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陶艺研究开山之作 / 开普饭

1902—1904年、1906—1909年，德国建筑师伯施曼两次前往中国考察，1927年出版的《中国建筑陶艺》便是其研究成果之一。本书致力于中国砖石建筑的装饰研究，是西方汉学界和建筑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建筑陶艺——尤其是琉璃等构件——的代表作。

——编者

恩斯特·伯施曼（1873—1949）

中国古代建筑以“间”为基本单位，主要由木质的柱、梁以及柱间的门窗等构成。中国的寺庙和宫殿，无论是小巧玲珑的楼宇还是雄伟恢宏的大殿，无不如此。因此，说中国建筑是木结构建筑，一点也不为过。不过，虽然每间房的主体框架是木料，但与之衔接的下部结构、建筑物侧立面及背立面框架内的填充物，却会使用很多结实的建筑构件，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屋顶的瓦。如此看来，在中式建筑中，砖石与木材的地位是不相上下的。越是留心中国住宅的附属建筑部分——街道和住宅之间的院墙、门宇、楼梯和铺石路面、屋顶平台、祭台以及花园中由砖石制成的精致装饰物，就越觉得如此。我们再想想高大雄伟的庙宇和北京的紫禁城，想想它们那壮观的城墙和台基，以及牌楼、陵园、祭坛、钟楼塔楼、桥梁乃至长城，就不难发现，中国的建筑大都宏大雄伟，而且越宏伟的建筑越倾向于采用砖石结构而非木质结构。

山东泰山脚下的门楼。门楼上面刷灰，三座门楼均由石头砌成，据推测建于明朝时期。墙面凸起的附墙柱、斗拱和檐下浅浮雕均由黄色和绿色的釉陶制成，屋顶挂满琉璃瓦件。

北京皇城内的一座琉璃门。约建于18世纪，挂有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大理石柱础，红色抹灰底层。墙面上下共有两处线条清晰的纹饰，左右两侧各有细长的柱子，中间部分为主要的装饰区域。四周施釉，并刻画出一道道条纹。门口上方置有陶片，额枋出头，构成门梁，与墙相连接，成为另一处装饰。檐下的斗拱十分精巧，小巧的造型衬托出屋顶的大气，而屋脊上活泼的龙吻与脊兽又使整体庄严的气氛有所调和。

四川成都府关帝庙大门。该建筑为砖瓦结构。关帝被认为是战神及军事家的代表。该建筑与图9、图10一样，是典型的由方形面砖和薄砖组成的墙面。拱形门上方的券脸石、屋顶下方的阑额部分都由陶制面砖构成。屋脊与屋顶雕饰材质为陶和石膏。中门上方有一块匾额，上书“关帝庙”三个字，两侧门上写着“经天”“纬地”四个字。该建筑上还有四幅竖联：中间两幅是对这位活跃在公元200年左右的英雄人物的赞颂；侧面两幅大意是这座建得美轮美奂的庙宇可以永沐日月光辉。

除了石灰、沙土和糯米砂浆外，天然石材也是一种坚固的建材。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山区都有上好的石材。这些石材不仅供山区附近使用，还会被运到远方，经加工、打磨后制成完美的作品。人造砖瓦材料在建筑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砖瓦的使用范围极为广泛，除了中华文明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外，陆地上大部分人类居住的地方都有砖瓦的影子。从地理条件上来说，广袤的中国大地富含烧制砖瓦的原料——陶土，其总量之大，远非世界其他国家可比。所以中国各地很早就已经广泛制造和使用各式各样的砖瓦材料了，最初几个朝代的建筑基础就是砖瓦。

中国境内，面积巨大的黄土区及黄河流域的平原均富含陶土。按今天的观点来看，黄土区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风裹挟的黄土覆盖并沉积在整片群山或部分山坡上，另一方面是发源于西北的黄河，“卷”着黄土滚滚而来。数千年间，因河水改道，洪水泛滥，也把黄土带到了平原。这片平原区从北京往南，从西边的山脉一直延伸至东边的大海，是中国特有的景观之一。包括甘肃、陕西、山西在内的西北部，直隶、山东的山区地带以及长江下游的大片黄土区都是由此而来。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民族在中原地区创造了中华文明，或许他们不是最早的原住民，但他们创造的文明一直在发展、延续，这片地区至今仍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期间，西北群山又以相同的方式参与进来——沉积在山上的黄土随着河流来到了平原，这一过程从古至今从未停止。从建筑陶艺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我们便能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中华文明在发展初期就有以黄土为原料的砖结构建筑艺术。在当下的许多建筑形式中，这种具有地区属性的特殊砖结构建筑艺术的影子仍然可见。

陕西西安府一座寺庙内的碑楼。碑楼由砖瓦和雕纹陶瓦建造，碑楼内有一龛，龛内嵌有石碑，外形美观。龛下方的栏杆与两侧墙内侧垂直，碑楼两侧及上方都有带精美镶边的字联。横批模仿木质匾额的样式，而竖联则仿照绣字的绸缎带（其顶部的抓手用于悬挂，底部的托座则用于固定）。横批两侧有深浮雕，刻画的是假山、莲花及其枝叶，与拱券的纹饰遥相呼应，且延续了上方仿垂花门花罩、平坐与阑额等部分装饰的动态感，与字幅构成一条富有活力的水平线。高度精美的漩涡纹与自然的叶形纹交错分布：有的地方有两处，有的地方有三处；有的地方窄，有的地方宽。两层斗拱之上，檐口与垂脊相接，正脊到檐口之间的屋顶被几条横向的装饰隔成几部分，最后屋顶通过装饰丰富的正脊完成鲜明的收势；翘起的戗角与正脊两端的龙吻则突出了屋顶的边界。碑楼约建于1800年，外观与图13中的很相似，但在艺术价值上明显有更高的造诣。

四川西部大邑县和灌县之间的董家宗祠大门。图32中的祠堂位于大邑县和灌县之间，大门为牌楼样式，开了三个拱形门洞，还有两个侧翼，整体分为五部分，屋檐则分三级。加上通过刻有“旋转花”的圆形雕饰与侧翼墙相连的两段墙，整个大门足有七个部分。其中挂着字联的砖柱，立有狮、象的门枕石的设计，以及字联、雕饰、两侧影壁墙、屋顶檐角的布局，都与图27、图28十分相似，但整体构造和布局却更加明晰，且有十分漂亮的蓝色彩绘。门后阔叶树旁是几株香蕉树。

四川自流井沿滩镇禹王宫入口。该建筑的建筑材料为石头、陶塑、石膏及碎瓷片。竖匾上的字为“禹王宫”；横匾为“继帝开王”，指大禹上承舜帝，下开王朝之制（夏朝）。

在由风力形成的黄土区，除了砖结构建筑外，木结构建筑同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在更广阔的平原地区，因冲突、争斗不断，砖瓦结构建筑则更占优势。我在山东省境内的京杭运河和黄河交汇处附近，就发现了一种非常突出而且已经发展成熟的砖瓦建筑艺术，其建筑物装饰得非常精巧美丽。《中国建筑》一书的“圬工建筑（Massivbau）”一节中就有这种建筑的许多图片案例。似乎可以推测，黄河流域平原上的建筑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运用陶艺装饰了。可惜我只了解平原边缘的几处地方，认识十分有限，目前只能囿于猜测。在较大的城市里，主要是河南的彰德府和开封府，我发现了产自早期且更具价值的陶制建筑部件。平原地区建筑用的陶艺其实非常少见。平原地区水资源丰富，适合农业生产，战乱频仍，自然灾害不断，无数房屋因此被毁坏。之后，人们只好在别处重建家园，他们身心俱疲，满足于基本的建筑结构，已经没有更多热情和信心去追求精美的建筑艺术了。与之相反，局势相对稳定的黄土覆盖地带就具有较好的条件。在山西，当然更多的是在陕西，雄伟建筑和简易小楼都很多，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能从中发现一些陶制结构，它们延续至今并且已经成为当地特有的艺术形式。在政治和文化中心，如山西的太原府、山东的济南府及其周边地区，陶艺作为建筑艺术的一种手段应用得十分广泛，在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一点尤为明显。

河南开封府鼓楼局部。该建筑为鼓楼拱门的上层结构，位于河南开封府中心，建造时间应是17世纪。拱门上方，由砖及陶塑制成的铺作层、屋顶和带有纹饰的正脊应有尽有；上方是经装饰的栏杆和三座十分逼真的陶制小门楼，小门楼之间通过连廊连接。背景中便是多层的木制鼓楼。匾额上写着“声震天中”四个字。

山西太原府双塔寺大殿屋顶。寺庙庭院内的一座双层大殿，每层有三扇拱门，这种并列的、富有纵深感的拱门，常见于西北各省黄土区，以当地的窑洞和拱券式住宅的拱门为蓝本，这也是中国的发明。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铺作层中间位置，其斗拱模仿了角科斗拱，显得十分别致。同样的内容也出现在图119的单层偏殿上，斗拱朝向主庭院两侧，护卫着主殿。

陶艺在建筑中的大范围应用，离不开重要的制陶作坊，后文会对制陶作坊进行详细叙述。而建筑陶艺风格的完善则要归功于上文提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在城市里，自然条件和人们的生活都趋于稳定，不会发生重大变故，所以人们便有了追求艺术的精神动力。这不禁让我想起德国和意大利北部的平原，其出色的、令人惊叹的砖瓦和陶艺建筑艺术也是在类似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如果要初步了解陶制构件在建筑中的具体应用，与进行详尽的解析相比，列举常用的陶艺建筑结构名称应该更为合适。中国建筑除简单的陶制构件外，还有浮雕、人像等丰富的装饰物以及建筑表面极为精美的琉璃构件。

说到陶制建筑构件，我们先来看砖瓦件和装饰，其中包括各式雕刻且带有纹饰的砖瓦及嵌板，以及中国独特的斗拱装饰。斗拱下的装饰源自砖建筑，形式丰富，有出挑悬空的檐头、印有草木花卉纹饰的阑额和镶板。斗拱样式繁缛多变，常以对角形式营造，转角处的斗拱，结构尤为复杂。从整体来看，大件的构件基本上都有纹饰，各个角落和转角部位会着重修饰。檐下阑额由短柱分隔。壁柱可见柱头、柱础，有时墙面被带有柱础和柱头纹饰的附墙柱分隔，塔楼的各个转角处也立了一圈柱子，柱子上刻的浮雕图案想象力丰富，栩栩如生。有些门窗、壁龛的“罩”上的装饰还体现出西方的建筑元素。

藤蔓形纹饰。

藤蔓形纹饰（含花苞）。

铺作层中角科斗拱的角件。

屋顶风格多样，而且集中体现了建筑陶艺的丰富多变。常见的屋顶瓦基本都按阴阳瓦的样式制造铺葺，通常呈弓形或是半圆形。檐口瓦和屋顶正脊处的瓦当都带有纹饰，屋脊上装饰丰富，更有形状各异的装饰，如小跑类的脊兽。

大小不等的墙面是用尺寸固定的光滑面砖按照菱形从底部开始铺砌而成。人们喜欢用塑像、短柱和卷草纹组成的边框将墙面围起来，内部有三角雕饰和圆形雕饰，图案极其精美且富有想象力。山墙面上的陶制饰件是镂空的，雕饰较宽，十分生动。面砖一般都带有纹饰，多采用对称、连续花样循环往复的构图方式，以便突出雕饰的精美，并装饰门口处用作门楣的横梁。其中，建筑正面墙上的刻印文字最为独特，它们或是单个或是成组，以阴刻或阳刻的方式印在陶制面砖上，面砖再单独或成对地组成字幅、匾额。

北京紫禁城内的九龙壁。长约20米，乾隆年间烧制。以大同府九龙壁为模板，制作工艺精良，但在布局上有一个明显而又无法解释的缺陷。相传该九龙壁是在景德镇的瓷窑设计和烧制的，这块寓意不佳的作品完工后乾隆皇帝大怒，当时主掌影壁烧制的艺术家或是监管人因此而绝望自杀。这个故事的结局很容易理解，但为什么一位中国艺术家会如此疏忽且仍将影壁制作完成？我们只能这样猜想：景德镇生产的几乎都是陶瓷器具，自然很少接触到原本在中国中部就十分少见的陶制建筑，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接触过，因此工匠们对北方常见的题材并不熟悉。进而他们在没有具体样品的情况下，未遵守严谨的风格，创造出这一如图画般写意的作品。对比大同府的九龙壁，这块九龙壁在龙、波浪的形态上，在基座、壁檐及壁顶的装饰上更加精致考究，却也变得平淡无趣、形式老旧，这也是乾隆时期的一大艺术特征。

山西太原府城隍庙内门前八字影壁盒子。盒子是一块方形板，四周雕刻着叶形纹。图71为细节图。在盒子内，水波上是快要裂开的云层，云中两条龙位于对角线上相对而立，姿态舒展，互相嘶吼着。生动的造型布局与浮雕各处深深浅浅打造出的阴影效果互相衬托，表现力极强；不仅如此，两侧由直线、花朵和藤蔓组成的相同尺寸的长方形盒子又一次突出了中央浮雕的中心地位。这三种元素同时存在，以浅浮雕的形式点亮了包括基座在内的所有区域。建造时间应是康熙年间。

带纹饰的字幅及匾额造型鲜明生动，上面常用的水涡纹、卷草纹作为图案模板也经常出现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浮雕艺术中。

浮雕艺术得以发展成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陶土。山墙和墙檐、雕饰，柱子和镶框，台阶、栏杆以及宝塔古刹的分层处经常会有陶塑浮雕，它们数量庞大、形式丰富。偶尔还会有完全实心而且非常坚固的假门、假窗——只有门、窗的样子但不能打开，上面刻有浮雕，其式样都是当时流行的方格，整体嵌入墙内。屋顶的浮雕深浅有致，线条鲜明，造型极具力量感，将装饰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浮雕有的半镂空，有的全镂空，再加上屋脊的其他装饰件，使屋顶变得丰富多彩。另外，单块浮雕板拼接后铺砌到墙上的形式也很常见，这进一步丰富了陶塑浮雕艺术的内容。这种浮雕一般以道德、历史、道教、佛教或是其他有代表性的事物为主题，常见于建筑物入口两侧、院墙上，以及陵墓、祭坛和寺庙中，有时整面山墙都是这种浮雕。

原旃檀寺栏杆上的一块琉璃龙首角饰。该角饰的制作年代为18世纪，底边长93厘米，高59厘米。精美的纹饰巧妙地融为一体：从龙首处长出的藤蔓不断延伸至尾部；一只象征龙爪的手握住粗壮的茎秆；龙前额旁的凸起处长出龙角，龙头上还有一圈莲叶，好似一顶冠冕。旃檀寺位于北京皇城北部，今已不存。

陕西西安府一座雅致的私人住宅入口处的陶雕。该陶雕应建于19世纪，高约3米。浮雕由多块大型陶板拼接而成，嵌在一面窄砖墙上，顶部平滑，周围镶有回形纹，上方为木质横框。莲叶、莲花、其他水生植物，以及弯曲缠绕的花茎从右向左展开，占据了浮雕的大部分，最后在左侧留白，整体如图画般随性、自然。

山东青阳寨的两块浮雕（一）。

山东青阳寨的两块浮雕（二）。

这两块浮雕均为釉陶，与图93、图94造型相似。镇子上的寺庙、私人住宅内的各式墙面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嵌在墙面上的浮雕。这两例应来自破败的庙宇或房屋遗址。

前面提到的这些构件，都是低温烧制的陶器，基本都呈灰色。但是屋顶的饰件，比如一个个单独的塑像、神龛或正脊两端翘起的一类小构件，形式就不是这么单一了。它们不但需要更加稳固，而且色彩也更加鲜艳夺目。琉璃就完美地满足了这些条件。比起简单烧制的陶器，琉璃可以塑造出更丰富多样的造型。而且琉璃色泽饱满，砖瓦铺盖的屋顶、砌筑的墙面和其他部分以及前面提到的所有构件，都可以用琉璃来替代。琉璃浮雕尤其特别，其表面可以上釉，有些甚至不止一种颜色。为了增强视觉效果，四川人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方法：把釉面碎瓷片铺在石膏底上。

屋顶上的饰物为上釉的陶器，通常尺寸比较大，结构也复杂多样。各种建筑物都有大小不一的釉陶制品装饰。较小的大门，高大的牌楼、宝塔，甚至皇宫内通体用琉璃装饰的重檐殿宇中都会用到这些饰物，一般是一段墙或是整面墙上雕刻着小燎炉、小香炉。陶土搭配极富装饰性的琉璃构成了中国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将据此对其进行介绍。

山西太原府南十方院釉面垂脊饰带。垂脊前半部分镶着卷花纹，向下一直延伸到龙形脊饰处，然后开始变细，下半部分有几只脊兽。

陕西庙台子一处屋顶正脊上的镂空脊刹。该镂空脊刹由雕纹陶瓦制成。装饰物形似一座塔，有三重檐，塔顶有一用铁铸成的“寿”字，两旁守卫着象与犬。正脊同样镂空，上面立着其他脊兽，其中也有象和犬。

陕西西安府作为屋顶饰物的雕花饰。图151中雕纹陶瓦制成的屋面装饰构件，由陕西西安府西北部一家砖窑于1908年制成。它和图42—45一样，现在都藏于西普鲁士马林贝格陶塑收藏馆。这些例子都证明中国陶艺工匠熟练的手工技艺和艺术精神至今仍然活跃。藤蔓曲折流畅的线条、工匠对花朵造型的理解及表现，都非常出色。

研究范围及目的

前文提及的所有建筑构件都是固定在坚实的建筑物之上的，下文也将由此展开。后文除了几处特例外，其余都是我在旅途中见到的或是记录下的大型建筑。

我的所有观察与调研也都以建筑为基础。这些建筑大部分年代比较早，保存得较好，至今仍能很好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且还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在大众眼中，这些在建筑陶艺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之所以会永葆活力，不仅因为它们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实用性，还因为它们作为民居、寺庙或宗教标志能满足民众的精神需求，因此现在大范围使用陶艺的建筑领域仍受其影响。建筑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其承载的历史，它们体现出的那种具有生命力、工匠技艺和艺术价值的创造行为也值得关注。那些保留至今而且不断被修缮的唐宋建筑就体现并记录了这种创造行为，为后人的实践提供了很多灵感。当然，以前对高雅艺术和大众必需品的定义和现今不同，时代的需求、事物的表现风格甚至是艺术地位也都发生了改变。但过去的时代毕竟也是一个精神价值和艺术语言都在不断变化且十分引人瞩目的时代，是一个新思想亟须新表达来承载的时代，纵然它已成为过去，我们也无权将其定义为衰落的时代。相反，我们更应该将目光投射到彼时即将发生或是已在萌芽状态的新事物上，因为它们大多具有积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出发，一直以来呈现形式无与伦比的中国建筑陶艺便有了超越其自身价值的意义，它还是一把帮助我们打开中国人整体精神世界大门的钥匙。

脊兽——骑马的雷神。图171中的雷神头戴火焰冠，嘴唇紧闭，身后有一对翅膀，手里拿着宝葫芦，骑着一匹独角马，踏在瓦片制成的云彩之上。此脊兽用釉陶制成，马后蹄至马前嘴长32厘米，很可能是明朝时期的作品，高35厘米。现藏于柏林民族学博物馆。

河南彰德府天宁寺塔。图188展示了河南彰德府天宁寺塔首层塔身八面中的一面以及塔上的一块浮雕，由砖及陶筑成。初建时间与前文同名的天宁寺塔相同，都是隋朝（公元601—605年）。不过，这座塔翻修得更频繁。由陶打造的浮雕及墙上的假门是隋朝之后的产物，塔身有些地方带有宋代特色，除此之外应该都是明代翻修后留下的。塔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缮是在18世纪。浮雕板上的人物形象和内容都取自佛教传说。假门及其上方雕有双龙戏珠的拱券，均由一块块单独的雕板组成，后期修缮时为了连接、固定加上了金属夹。图189（参见275页）的浮雕尤其引人注目，中间有一位菩萨，头上散发着光芒，应为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两旁站着四位弟子，均乘莲叶及水兽立于水面之上。浮雕整体由陶制成，经工匠细心雕琢后，人物的衣裳、面部表情都非常生动逼真，拥有独特的魅力。同样，水面尽头的漩涡、上坐观音菩萨的岩石和浮雕上部的祥云都有各自的作用。图188（参见274页）中，檐盖之下，佛陀在众多年轻的弟子围绕下，进入涅。假门的框架及嵌板模仿自中国传统的木门，然而其立体深雕的轮廓、纹饰及浮雕总能让人想起青铜铸造工艺。不过，这究竟是借鉴了某些早期的西方作品——此猜想基于门周围比正常情况下要宽出许多的叶形纹，还是由于独特的陶塑技艺而呈现出的独特风格，一时还不能确定。墙面角柱上部是龙纹浮雕，令人不禁想起木柱上常常遍布的木雕。铺作层隐约可见的斗拱都由砖营造而成，和北京的两座塔类似。

热河普乐寺内的藏传佛塔。图199所示为热河普乐寺八座琉璃佛塔中的一座。寺中心的圆形建筑位于五层莲座上，这八座塔立在下面的须弥座上，环绕在圆形建筑周围。青铜塔刹建造时间约为1767年。塔身高4米，塔身连同下部的大理石基座和青铜顶，总高6.7米。

根据目前的研究，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大多数建筑文物的年代，从而能够向读者展现建筑本身的一些发展历程，并揭示其与西方建筑形式之间的联系，所以开篇一段历史介绍有助于我们走进陶艺世界并从多方面理解它。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宏大的建筑风格的形成其实源于中国人自原始时代就最熟悉并赋予其深刻内涵的陶土材料。建筑艺术一直被视作艺术之母，它是坚定与和谐、宽广与自由、想象与生机的综合体。面对整个建筑及其运用的陶制构件等细节，人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精神的双重力量—细微之处的一丝不苟和跳脱之处的细节显现出的对宏观大局的把控。包括本书所选作品在内的所有建筑的每一部分，都展现着自然的精神。因此我们不仅会对中国建筑陶艺这一特殊领域产生新的认识，还能对陶艺在建筑艺术中被赋予的普遍意义及价值产生新的理解，从而能更深入地了解陶土的本质及其艺术处理手法，并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德]恩斯特·伯施曼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

作者简介

恩斯特·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德国皇家柏林工业高等学院（柏林工业大学前身）教授，中国建筑摄影鼻祖，全面考察和记录中国古建筑的第一人。1906—1909年，在德意志帝国皇家基金会的支持下，伯施曼跨越14省，行程数万里，对中国的皇家建筑、寺庙、祠堂、民居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留下了8000张照片、2500张草图、2000张拓片和1000页测绘记录。1932年，伯施曼受邀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通讯研究员。1933—1935年，被特聘为中国传统建筑遗产顾问。出版有《中国建筑与景观》《中国建筑》《普陀山》《中国祠堂》《中国建筑陶艺》《中国宝塔I》《中国宝塔II》等作品。

内容简介

本书是西方汉学界和建筑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建筑陶艺——尤其是琉璃等构件——的代表作，初版于1927年，收录240余张照片、9万余字考察报告。全书共分七章，作者简单梳理了中国建筑陶艺发展的历史脉络，介绍了各地著名的建筑陶艺中心，以及建筑陶艺装饰的制作与安装工艺。在第五章和第七章中，作者结合自己拍摄的照片，按照不同的建筑类型，详细介绍了陶艺装饰在大门、碑楼、牌楼、影壁、浮雕、印度风格建筑、屋顶装饰和脊兽、宝塔等建筑元素中的实际使用情况。经历了近百年的变迁，书中的很多建筑及其陶艺装饰已经不复存在，使得本书成为后人无法复制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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