“多管齐下”，综合运用财政金融政策促进经济发展
毛泽东对财政金融政策之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止，或受到障碍。”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主要实施了以下财政金融政策：
第一，实行统一累进税。统一累进税是中央在抗战时期实行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财政政策，对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各阶层抗战积极性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抗战初期，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但由于没有准确地衡量贫富程度和确定负担能力的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个别地方出现了“搞大户”的现象，引起“大户”对抗日政权的不满，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其二，有的地方演变为平均摊派，把负担转嫁到贫农、中农身上。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提出： “要在有钱出钱的原则下，改订各种旧税为统一的累进税，取消苛捐杂税和摊派制度，以舒民力，而利税收。”1941年，晋察冀边区首先实行统一累进税，并进行了修订。随后各根据地也都从实际出发相继制定了实施统一累进税的办法和细则，使之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基本财税制度。
第二，实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的贸易政策。陈云主持边区财经工作时明确指出：“我们实行管理进口，保护出口，发展内部贸易的政策。”其他敌后根据地也采取类似的贸易政策，比如彭真1941年在晋察冀根据地指出：“对外贸易应当管理，对内贸易应当自由。”邓小平在总结太行区的贸易政策时也认为太行区的贸易政策采取“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这种政策有利于各个根据地输出产品来换取根据地急需物资，维护根据地经济安全和物资充裕，同时能起到保护和支持边区实业，活跃边区市场，增加根据地政府税收等作用。
第三，发行抗币，实行灵活的货币金融政策。“抗币”是指在抗战期间，各抗日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一般而言，华北、西北地区各根据地银行发行的货币称为“边币”，华中地区各银行发行的货币称为“抗币”。这些货币在稳定根据地金融秩序、活跃根据地市场、促进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在陕甘宁边区正确解决了边币发行数量、维护银行的企业性质、边币与法币的关系等问题，实现了边区金融秩序的相对稳定。此外，太行区根据地发行了冀南钞票。挤破了敌人利用法币和伪钞的企图，为根据地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华中各根据地成立了江淮银行、盐阜银行、淮海银行、惠农银行等机构来发行抗币，在实践中通过各种方式逐步树立了抗币的信誉，使抗币在对敌进行经济斗争，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使根据地军民克服了经济危机，最终实现了抗战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还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和经济建设经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通过根据地经济建设战胜了当时面临的严重困难，为抗战的胜利，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是根据地农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粮食问题是关系敌后军民和抗日根据地的生存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和影响抗战全局的焦点问题。彭德怀曾在强调粮食的重要性时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胜利。”邓小平也明确指出：“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粮食问题的解决，就解决了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重大问题，使敌后抗战有了坚实的条件。因此，农业建设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军民共同努力，经过大生产运动大幅度地提升了根据地的农业发展水平。边区粮食产量逐年增长，1944年粮食产量比1937年粮食产量将近多出一倍。其他敌后根据地农业建设的成绩也很大，比如晋绥根据地军队于1943年开荒20余万亩，相当于群众开荒总数的1/3，收细粮3万余石，养猪1万余头，养羊1.5万余只，做到了每人每月食肉3斤、日食蔬菜0.5-1斤：新四军1942年合计种地3千多亩，加上压缩的办公支出等各类费用，共计生产节约达500万元之多。
其次，根据地工商业也获得较大发展。抗战之初，根据地工业基础几近空白，日用品大多需外部输入。但经过艰苦的经济建设之后，工商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各根据地创办了纺织厂、造纸厂、制革厂、被服厂、农具厂、制药厂、兵工厂等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改善了根据地的条件，使根据地军民抗战有了更好的基础。以棉纺织业为例，陕甘宁边区1943年拥有纺车120255架，纺纱417852公斤，织布63334大匹。1944年，西北局做出《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号召各工业管理部门加强领导工业生产，有计划地发展合作社或民营纺织、造纸、煤矿、瓷器等工业，还提出要提高产品质量，注重技术革新，此《决定》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了边区工业的发展。在商业上通过实行保护私营经济的政策和加强对根据地贸易工作的管理，边区商业市场逐渐活跃。抗战前延安只有店铺一百多家，到1943年就发展到四百多家，位于延安城南的市场因其繁荣而被称为延安的“列宁格勒”。同时商贸领导机关注重运用经济手段按市场流通规律办事，成功将边区生产的食盐等物资卖出，将边区急需的棉布等物资购入，于1944年出超十九亿元边币，扭转了进出口贸易被动的形势。
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意义是深远的，取得的成就不仅支撑了抗战的胜利，避免了根据地的“塌台”，而且为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乃至全中国的解放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周恩来建国后对此回忆到：“在陕甘宁搞生产的最高峰只有三年，……老百姓家存的粮食都是满缸满仓的。我们就靠这个打了三年的解放战争，胡宗南的部队无可奈何。”
2.通过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党执政和领导经济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本人十分珍视在经济建设中取得的经验，“特别重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这是不能拿数目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通过考察中共领导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历史，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方面的经验：
一是向全党强化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在革命战争年代，党政军内曾存在忽略经济建设、不愿做经济工作的思想观念，存在经济工作仅只是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工作的观念。毛泽东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批评：“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刘少奇于1944年也指出：“我们不仅能组织政治斗争、军事斗争，而且要会组织经济、组织工厂、组织劳动力、组织市场等。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大批干部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长期艰苦、复杂、繁重的经济工作、经济斗争，磨练了一大批从事这些工作的干部，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工作的经验。这些人大部分成为新中国经济战线的领导人和骨干，这是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为党在全国执政储备的人才。
二是强调经济建设要关注民众的利益，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不矛盾，根据地经济建设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毛泽东曾指出根据地经济建设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物质福利，要“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各抗日根据地都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帮助人民发展农业、畜牧业及工商业，实施减轻人民负担的累进税和向群众提供无偿或低息贷款等财税金融政策，同时进行“精兵简政”。正如邓小平所言：“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也正是由于中共紧紧依靠群众，为群众谋福利。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实现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
三是经济建设要符合客观规律，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1943年，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明确提出：“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我们认为应该是为着经济发展，而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一个主题，比如实行“公私兼顾，保护私人工商业”的经济政策；实行“统一累进税”的税收政策；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在企业中建立经济核算制，改革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实行计件累进工资制等政策都是着眼于提高各方生产积极性而制定的。这些符合经济规律的政策对未来的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
作者简介：宫正，男，1982年生，河南漯河人，法学博士，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