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和左宗棠的关系，能好到啥地步？
胡光庸是19世纪中后期，国内最富有的民营企业家，同时也是浙江在全国知名度最大的人物。
不过 杭州 人一股都爱称他的字号，叫他胡雪岩。
此人身世颇富传奇色彩，尤其发家过程，更被当今大大小小的财富专家引为经典个案。
胸襟、气度、手段、忍耐力，这四样东西，再加上他天生的商业头脑，可谓一生商战所向披靡的立身之本。
想想也是，一个年轻时名不见经传的 钱庄 小伙计，因偶然在茶馆喝茶认识了一个叫王有龄的候补副县级干部，就不惜挪用公款五百两，下血本投资。
相当于在股市最低迷时敢于大胆入市，以地板价抄到一只日后涨了几十倍的大牛股。
这样的胆量、眼光，试问现在又有几人能做到？
晚清作家汪康年所著 《庄谐选录》 对整件事的过程是这样记载的：
胡为某钱店司会计，有李中丞者，时以某官候补于浙，落拓不得志。一日诣其店，众慢不为礼，胡独殷勤备至，且假以私财，某感之。誓有以报。迨后扬历封疆，开府浙江，甫到任，即下檄各县日：'凡解粮饷者必由胡某汇兑，否则不纳。'众徽知其故，于是钱粮上兑，无不托请胡，胡遂以是致富。
汪提供的细节生动而具体，向为胡的传记作家们所珍爱，但其中有一人的姓被他搞错。
笔记里说的李中丞，其实就是后来担任浙江粮台、 浙江巡抚 的王有龄。
几年后胡再次出手，以两万两银子加爱妾阿巧的代价，投资卸职在家的前浙江 藩司 （即布政使，负责一省人事、财政的副省长）何桂清。
让他去北京跑官，争取成为下一届浙江巡抚人选，使的也是这种见跌抄底的手法。
这姓何的也是好样的，既惑于金钱美色的刺激，又感于胡的情义，经过在朝廷的一番上下活动打点，果然如遂其愿。
何桂清 顺利出任巡抚一职，相当于当上了浙江省的省长，后来让胡再次赚了个钵满盆溢。
稍后，对同样出现在他生活里、先后担任过浙江藩司的麟桂、 蒋益澧 等人，他的投资方式似乎有所变化。
对这些走马灯般来去频繁的本省现职高官，胡基本是以买绩优股的心态跟他们打交道的。
付出的价格虽高，但由于质地佳，业绩好，不管什么时候买入，总能保证自己有赚。
比如借给麟桂的那二万两银子，换取的是胡的 阜康 钱庄获户部表彰，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浙江省独家代理银行，外加其时打得正急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军 江南大营 的军费汇兑全由他代理的天大好处。
而接任的湘军大将蒋益澧，可能因听说过一些传闻，上任伊始本存了治他一下的念头。
但胡一见面就是大手笔，从腰包里掏出十万两银票奉上，说要代表饱受战争之苦的杭州人民慰问解放军，使得蒋非但下不了手，还立刻把浙江省财政厅每年的收入都交给他打理。
另外， 曾国藩 的弟弟曾国荃，可能也是胡长期持有的一只绩优股，至少两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比我们现在所了解得要深。
因为后来胡的商业巨舰沉没之时，举国震惊，朝廷下旨严办，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
此时站出来为他上本，在 慈禧 而前说好话、极力周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上司左宗棠，另一个非常奇怪的就是 曾国荃 。
我们知道，左宗棠是他死党，两人之间铁得就像左手跟右手，再怎么做都好理解。
而曾某跟他的交情一向不见记载，连高阳的巨著 《红顶商人》 里也几乎没有片言只字涉及。此时曾表现出来的侠义，难免有些让人吃惊和意外了。
我们终于说到左宗棠了，此人不仅是胡一生结交的最大高官，同时也是他唯一肝胆相照、不计功利的朋友。
当然，以在商言商的角度而论，最初胡跟他打交道，恐怕也未能免俗。
也就是说，在胡的眼里，同治初年出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应该也是一只股票。
只不过是所有股票里价格最高，成长性最好，因而也最值得投资的一只罢了。
两人的过命交情，是在后来的密切交往中逐渐培养起来的。
对左而言，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统帅，生平最让他烦心的，就是必须腾出一半精力去处理那些打仗以外杂七杂八的事情。
现在有了神通广大的胡，就好办了，一切都可以交给他去搞定。
反过来也一样，在遇见左以前，胡资产实力再雄厚，生意场上名气闹得再大，却不过是普通乡绅，如果户口所存地仁和县的县太爷想要威风一下的话，可以随便让他下跪磕头。
仰仗左的提携照拂，胡此后不仅获得从二品候补布政使的显赫政治身份，赏穿黄马褂，赐一品顶戴，全家跟着风光不说，连身边的管家也被朝廷赐予六品官爵，相当于现在的副厅级了。
因此．两人的结合，完全符合经济学上的互补定理，具有相当稳固的现实基础。
一个出身贫寒、连小学可能都没毕业，月薪四两的钱庄跑街学徒，通过做生意交朋友，现在不仅富可敌国，居然还成了国家副部级的后备干部，以 光绪 初年身价最高时总资产两千多万两白银计，起码有一半以上是在结识左宗棠以后赚到的。
从最初办粮饷、办西征军需，到稍后在福建代办海备，筹建南洋舰队，再到后来包揽进口武器生意、全权代理国际贷款业务，每一项的进账，恐怕都不是一个小数目。
以同治六年（1867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前后六次向外商借款为例，累计总金额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两，年利率一分五厘六到九厘五不等。
按当时通行的一头吃外商回扣，一头吃利差的两吃法，其中代理商的利润大约在六百万两左右。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
曾国藩的儿子 曾纪泽 知悉此事后，曾在当天日记里写道：
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
左宗棠、 胡雪岩 两人最后关系铁到什么样？
我们可以再来举一个例子。 同治十三年胡在代理 湘军 采购德国水雷一事中，每颗六两买进，卖出价是每颗三百两，私下提高了整整五十倍。
左在知悉此事后只是压了压价，压到了每颗二百四十两。后派人去海外了解到真实价格，怕事情万一泄密将引发祸端，才临时决定取消这笔订单。
但始终给胡雪岩面子，不跟他说破此事，依然像以往那样给予绝对的信任。
胡雪岩方面呢？自然也不含糊。左宗棠最后一次筹办南洋防备、招募六千湖南乡勇，急需胡提供而十万两银子用于练兵，实际上已是退休前一年的事了。
也就是说，当时几乎任何人都能看出，左作为一只连涨了几十年的大牛股，即将面临退市。而作为股市高手的胡雪岩，又焉能瞧不清楚这一点！
但他当时不顾自己头寸紧张，毫不犹豫就一口答应下来。
一般学者都把胡金融帝国的塌陷归于他存生丝囤积上的失败，但实际上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却是阜康钱庄因商业对手谣言导致的挤兑。
如果不是把手头可以调动的款子都给了左宗棠，这场风波几乎完全可以化险为夷，甚至不会有发生的可能。
一个是恩宠特加，一个是士为知己者死。
作为国家重臣的左宗棠和作为民营巨商的胡雪岩，用他们二十余年的赤诚相交演绎的，是一个类似管鲍之交那样的侠义传奇，还是传统的官商勾结、利益分享的落套故事？
这或许取决于我们从何种角度去认识。
事实上，胡在面临破产的生死关头，唯一想到有可能施与援手的人就是左宗棠。
他赶紧向当时正在福建马尾跟法军作战的左宗棠拍去加急电报求救，但在上海电报局被左的政敌 李鸿章 亲信盛宣怀扣留。
而事后左在得知慈禧欲重治已拥有不法商人新身份的胡时，不顾年老病重，立刻上书朝廷，尽最大努力周旋庇护。
两人的友情后来甚至超越人间红尘、延续到了地下。
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建，仅两个月后的11月上旬，在杭州的胡雪岩就迫不及待追随他的恩公郁郁而去。
这一天，距朝廷正式下旨，对他进行革职查抄、严加治罪，尚未满一周。
生前风光无限，华屋巨室，妻妾满堂，个人资产总值可达国家年财政收入40%的胡光庸，临终那一刻的情景，据当时知情人目击可谓相当凄惨，不过 '一豆青灯，七尺铜棺' 而已。
由于此前已有消息说可能会被抄家，出于自保，身边家眷子女已被他全都驱散。
只有一位忠诚的老仆始终陪伴着他，并于身后将他的棺木葬在杭州西郊鹭鹚岭下的乱石堆中。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才被人偶然发现。
包括他耗资近百万建起的胡氏豪宅和胡庆余堂，前者死后仅以一万元的价格抵给他人，后者甚至在身前的经济危机中就已变卖还债。
我们现在有幸看到的，是本世纪初杭州市投资近三千万元对之重新修缮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