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阉宦之祸未有若明之为烈也”？

宦官专权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的一个常见现象，甚至在总结王朝覆灭的原因时，宦官专权也被看作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宦官最嚣张的朝代

在中国古代，宦官专权最突出的三个朝代当属东汉、唐朝、明朝，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便称“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那么如果要在这三个朝代里选出宦官专权最厉害的那个，估计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唐朝，毕竟东汉、明朝的宦官再怎么嚣张，他们也不敢废立皇帝，而唐朝则不同了，对于皇帝唐朝中后期的宦官们是说杀就杀、说废就废，甚至还出现了“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典故，可见唐朝的宦官已经嚣张到了何种地步，似乎宦官成为了“皇帝”，皇帝则成为了“家奴”。

但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却给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阉宦之祸，历汉、唐、宋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明之为烈也”。在其看来明朝宦官专权是最厉害的，因为汉朝、唐朝乃至于宋朝的宦官顶多算是干预朝政，并且朝中还有反对宦官专权的力量，但是明朝的宦官专权却是直接操控朝政乃至于朝中的文武百官都要奉行宦官的旨意，内阁六部完全成为了宦官的下属，给宦官打下手。

黄宗羲

黄宗羲所说确是事实，在东汉虽有“十常侍”乱政，但却也有清流士大夫的反对和外戚集团的牵制；在唐朝宦官虽然可以废立皇帝，但是他们的权势基本上只能在长安城中生效。

明朝宦官专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司礼太监掌握了“批红”的权力，这就使得“内阁之拟票，不得决于内监之批红”，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相权转归之寺人”。同时，司礼太监掌握了“批红”权力的一个必要前提则是太监必须要有文化，不然的话他们根本看不懂内阁的“票拟”内容。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明朝的宦官专权，那就是“太监不可怕，就怕太监有文化”。

二、朱元璋不知不觉就用上太监了

其实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吸取前代宦官之祸的教训，对于宦官是进行全方面的严格限制的。

首先，严格控制宦官的人数，其在位时期皇宫内的宦官人数受到严格的控制，规模始终不是很大，最开始规定皇宫内的宦官人数不超过一百人，够用就行了，到了后期随着宫廷事务的增多也只是稍微增加了一些而已。

其次，严格限制宦官所享受的待遇，明确规定宦官不能在外朝兼任官职，只能够在皇宫内廷行动，而且宦官的品级不得超过四品。

最后，严禁宦官干政，一方面，朱元璋下令宫内宦官不许识字，通过限制宦官的文化水平来消除官宦专权干政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在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明文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并且为了防止后代子孙忘了自己这个规定，也为了震慑皇宫内的宦官，朱元璋还命令将这句话刻在铁牌上，并立在宫门内。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要求朝中各部门不得和宦官有所交往，如果有人违反了这条规定那朱元璋是不会手软的。朱元璋还认为上古三代，宫廷宦官所用宦官不过百人，后世王朝宦官数目越来越多，朝政也就被他们败坏了。像宦官这种人，只能够用来打扫宫廷、供驱使。

以上种种，似乎已经充分表明了朱元璋对宦官干政的警惕和严防死守。但是很讽刺的一点是，明朝宦官参与政事的开端就是在朱元璋在位时期。史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派司礼监的内侍聂庆童到河州去办理茶马事务，开了宦官参与政务的先河。

应该说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当时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乃至于朱元璋本人都没发现已经打破了自己的规定了。朱元璋即位后为了加强皇权、巩固统治，废丞相、权分六部，权力是集中了，但是任务也加重了。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势必会找一些人来协助自己，朱元璋也的确任命了一些大臣作为自己的顾问，但是朱元璋多疑的性格就使得朱元璋不会完全信任朝中大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也开始在不知不觉中启用宦官了，其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九月，派遣宦官前往陕西通知陕西都指挥使司训练将士；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六月，又派遣宦官前往桂林等地给屯田士兵购买耕牛。

宦官被派出的越来越多，涉及的事务也越来越广。不过要指出的是，在朱元璋的威压之下，这些被朱元璋派出去宦官并不能作威作福，只能小心谨慎地处理事务。

朱元璋

除了参与政事之外，“宦官不许识字”这条规定也是在朱元璋在位时期开始遭到破坏的。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设立了内官监，其职能之一便是掌管宫内“内史名籍”并且“所掌文籍，以通书算小内使为之”，小内使既然负责掌管文籍，这就表明这些小内使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最起码是识字的，不是一个文盲。

同时，小内使都是从小入宫的幼童，在宫外基本上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他们能够“通书算”应该是在宫内接受教育的结果。由此可见，朱元璋在位时期虽然为了预防太监干政做了种种规定，但是受实际情况的影响，朱元璋也开始在不知不觉中违背了自己的规定，不过好在朱元璋始终对太监干政保持着警惕，使得他这一朝的宦官在政治上的表现还不是很明显。

三、永乐大帝与宦官不得不说的故事

朱元璋之后有赖几任皇帝的纵容，使得宦官一步步走上权力舞台，并一跃成为朝堂上能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的政治力量。而开启这个魔盒的正是英明神武的永乐大帝朱棣。

朱棣的皇位来得不正，是通过造侄子建文帝的反搞到手的，一直都被尊礼守节的文官集团鄙视。执政期间还因为想要做出一番大事业，和政治上偏向内敛的文官集团关系紧张。

而宦官就不一样了，在朱棣夺位过程中，南京宫中的宦官是立了大功的。正是由于这些被建文帝打压的太监偷偷向朱棣传递宫中消息，才令朱棣最后能够逆风翻盘。除原南京皇宫中的宦官外，朱棣身边的宦官还有直接参与靖难之役，并立下战功的，比如三宝太监——郑和，《明史》中便称其“从起兵有功”，郑和七下西洋的副手、太监王景弘同样也是在靖难之役中有军功，朱棣是个爽快人，太监们帮助了他，他也很乐意让太监们升官发财。

郑和雕像

一场靖难之役打下来，不仅使得朱棣认为宦官忠心，也使得朱棣认为宦官对于维护统治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宦官是完全依赖皇权而生的，在朱棣看来，他们才是最可信的。在这种情况下，朱棣开始重用宦官。

朱棣在位初年，围绕着太子之位，长子朱高炽和次子朱高煦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几乎将朝廷的所有势力集团都牵扯进去了，里面甚至还包括皇帝最应该信任的天子亲军——锦衣卫。作为朱棣最仰仗的特务机构锦衣卫的首脑纪纲坚定支持汉王朱高煦。但这样使得皇帝对锦衣卫很不放心，锦衣卫本应该是皇帝的耳目，但现在在立储之事上竟然有了偏向，这还怎么让皇帝能够放心它的情报来源。

锦衣卫不能信任了，怎么办？于是，朱棣想到了宦官。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在朱棣的示意下，明朝政府正式设立由宦官领导的东厂，用于监视锦衣卫。朱元璋的祖制是不让宦官干政，但东厂是监视和督促锦衣卫干活的，锦衣卫名义上是天子亲军，东厂的职责不涉及到朝政，所以，它的建立没有遭到太多阻碍。

随着宦官越用越顺手，朱棣还想让他们负责其他事务，这就要涉及朝政了。而这时朱元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祖训就成了朱棣必须要克服的一个障碍。

皇明祖训

以遵奉祖训为起兵和即位借口的朱棣当然不会否定朱元璋的祖训，这等于是自掘坟墓。针对这一问题，朱棣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法，他没有否定朱元璋的祖训，而是换了一个角度来解释朱元璋所规定的这条祖训。朱棣声称自己坚决遵奉太祖遗训，没有皇帝的命令，宦官不得擅自调发“一军一民”。表面上看，朱棣这句话似乎是在表明自己会遵循朱元璋制定的宦官不得干政的祖训，但潜台词则是在说，宦官只要服从皇帝的命令，那么他们就可以干政。朱棣的这一规定算是彻底打开了宦官干政的阀门。

四、宦官黄金时代的前奏

明朝的太监开始全面走向政治舞台是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开始的，以至于后世有“宦寺之盛，自宣宗始”的说法。

朱瞻基在位时期进一步完善内阁制度，并赋予了内阁“票拟权”，内阁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乃至于压制住了朝中六部。这时朱瞻基为了限制内阁的权力设立了“批红”制度，并且将“批红”的权力下放给司礼监，利用宦官集团来牵制内阁。

《朱瞻基行乐图·投壶》

朱高炽在位期间重用文官集团，导致文官集团势力迅速扩大，到朱瞻基继位时，皇帝感受到在很大程度上要受限于文官集团，这令朱瞻基很不爽。朱瞻基其实是祖父朱棣培养出来的皇帝，他渴望做出像永乐大帝那样的文治武功。

但最后为什么朱瞻基反而成了一个守成之君呢？除了当时国力不足，难以支撑外，文官集团的掣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好不容易等到爱折腾的朱棣驾崩，可不希望再出来一个朱棣，朱瞻基无法和他们讲道理，所以想起了太监，用太监来对付文官集团。

宦官既然拥有了“批红”的权力，相应的对他们的文化素养要求也就变高，最起码他们得能够理解内阁上书的内容。于是，宦官的教育问题便提上了议程。为了解决宦官知识水平不够的问题，朱瞻基正式成立“内书堂”，“选小内侍，命大学士陈山教习之”。这一设置算是彻底打开了宦官干政的阀门，如果说之前的宦官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无法参与到大政方针的讨论运作上来，那么在经过内书堂的培训之后，这些宦官们便也掌握了从政的基本技能了。而内书堂对于宦官干政主要起到了三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主要体现在内书堂所教授的课程内容上，内书堂在教授小内侍时主要培养他们的“忠君爱国”思想和从政技能。为了培养小内侍的“忠君爱国”思想，内书堂一方面教授儒家经典，如《孝经》、《大学》等，另一方面则教授专门的书籍内容——《忠鉴录》与《貂珰史鉴》，其中《忠鉴录》主要记载历朝历代奉公守法的宦官事迹，为小内侍树立学习楷模，《貂珰史鉴》则主要记载的是历朝历代宦官的善恶事迹并进行了总结评价。

除了以上两项课程之外，内书堂还有一项课程就是“内令”，主要包括太祖、太宗以来明朝历代皇帝对宦官的戒谕。为了培养小内侍的从政技能，内书堂则为他们开设了“判仿”的课程，也是内书堂中最重要的课程，主要教授他们如何在日后对外廷奏章进行判答、对阁票进行批红，可以看作是他们正式掌握批红权力之前的训练。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向这些小宦官们灌输一系列“忠君爱国”思想有用吗？还真的有用，比如明孝宗朱佑樘当太子时的宦官“老伴”覃吉便时常给孝宗教授《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同时在闲暇之时还常给孝宗讲授“台省政务、民间疾苦”，甚至还专门告诉孝宗前代宦官专权的危害。

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时期不理政事，纵然宦官为非作歹，时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张宏屡次上书劝谏，在苦谏无果的情况下“绝食数日而卒”，选择了以死谏君的方法。除了这些宦官之外，那些在明朝历史上为非作歹的大宦官们也不是一无是处，像正德朝的大宦官刘瑾便曾在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闰九月“奏通盐法四事”，正德皇帝看了后称刘瑾的上书“经画周详，防范严密。”所以正德皇帝在怼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时所说的“天下事岂专是内官坏了？譬如十个人中，也仅有三四个好人。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太监刘瑾

第二个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内书堂的授课教师身上。进入内书堂授课的教师都是在朝中担任官职的官员，而随着他们被调入内书堂教授小内侍知识，相应的两者之间便建立了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违背了朱元璋在世时制定的宦官不得与外臣结交的规定了，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内书堂的教师由各种官员都可以担任演变成了专门任用翰林院的人员来担任。

本来这件事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似乎只是为了更好的培养小内侍的能力。但是，在明朝的官场上有这么一句话“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也就是说这些教授小内侍的翰林们将来很有可能会成为内阁大臣，而这些小内侍们将来则很有可能会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掌握“批红”权力，两相一结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司礼监和内阁不仅不会互相牵制，反而会互相举荐、亲密合作。

第三个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内书堂小内侍完成学业后的出路上。小内侍们最好的出路是去文书房入职，进入了文书房就等于一只脚踏入到了司礼监里面了。次一点的出路就是负责宫内教书，对他们的要求是“多读书、善措书、有德行、无势力者。”再差一点就是去二十四衙门负责文书工作。在这三条出路中，就算最差的一条出路都要比那些没在内书堂学习过的宦官好的多。

事实上，除了上面的三条出路外，内书堂的小内侍还有一条出路就是担任太子老师，比如上面所提到的覃吉，史载“太子年九岁，吉口授四书章句及古今政典。”作为太子的贴身老师，在太子登基称帝后其地位会得到极大的提升，甚至可能一跃而起，直接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条出路才是小内侍最好的出路。因为常年陪侍太子左右，所以太子势必会对其极其信任，那么太子登基称帝后只要其不犯什么谋逆之类的大罪，基本上他的地位是不会受到任何动摇的。

由此可见，明宣宗朱瞻基设立内书堂等于是彻底松开控制宦官集团的缰绳，打开宦官专权最后的一道闸门。不过内书堂的设立虽然为宦官专权提供过了极大的便利并且扫清了最后的障碍，但是内书堂的存在也培养了一批比较正直的宦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宦官内部的互相牵制。

不过要清楚的一点是这种宦官集团内部正直宦官与乱政宦官的对抗，属于宦官集团的内部清理整顿，对于宦官专权这个大的形势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最多就是换一个正直的宦官专权，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大臣们还能有点尊严和地位可言，毕竟他们还会尊重一下法律和正常的政治程序而已。事实上，当明宣宗正式设立内书堂时，明朝的宦官专权已经成为了历史大势，没有人可以阻挡这股大势，虽然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任意处罚那些专权的宦官，但是却不会取消宦官的权力。

这其实也是明朝皇帝的无奈之举，一方面是因为担心外朝权力过大，所以需要宦官来对他们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则是有的时候朝中大臣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所以在指责明朝宦官专权的时候，不要只注视皇帝和宦官，也要看看朝中的大臣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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