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三星堆

今年是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

从1929年露出冰山一角，到1986年发现祭祀坑，再到各种精美文物出土，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八十多年。在这片1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们找出了距今约3000至5000年的古蜀国文明。它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中国当代考古脉络的流变，让一向以黄河文明为中华历史起点的叙述，融进了长江流域文明起源这一支。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也带来更大的谜团。

是谁创造了三星堆文明？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大量工艺高超的精美文物，形制、审美与同时代的中原商周文物区别明显，古蜀人何以掌握这样的技艺？他们来自何方？

围绕着三星堆，世界各国的考古专家争论了几十年，仍有许多千古之谜难以破译，甚至有猜测称三星堆遗址是来自“外星人”的文化。

在三星堆遗址，人们发掘出了一个沉睡数千年的古老文明，却又仿佛走进了一座跨越时空的迷宫……

广汉玉器

1986年发掘现场。

1986年发现的祭祀坑，是三星堆考古进程中最重要的突破。“两锄头挖出的重大发现”，考古工作者们经常这样总结祭祀坑被发现的过程。两个祭祀坑都是在当地农民劳动中被发现的，偶然、幸运，也带着几分遭遇破坏的风险。

“其实，第一次揭开三星堆文化面纱一角的，也是锄头。那要追溯到87年前。”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主任、三星堆研究者段渝告诉记者。

1929年春天，成都平原进入了一年之中最繁忙的播种季节。

在广汉中兴乡，家住真武村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父子正在清理门口的水沟。儿子燕青保的锄头突然碰在一块大石头上，发出“砰”的一声，吓了燕青保一跳。

燕青保扒开泥土，看到了一块白色的大石环躺在淤泥中，燕道诚闻声跳下坑里，撬开石环后，一块翠绿的玉器出现在面前。父子俩认定，下面一定埋有宝物，于是他们不动声色，悄悄覆土掩埋。待到夜深人静时，燕家一家五口全部出动，重新刨开掩埋的泥土，清理出三四百件珍贵的玉器。

这段回忆，燕道诚在生前不知道对人讲了多少遍。当时他们未曾想到，就是那不经意的一锄头，叩开了一个紧闭数千年古代文明的沉重大门。

真武村村民多是燕氏族人，燕道诚的后代也生活在这里。世人提及1929年的无意发现时，多把燕道诚称为“当地农民”。但在真武村，多称燕道诚为“燕师爷”，还有人说他曾当过县令。总之，燕道诚从小读过不少书，是一个乡间文化人。

意外挖出大量古代玉器，有一定文化的燕道诚知道这是笔“横财”，既兴奋又忧虑。为了避免张扬出去惹上麻烦，他将这些宝物四散藏于家中各处，命令家人不许透露这个秘密。

燕道诚或许是想将这些玉石器作为传家宝传子传孙，但他的愿望落空了。

宝物的诱惑令月亮湾的秘密很快泄露。燕道诚在成都的古玩市场上用并不高昂的价格出售了部分玉器。而得到这些玉器的古董商们则纷纷追寻它的来源，广汉月亮湾很快因这批“广汉玉器”出名。

精明的古董商最终追踪到燕道诚的家，经不住劝说的燕道诚以低价又抛售了大批玉器。

短短几年时间，燕家的“宝贝”一件件减少。广汉玉器的名头渐渐响亮了起来，很快传遍成都，终于吸引来了考古学家。

1931年春，在广汉传教的英国神父董笃宜，从燕道诚手中得到了几件玉石器。华西协和大学的美籍历史学家戴谦和当时鉴定这些玉器为商周遗物。几年后，当戴谦和把这些玉器放到他的好朋友葛维汉面前时，葛维汉惊愕不已。

葛维汉也是美国人，早在1911年就作为传教士到了四川，是个中国通。后来他返回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宗教学博士学位，继而又在哈佛大学学习了考古学、人类学。1932年，葛维汉重返中国，在华西协和大学任博物馆馆长、兼任人类学教授，教考古学、文化人类学。

葛维汉是第一个找到燕道诚的考古学家。

葛维汉

1934年3月15日，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等一行四人来到燕家，燕道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先在燕家的房屋旁边进行开方试掘，然后在第一个坑的南北两边各开一沟，作了延伸发掘。据当时的发掘记录记载：“邻近匪风甚炽，工作十日即行结束”。

挖掘工作草草收场，时间很短，收获却不少，共发掘出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六百余件，比燕家人第一次挖出的还要多。

葛维汉是以考古为目的挖掘广汉玉器的第一人，但最先对月亮湾玉器进行考古研究的是中国人。这个人是成都古董商人兼金石学家龚希台。

龚希台是1932年秋天从燕道诚手里买到的玉器，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认为“燕道诚掘出玉器之坑及其周围是传说中古代蜀国望帝之所，出土的可以穿起来的绿松石珠则是古代帝王冕毓饰物……”

龚希台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一篇《古玉考》，发表在1934年成都东方美术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上。段渝说：“这是第一次把月亮湾遗址和古蜀国的历史联系起来。”

“蜀”作为国名，最广为人知的是后汉三国时期刘备建立的蜀汉，而古蜀国比三国时期的蜀国要早得多。只是这个古蜀国更像一个传说，它只是只字片语地存在于极少的史书记录中。

关于蜀国历史最著名的诗句是李白在《蜀道难》中所写：“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蚕丛及鱼凫据说是古蜀国的两个王，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以前，他们的故事就像夸父追日和女娲补天一样，只是神话传说。至于“尔来四万八千岁”的蜀国时间，恐怕是李白一贯的浪漫主义夸张手法。

古蜀国的历史，在东晋《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一点无法考证的记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据此推算，古蜀国应该建立于公元前1000多年。

龚希台的《古玉考》将广汉玉器与古蜀国建立了联系，而真正用考古学方法证明“古蜀国”的存在，时间是两年后。葛维汉于1936年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上发表了《汉州发掘最初报告》，这是第一篇有关广汉古蜀国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在报告中，葛维汉还提出了“广汉文化”的概念。

葛维汉的考古报告震动了历史学界，从而在上世纪30年代掀起了一股“广汉文化”的研究热潮。就连当时身在日本的郭沫若，也对“广汉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和葛维汉早就相识，马上给葛维汉写信，要求对方赠与广汉发掘的全部照片和器物图形，先睹为快。

葛维汉很快将资料寄往日本东京。郭沫若当时正潜心研究流落日本的中国甲骨文，已是甲骨文大家。他很快给葛维汉回了信，补充了更多的研究结果：“蜀”这个名称曾在周代的甲骨文中出现。广汉的很多玉器的形制和华中、华北地区的发现类似，这应该是古蜀国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

确如其言，“蜀”字最早发现于周代的甲骨文中，周人记载，武王伐纣时蜀人曾经相助。

这是古蜀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线索，顺着这个方向，葛维汉提出的“广汉文化”有可能获得更大的进展。偏偏葛维汉考古报告发表仅仅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包括葛维汉在内的一批华西大学的外籍教授纷纷回国，进一步发掘月亮湾“广汉遗址”的机会与他们擦肩而过。

因为战乱，月亮湾的考古挖掘沉寂了20年。与月亮湾遗址隔河相望、后来取代月亮湾为遗址定名的三星堆，也因此继续沉睡了几十年。

三星伴月

斗转星移，中国换了人间。

20世纪5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万象更新，神州大地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在四川，连接成都和重庆的重点工程成渝铁路开始施工。

施工中，工人们多次在沿线挖到大量文物，于是，西南博物馆在铁路沿线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文物收集和清理工作。

刚刚上任西南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冯汉骥，把月亮湾一带的古代遗址划进了重点关注的区域。

冯汉骥是中国最早培养的考古和人类学家之一，他曾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考古学家李济邀请下回国，参与了殷墟等多个重点文物遗址的挖掘工作，在“三星堆”遗址的挖掘历史上，他亦是十分重要的角色。

1955年，冯汉骥派学生王家佑到广汉展开广泛的田野调查。王家佑注意到了月亮湾“广汉遗址”不远处的三星堆——当时，三星堆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一处景观。

三星堆是三座长约数十米至百米、高约5米至8米，连结成一线的土堆。关于三星堆这个名字的由来，在当地还有一个神话故事。传说玉皇大帝从天上撒落三把泥土，落在了广汉的湔江之畔，形成了三座大土堆，突兀地立于平原之上，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故名三星堆。在牧马河对岸，有一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富于奇想的人们将这片台地起名为月亮湾。三星堆与月亮湾隔河相望，形成了广汉八景之一——三星伴月。

燕道诚的家就在月亮湾。王家佑在燕家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诚一家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钏、石璧等文物贡献出来。在田野调查中，王家佑又走遍了燕道诚家所在的牧马河一带，采集到一些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片标本，他推测月亮湾和三星堆都是古蜀国的文化遗址。

“这是第一次将月亮湾和三星堆两个小区域作为一个大的文化体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段渝说。

1963年，针对月亮湾地区的一场更大规模的考古由冯汉骥再一次启动。

事实上，冯汉骥对月亮湾遗址寄予的期望，远超过工程施工前的“抢救性发掘”。他想在这里找到的结果，可能会动摇当时中国主流历史学界的习惯思维。

段渝介绍，黄河流域一直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中国人称黄河为“母亲河”，正是源于此。当时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是中国文明一元起源论，即黄河流域的夏、商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唯一起源地，中国的其他文明只是夏文化或商文化的传播，或其分支。

冯汉骥知道月亮湾遗址与古蜀国的渊源，如果能够证明月亮湾遗址是早期中国文明的代表之一，就可以给中华文明的起源增加长江流域这条线。这就是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和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理论。

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马继贤参与1963年月亮湾遗址发掘时还是个实习生。他回忆说，当时选择的发掘点在早年出土玉石器的燕家院子附近，因为估计这里堆积可能比较丰富，同时，他们还对月亮湾的土梁子做了解剖，想看看它是否是城墙，测绘地形图时把范围扩大到包括所有土埂在内的近五平方公里的地区——包括了三星堆。

“虽然当时条件所限，发掘面积十分有限，但它毕竟是自上世纪30年代玉器发现以后，在月亮湾进行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掘。当时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发掘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马继贤说。

这次田野考古结束时，冯汉骥站在月亮湾高高的台地上，遥指着对岸的三星堆，对马继贤他们说出了一句极为精确的预言：“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只要再将工作做下去，这个都邑就有可能完整地展现于我们的面前。”

许多年后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证明，冯汉骥的预测是完全正确的，虽然他本人并没能看到古蜀国大门完全打开的那一刻。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陷入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混乱之中，冯汉骥寄予厚望的月亮湾遗址发掘工作完全停滞。

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上登载了一篇名为《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的论文，对月亮湾遗址的性质、年代和附近三星堆遗址的关系等等学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一一做出了论述。论文署名冯汉骥，加着黑框——两年前，冯汉骥已经撒手人寰。他的学生们遵其遗愿，整理遗作，完成了这篇论文。

其中，冯汉骥提出两个重要的观点：一，广汉遗址的年代是在西周后期至春秋前期；二，由出土文物的形制推测，古代蜀国的统治者早在西周时代就有了和中原相似的礼器，再一次说明四川地区和中原悠久而紧密的历史联系。

冯汉骥生前对广汉遗址的数次发掘，虽未能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却为厘清黄河、长江两个流域文明的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

其实，距离冯汉骥1963年的挖掘点仅仅600米外，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三星堆祭祀坑，然而，他却遗憾地和这个重大发现擦身而过。

砖厂取土堆

1979年冯汉骥的遗作发表时，距离月亮湾遗址被燕道诚父子挖掘已经整整半个世纪。除了有限的几次考古发掘，其他的出土文物大多是被燕道诚父子一样的当地农民在劳动中无意间零星挖出，被当成“意外之财”。当地人鲜有文物价值的概念，更不会把他们祖辈生活、劳作的这片土地看成文明遗址。

今年已88岁的文物工作者敖天照对此深有体会。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广汉县文化馆工作，却对三星堆知之甚少。直到1973年被送到湖北，参加为期一年的长江流域考古培训，这位广汉的基层文物干部才知道身边文物的重要性。

那次培训的讲师中有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严文明听说敖天照来自广汉，当时就点着他说：“你从广汉来，你要注意哦，你们那里的三星堆很重要。”敖天照至今依然记得当时严文明说这句话时认真的语气。

1975年，培训归来的敖天照马上去找“很重要”的三星堆。此前，他甚至不知道三星堆究竟在哪里。

找到三星堆，敖天照更揪心了。

三星堆旁建起了一座砖厂。被考古工作者视为重要遗迹的三星堆，却被砖厂当成了三个最便捷的天然大土堆，正源源不断地取土烧砖呢。

现在划定的三星堆遗址区，跨越广汉两个镇的七个村子。敖天照说：“三星堆属于中兴公社范围。公社就利用三星堆的土堆取土，办了个集体砖厂。挖出的陶片被成堆扔在一边。我一看，陶片年代应该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火候不高，手感比较软，器形也比较原始，说明时间很古老。”

当年年底，敖天照写了一份紧急报告，同时带着砖厂工人挖出的三星堆的一些陶片，找到四川省文管会。

“我呼吁发掘三星堆，我说你们赶快派考古队下来。那时候盼考古队就像盼救火队。”敖天照说。

但是，敖天照并没有立刻盼来三星堆遗址的“救火队”。他只能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在月亮湾老乡家里，四处收集砖厂挖出的三星堆文物。

村民偶尔挖到些玉石制品，原始的样子并不让人觉得珍贵。1978年，敖天照听说有人几年前发现了一坑颜色漂亮的“鹅卵石”，已经散落各家。他走村串户去收集，“一看就是人工打磨过的磨石”。村民们把“石头”留在家里“给娃娃耍”，听说有文物价值，也相当配合地上交了。

真武村4队在挖沼气池时，敖天照生怕糟蹋了地里文物，在一旁盯着看，给大家宣传“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在这里活动了，他们还没有铜器，就用石斧头砸东西”。村里一位大妈听到了说，“我家有一个磨过口的石片，还很好用”。敖天照到她家一看，“是一把十几厘米的石斧”。他给大妈拍了照片，奖励她1块钱。

敖天照说，他并没有购买这些文物，都是用很少的钱，作为上交文物的奖励给了老乡。他把收集来的上百件文物，暂时存放在广汉县房湖公园内一处闲置的空房子里，他自己也居住在附近。

敖天照如今还收藏着不少村民“献宝”的照片。所幸，早年散落民间的许多三星堆遗址文物，后来大部分被追了回来，保存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内。

1980年春天，砖厂取土导致三星堆严重破坏，三个堆子仅剩了半个。四川省文管会终于将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真正的“抢救性”发掘开始了。

“四川省考古队进驻三星堆遗址，就是从工人的钢钎下'抢’文物。”敖天照说。

“村民们还是很淳朴的，很配合。”敖天照回忆，但是当地要发展经济，砖厂不愿向考古队妥协。敖天照和四川省考古队队员陈显丹一度追着砖厂厂长跑，厂长最后说：“这里也不能挖，那里也不能挖，你们倒是给我圈出个可以挖的地方来！”

四川省考古队划了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面积，但考古队都已进场，砖厂却照样取土烧砖，时不时地跟他们抢地盘。几处后来被确定为城墙的遗址，也被砖厂取土，挖了不少。

考古队在三星堆争分夺秒的抢救性发掘，发现了龙山时代和距今3000年至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陶片标本。

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考古发掘。经过反复的考古调查，考古队确定三星堆遗址的范围约在十二平方公里以上，应当是四川迄今为止发现范围最大的一处古文化遗址。

三星堆的发掘工作，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星堆的砖厂，并没有因为国家文物局的考古项目而迁址，甚至都没有停止从三星堆取土。不过，砖厂对考古队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开始配合考古队工作，取土时挖出的文物或者线索，都会马上上报给考古队。

三星堆遗址考古最重大的突破，被砖厂工人两锄头挖了出来。

鱼凫王金杖

1986年春天，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县政府联合开展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工作人员上百人。

这次发掘，共清理出房屋遗迹二十多处，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石器等文物。然而，三星堆最重要的“宝藏”还在和考古队“捉迷藏”。这次发掘，5米见方的探坑挖了多达53个，却还是与“宝藏”擦肩而过。事后发现，最近的一个探坑距离“宝藏”还不到20米。

打开三星堆大门的，还是砖厂工人手里的锄头。

此时，砖厂仍在三星堆取土，年深日久，那三个大土堆，两个已经被砖厂取土夷为平地，只剩下一段孤零零在那里，三星堆变成了“一星堆”。正是在这里，开启了三星堆考古的盛宴。

1986年7月18日，砖厂民工杨运洪、刘光才在三星堆土埂的南面取土，结果一次性挖出了十多件玉器。

当时驻扎在砖厂整理出土器物标本的四川省考古队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闻讯随即赶赴现场。据陈显丹回忆，因为这个文物出土地点不同于考古队平时挖掘的探坑，当时他们已经意识到它的不同寻常。

四川省考古队立刻对此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完文化层后，一个长4.5米，宽3.3米的土坑及坑道显露出来，被砖厂挖掉的是土坑的一角。

陈显丹回忆，当时他们判断是挖到了一个大墓，像在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一样。按照以往的经验，这里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文化遗存。

7月25日下午开始，坑内的器物陆续开始面世，动物骨渣、陶器铜戈、玉石残块……文物的密集程度让考古队员们异常兴奋。

29日，已是深夜，陈显丹和几个助手仍在挑灯夜战。连续出土的文物让他们停不下手来，毫无睡意。

陈显丹的手忽然碰到了土层中的一个硬物，他马上警觉起来。

当时的考古日志记载，30日凌晨2时30分，“一点黄色的物体从黑色灰渣暗淡的颜色中'跳出’，再用竹签和毛刷清理下去，一条金色的鱼纹清晰显露了出来……”

陈显丹用竹签继续往下挑，越挑越长，又看到了鸟的图案，很快，一条雕刻着纹饰、弯弯曲曲的黄金制品露面了，“这恐怕是古蜀王的金腰带吧？”陈显丹猜测。挑出大约1米长了，“金腰带”还没有完全分离出土，陈显丹不敢动了。他跑到不远处的考古队驻地，叫醒了领队陈德安：“重大发现！”

后半夜的三星堆考古现场非常安静，经常好奇围观的当地农民和砖厂工人早已散去。但是为了确保安全，陈德安和陈显丹还是决定暂停挖掘，先做好安保措施。所有正在参加发掘的人都不能离开现场，陈德安连夜赶去成都向四川省考古所汇报。

敖天照当时也在现场，“我当时也惊呆了，我们要求县委派出了一个排的武警战士，连夜赶到三星堆，守护现场。”参与发掘的四川大学考古系学生张文彦被派去通知广汉政府部门。当夜正下着雨，张文彦骑着自行车飞驰，结果途中摔了一跤，摔掉两颗门牙。

5点多钟，天刚刚亮，36名武警战士赶到，现场警戒护卫。

挖掘工作继续，1米多长的“金腰带”完全出土。这时，陈显丹才发现，这不是一个腰带，而是一个黄金杖。

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用纯金皮包卷而成，出土时已压扁变形。这件器物在入土前遭受过人为的毁坏，但上面长达46厘米的手刻图案仍然清晰。

金杖上的人物刻像为圆脸，嘴呈微笑之形，头戴“玉冠”，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极有可能表达的是带有王者之气的人。

“在古蜀世系表中所记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王中，哪一位蜀王与此有关呢？”陈显丹说，“刻在金杖上的头像和鱼、鸟图案，非常像是'象形文字’，从左至右连起来，不就是'鱼凫王’吗？金杖的主人应是'鱼凫王’。”

砖厂民工在三星堆土埂旁的偶然发现，将埋藏三千年的地下宝库突然打开，犹如神话“阿里巴巴宝藏”的再现。

这批出土文物有青铜人头像13件，青铜人面像、跪坐人像、铜戈、铜瑗等青铜器178件，以及玉器129件、石器70件、陶器39件、海贝124枚、金器5件。摆放在一起，蔚为壮观。

除了出土文物之多，还有一点让考古队颇感意外。他们起初推测这个坑是座大墓，但在坑中并没有发现完整的人骨。坑中清理出的众多器物，多有人为损毁的痕迹，或者被火烧过。坑中还发现了许多蚌壳以及人骨渣、牛羊骨碎片。从烧得发白的骨渣情况来看，这些动物经过了放血的过程。很显然，这个坑并不是一座墓葬，而是一个进行宗教祭祀仪式的场所。

这个考古坑被定性为祭祀坑。很快，这个祭祀坑的名称前面又被加上了“一号”二字——又一个祭祀坑被发现了。

1986年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就像是挖到了一个巨大的彩蛋。每次考古队员们都以为找到了最大的收获，却发现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二号祭祀坑

8月14日，一号祭祀坑的回填刚刚完毕，辛苦了近一个月的考古队正准备收拾行装返回驻地，工地上又传出了惊人的消息：在祭祀坑东南二十多米处，砖厂工人取土时又挖出了铜头像。

这次的锄头在砖厂民工杨永成、温立元手中。他们在距地表1.4米深的泥土中，一锄就挖到青铜人面像的额部，“砰”的一声，刨开一看，满布铜锈的人面像的眼睛、鼻孔出现了，青铜罍(lei读“雷”音)的口沿也露了出来。

由于砖厂民工在一号祭祀坑见过这类器物，因此意识到又是一坑“宝物”即将出土，便立即报告考古队。经发掘清理，二号祭祀坑的器物比一号祭祀坑还要多。

在这个长5.3米，宽2.3米的土坑中，铺满了六十多根象牙，象牙下层是满满一坑青铜器，还有玉石器等。二号祭祀坑总共出土金、铜、玉、石、骨器一千四百余件，海贝约四千六百枚，数量之多令人惊叹。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二号祭祀坑中出土器物那些神秘怪诞的造型。

人们最先看到的是一件体量巨大的青铜器物，它与众多的其他器物杂乱地垒压在长方形坑里。这件造型奇异的器物当年被埋入坑中的时候，曾经历过人为的损毁。考古者将它命名为青铜纵目面具。

青铜纵目面具

青铜纵目面具是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面具中的最大者，高65厘米，宽138厘米。最令人惊异的是，它的双眼竟成圆柱体形状，凸出于眼眶以外16厘米，双耳斜上直立于脑际。现在人们常根据这件面具的造型，称之为“千里眼，顺风耳”。而古蜀人制造这个奇怪形状的面具是何用意？不得而知。

“纵目”倒是见于古蜀国的零星史籍记载。《华阳国志·蜀志》里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蚕丛，即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王。纵目，可能是指眼睛凸出眼眶。三星堆出土的其他面具都是这个造型，可能反映了古蜀人特殊的审美观。但是像青铜纵目面具两只眼睛呈圆柱体凸出眼眶，甚至超过了鼻子，这样的造型太过离奇，难道古蜀人的青铜艺术已经有了超现实主义的手法？

通观整个面具，眉尖上挑，眼睑斜长，嘴角深长上扬，流露着似有似无的微笑，愈加让人感觉神秘莫测。

三星堆共出土了20多个青铜面具，即便是相对合乎比例的面具，造型也非常夸张。这些青铜面具和人像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根本不像中国人，甚至可以说不符合地球人的形象。倒是现代科幻作品中大眼睛外星人的造型，与这些面具有几分“神似”。有外国媒体乃至科学家猜测，三星堆文明可能是“外星人的杰作和遗迹”。

从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也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第一个金面罩出土于一号祭祀坑，是一片褶皱的金皮。此前在中国的考古史上从来没有出土过类似黄金器物，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将其挖出来时，一时不明所以。待到二号祭祀坑发掘，4件戴有黄金面罩的青铜像出土，这才明白第一个金面罩究竟是何物。

费解之处随之而来。金面罩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倒是在古埃及的墓葬中常见。可是古埃及的金面罩是给死去的法老用的，古蜀人给青铜人像戴上金面罩，又是什么目的？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发现的青铜树，则让人由衷赞叹古蜀人的青铜工艺。

二号祭祀坑总共发现了六棵青铜树。数千年掩埋地下，这些枝叶纤细、精致无比的青铜树多已损伤。一号大铜树还可以比较完好地修复。

一号大铜树残高396厘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

即便放诸今日，制造如此复杂的金属艺术品也非易事。而数千年的青铜器物，多是比较规整的几何形状，这样才便于铸造。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算得上同时期最先进的青铜工艺。青铜树则是其巅峰之作。

这一大批器物，制作工艺精湛，造型神秘怪诞，填补了中国青铜艺术和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空白，把巴蜀文化上限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

段渝认为，从文化内涵上看，1986年以前所提出的三星堆文化概念，人们通常把它作为早期蜀文化看待，还认识不到它是一个古代文明。1986年发现两个祭祀坑后，用大量实物证明了古蜀国的存在，也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辉煌的古蜀文明正是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

但是，就像二号祭祀坑挖掘出大量文物，也带来大量难解之谜一样，人们对三星堆文化了解得越多，就越是发现更多不了解的地方。

未解之谜

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近2000件文物后，三星堆遗址区内的砖厂终于被彻底迁出。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前，数十年间时断时续的三星堆考古，在1986年之后再没有间断。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邱登成告诉记者，近年最重要的成果是2013年青关山台址的挖掘，它是三星堆考古发现中最大的单体建筑基址。

今年是三星堆祭祀坑发现30周年，为此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齐聚了中外一百多位三星堆研究专家，众多三星堆未解之谜再一次被提起、被争论，也再一次没有一致的答案。

归纳三星堆未解之谜，究竟有多少谜团？可能也是个未解之谜。

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出土的文物、器物风格独树一帜，明显有别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

有专家考证出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与三星堆的关联。也有人根据青铜器造型特点、审美倾向等，在中国之外联系上了玛雅文明、古埃及，更有人干脆把目光投向了地球之外。

段渝认为，三星堆文化来自外星人的可能性不大。“三星堆可能确实是多种文化共同作用的'杂交文明’，但是它和玛雅与埃及的关系、和中国中原文化的关系，和周围其他国家的关系，至今都不是十分明朗。”

古蜀国何以突然消亡？

考古工作者通过碳14测年等现代科技手段,测算出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800年至2600年,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年之久，但仍不能确定它突然消失的原因。水灾、战争、迁徙等种种推测都有可能，却都没有足够历史凭证，始终停留在推测上。

在古蜀国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缺憾是，这么灿烂的一段文明，居然没有文字。

其实，关于古蜀国是否有文字的争论，在为数不多的史籍记载中就有矛盾。《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而另一本《华阳国志》中，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

考古学家在祭祀坑中发现的那支金杖，上面刻着鱼、鸟、人的图画，连起来刚好能对应“鱼凫王”，看上去似乎是一种象形文字。有的学者把这些图案和同时发现的青铜戈上的图案、印章等统称为“巴蜀图语”。但整个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人工刻画符号只有寥寥几个，离文字的概念太遥远了。

“因为数量稀少，又缺少字典，这些符号就像天书一样。”段渝说。

三星堆遗址的12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如同一部“天书”，带来了无穷的惊喜，也带来了更多的谜团和猜想。正如“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所言，考古如同泥地拔萝卜，萝卜拔出来后才发现，所带的泥巴比萝卜还多。

数千年跨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曾经辉煌的古蜀国，留下无数精美又神秘的文物遗存。徜徉在三星堆博物馆瑰丽奇幻的文物珍宝之中，古蜀国文明的绚烂和神秘扑面而来，让人赞叹神往，又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这古文明之谜，吸引着人们去进一步追寻。

本文首发于《北京日报》2016年9月6日13版、16版

本期作者：米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