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后记

《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后记

如果说，从最初对“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这个课题的接触开始算起，到今天这个修订本的最后完成，已经过去了将近25年的时间。世事沧桑，25年在一个人的短暂生命历程中，是一个不算短的时段，而且在我这里这一时段恰好就是所谓“正值盛年”的时段。现在有一句流行语说“时间都去哪了”。我自己知道，我的“时间”有很大一部分都流淌到《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这本书里。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即进入学术研究机关，开始了以学术活动为“职业”的生涯。期间，也有过对学术发展方向寻找摸索、进行学术准备的时期，也进行过其他方面课题的研究和写作，也有过一些年担任行政领导工作的经历，但是，我更多精力、更多思考和更多努力都集中在对“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这个课题的研究和写作上。可以说，我的全部学术事业就是以《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为中心展开的。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最初是在1998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出版之后，在学术界的反映还不错，特别是在中外关系史领域，许多前辈与同行都给予了很好的评价。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耿昇先生对我的鼓励和帮助，尤其令人感动。据耿昇先生自己说，他是在书店买到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这本书，然后就打电话给出版社，询问我的联系方式。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除了鼓励之外，还邀请我参加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我在此之前一直没有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同行联系，学术交往的圈子也不在他们那里，所以，我给耿昇先生的回信说，他让我找到了“组织”。此后的十几年间，我一直与耿昇先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多次参加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的学术活动，结识了许多学界前辈和同行，研读他们的著作，获得新的学术信息，并有机会直接向相关问题的专家当面请益，从中受到很多启发和教益。实实在在地说，这些活动和交流，对于我的学术成长和进步，有着很直接的影响。耿昇先生是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学问大家，著作丰厚，并长期担任中外关系史学会的领导工作。他为人谦和，奖掖后进，在同行中有很高的人望。他对我所进行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的修订工作一直很关注、很关心、很支持，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指导和帮助。此外，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西平教授、香港的陈佳荣先生、台湾的周功鑫教授、苏州大学的沈福伟教授，还有许多其他前辈和同行，都给我很多的鼓励和支持。沈福伟教授，虽然至今仍未谋面，但他几次给我写信，对我的学术成果给予肯定和鼓励，并提出一些指导意见。在此，我首先要表达的就是对这些前辈和同行的感激之情。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出版之后，我并没有结束这方面的研究，而是继续在这个领域探索和学习。实际上，在当时，我进行研究的条件是很有限、很艰苦的。那时候，国内学术界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还不很充分，可见的资料还是有限的。张西平教授说我的这本书，当时能看到的资料都看到了。这是对我的肯定。但是，我自己知道，“都看到了”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在许多方面研究还是不很充分的、不全面、不完整的。最近这些年，我国的学术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进步，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更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日益成为一门显学，老一辈学者不断有新著问世，另有一批较年轻的学者进入到这一领域，在学术视野、学术观念上都有很大突破。因此，在许多研究课题上，都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比如在各国别史的研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宏观研究，在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马可·波罗、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俄罗斯馆、19世纪的传教士运动、中国的“三大物产”、海外汉学等等专题方面的研究，都已经很深入了。另一方面，大批海外的原始文献和研究著作得以翻译出版，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和国外的相关最新研究成果。比如商务印书馆、大象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都出版了多卷册海外中国研究的丛书。大象出版社出版的6卷本《耶稣会士书信集》，就是很有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再比如李约瑟主编的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陆续出版，更是极有价值的鸿篇巨制。这些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大大开阔了研究视野，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思路和观念、方法，提供了认识这些历史事实的新的视角。在本书附后的参考书目中，可以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我这些年中，对这些新材料、新著述都进行了认真的研读。在本书的修订过程中，大量地参考了这些新著，并且吸收到修订本中。这种“吸收”的数量是很大的，单从篇幅上看，本修订本比原书几乎扩大了一倍，主要是得益于从近十几年间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中所获得的收益。这也是我进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修订工作并且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这些年间，除了大量阅读和研究有关文献之外，我还用各种机会到国外进行相关的考察，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比如我多次到日本和韩国，考察了许多有关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遗迹和博物馆藏品。我曾经到过奈良，拜谒鉴真东渡的唐招提寺、东大寺，到过高野山参拜空海大师的陵庙，到过福冈考察当年与唐朝交往关系密切的太宰府遗址，到过新宫市考察徐福东渡的遗迹，到过冲绳考察琉球王国的首里城以及琉球的其他遗迹。在韩国，我在海印寺考察过“八万大藏经”印版，考察过庆州新罗陵墓遗址，考察过许多古庙寻访中国佛教东传的遗迹，还在济州岛意外发现了徐福东渡时路过的遗迹。另外，我在日本和韩国的多家博物馆观摩了许多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物证，如在福冈博物馆观摩了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汉委奴国王”印，在韩国中央博物馆观摩了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我还访问过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的中国学院，这个学院最初就是由曾经来华的传教士马国贤创办的，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的博物馆，我参观了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那里的许多中国文物，如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契努奇亚洲博物馆、枫丹白露博物馆等，这些博物馆都有专门的展出中国文物的展厅。特别是枫丹白露有一间专门的中国馆，其中收藏的就是当年从圆明园劫掠走的大批珍宝。在欧洲的许多城市，我还看到了18世纪中国风的某些遗韵，如在维也纳的美泉宫就看到专门用中国瓷器装饰的“中国厅”。在法兰克福的歌德故居和巴黎的雨果故居，也见到了体现中国风的“中国房间”。与此同时，我还在国内的许多地方进行过考察，特别是与本话题有关的许多重要地点，如西安、洛阳、敦煌、景德镇、杭州和扬州、泉州和福州、广州和肇庆、香港和澳门等地，寻访遗迹，观摩遗物，这些考察和观摩，使我走进了历史的现场，对于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和贡献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和体会，更有了一种亲临其境的“现场感”。带着这种感受再去研读历史文献，再去书写和叙述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人物和事件、经历和过程、作用和影响，就有了许多感性的东西，有了许多感悟和感情，而诉诸笔端的，就带着一种“亲切感”。

上述的考察活动有许多与我在博物馆行业的工作有关。最近几年，我曾在沈阳故宫博物院任院长。这个经历对我从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的修订工作也很有益处。以前我的学术研究工作，主要面对的是文献资料，主要是从文字的记载中去了解和认识历史。对于历史遗存的物质文化成果，往往不够重视甚至有些忽略。而在博物馆工作，直接面对的就是历史遗存的物质文化成果。我们说中华文化辉煌灿烂，中国的艺术惊艳无比，中国的文明丰富多彩，只是从文字资料中了解还是不够的，还是比较空洞和抽象的，只有走进博物馆，与那些展现中华文化历史辉煌的物质文化成果直接的、近距离的接触，才会有更深刻的感知。王国维提出历史研究“二重证据法”，如果扩大他的意思，以文字资料和历史遗物相印证，就会获得一种认识历史、走进历史的基本思想方法。在近年的研究中，我对这一点是有体会的。我在博物馆的从业经历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使我从史料走向实物，从书本走向现场，从理性走向感性，在思想方法上、研究方法以及叙述方法上，都有了一些新的改变。与本课题有关，我们与广州市博物馆合作，举办了明清外销艺术品展览，展出了在那个时期大量销往欧洲的外销瓷、外销画、丝绸、漆器等工艺品。而这些内容在本书相关章节中都有论述。我们还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合作，在台北故宫举办了《康熙大帝和路易十四大展》，用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教授的话说，这个大展是讲述17-18世纪两位皇帝和五位传教士的故事。这五位传教士，就是本书提到的“国王的数学家”白晋、张诚等人，他们在中法、中欧文化交流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展览对于我个人了解相关的史实也是很有帮助的。

以上所说诸点，包括学术界前辈的指点和帮助，与国内外同行的切磋交流，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与成果及新史料的发现，到国内外的相关地点的考察，以及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是我从事《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修订工作的前提和基本条件。有了这些条件，就使得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修订工作成为可能。这些都是客观条件，在主观上，在这些年里，我还阅读了许多相关学科和专业的最新著作，如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等等，特别是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许多新著的阅读，一方面丰富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在基本的学术功夫上，在学术视野、学术观念、学术方法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进步。这个过程，也是学术修养和学术境界的养成过程。这方面的提高和进步，也都体现在这部著作的修订工作中。

我这里说是“大规模”的修订，不仅是篇幅大大地增加了，更重要的是涉及的领域更广泛了，内容更全面了。具体地说，我在这次修订中主要做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打开了原来的叙事结构，重新安排了一个叙述的框架。研究的起点和叙述的起点不是一回事，要进行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时间悠久和空间广泛的历史叙述，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起点上来。这个历史的起点就是中华文化发生和发展的起点，就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起点。所以，我们在叙述中，在涉及每一个大的时段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都简略地介绍和论述这一时段世界文化基本格局的态势、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特点和基本贡献，以之作为论述的背景。这样，就可以了解某一文化传播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就可以深刻地认识这一传播的意义和历史价值以及作用和影响。其次，为了论述的完整性，有的时候、有的段落，往往越出时段的限制，兼及前后，“上挂下联”，以便说明相关话题的来龙去脉，看出文化发展的内在轨迹。第三，也因此，有些特别重要的问题，如代表中华文明重要成就的“四大发明”和丝绸、瓷器、茶叶“三大贸易”，则分别僻出专门的一章来叙述。

二是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面，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和叙述。这些研究方面在初版中有的没有涉及，有的可能虽然提到了，但没有充分展开。然而有不少问题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不重要的，比如19世纪传教士们创办的报刊以及他们对中国国情的调查与研究，比如伯希和、斯坦因等人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探险考察，比如近代以来中国珍贵文物大量的流失，再比如20世纪以来海外的汉学或中国学研究，都是值得深入挖掘和探讨的。在这些方面，我都尽量充分地予以展开讨论。

三是补充了许多原始的资料，特别是新近发现和发掘的资料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这种补充，一方面是我们的讨论更有了历史的和事实的依据。历史叙述还是要用历史本身来说话，用实证的史实和事实来说话，不能根据主观想象的东西。有史料，有事实，事情也就讲清楚了。另一方面，这种补充使这部著作更增添了史料价值和历史感。比如，近代以来，欧洲人急切地想了解中国，先后提出了几个问题清单，如莱布尼茨给闵明我提出的问题清单，法国科学院给柏应理提出的问题清单，还有杜尔阁给两位中国青年提出的问题清单，小斯当东给香港总督提出的问题清单等，这些“问题清单”是他们要求对方进行调查和给予解答的。我尽量把这些清单都列出来，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清单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从这些“问题清单”中，一方面可以了解他们关于中国知识所达到的水平，因为提出问题的水平正反映了他们的知识水平；另一方面也了解了他们在那个时候最想了解中国的哪些方面的问题，这种需要是和他们自身的情况和当时社会发展的状况密切相关的。再比如，在历史上，中国的书籍陆续传播到许多国家。汉籍的输出正是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一个方面、一个渠道。本书的许多章节都涉及到汉籍在海外的传播与流布。我在有的章节中，就介绍了一些传播到域外的汉籍目录，如俄国汉学家瓦西里耶夫的汉籍收藏目录，等等，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汉籍流布的情况，知道外国人在那个时候读过哪些中国的书。

当然，尽管我可以说，为了完成这部著作，我努力了，尽力了，尽可能完整全面的描述、展现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历史画卷。但是，这幅历史画卷太丰富了、太壮观了、太波澜壮阔了，任何笔墨都无足以将其真正“完整全面”地讲清楚，都无足以展现这幅画卷的全部细节和全部面目。如果把这幅历史长卷比作是一部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那么，我的这部著作，虽然也卷帙浩大，但充其量只是拉开了这部历史活剧的帷幕，更多、更精彩的剧情还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和再现。

当完成了一部著作，特别是完成了像现在摆着面前的这部卷帙浩大的著作的时候，颇有如释重负之感，同时心里也有一些喜悦，也有一些感慨。喜悦也好，感慨也好，其实都是学者的使命使然，都是文人的命中注定。我在初版后记中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学术活动永远是我的主要的生命活动，是我的主要价值理想。这是我被判定的'苦役’，也是我的'西西弗神话’。”现在，还是这句话。

武斌

2014年5月29日于沈阳北郊望湖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