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学术也有“海外兵团”

前些年小山智丽在世乒赛上战胜邓亚平，曾使国民对“海外兵团”的恼怒达到顶点，媒体上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出发点虽不一样，但对“海外兵团”所抱的厌恶、敌视态度则是一致的。对此我很不以为然。中国的乒乓球训练、比赛体制是否有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荣誉的可能这里暂不讨论，从运动员个人来说无不愿意自己的运动生命延续得更长。中国乒乓球人材济济，新老更替极快，老队员不退役，新手就顶不上来。但问题是老队员年龄虽大，竞技状态未必就差，只要能打当然想继续打，别忘了，瓦尔德内尔已对抗了从蔡振华到刘国良的四代中国选手！国内不能打，当然只好到国外去打，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于是北美洲有黄文冠、耿丽娟、成应华、高军，南美洲有刘松，大洋洲有李春丽；欧洲更多，有倪夏莲、何志文、杨敏、钱千里、丁毅等，光是德国就有施婕、田静、何千红效力；而日本的何智丽、韦晴光对中国队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海外兵团”蜂起，无形中使各队的问鼎之争成了中国人的对抗。这给中国队夺冠当然造成了困难，可换个角度想，一旦乒乓球完全成了中国选手的对抗，无论哪个国家夺冠，荣誉不都是中国人的吗？如果许多运动项目都出现这样的局面，中华民族的体育形象不就光耀无比了吗？

当然，我的想法也许过于书生气，不过我一向认为，体育和艺术作为人类向体能和想象力的挑战，都是没有国籍的。意大利歌剧演员效力于世界各国的剧院，只说明一个事实——歌剧是意大利人的。中国乒乓球选手在世界各国打球，同样也只说明一点——乒乓球是中国人的，在乒乓球技术的进步上中国人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国人往往有一种狭隘民族观念，以为有成就的人只有在国内就职才是报效祖国，于是八十年代最初一批在国际上获奖的歌唱家就在国内捂成了豆芽菜。艺术家和运动员都是需要历经磨炼，接受许多名师栽培，方得成材的。我们应该让更多的演员、运动员到世界舞台去大展身手，无论他们在哪国取得成就，都是中国人的荣誉。正在旧金山芭蕾舞团任主演的谭元元，被乌兰诺娃许为近二十年来世界芭蕾舞台上最年轻而最具古典表演风格的女演员，这是美国人的骄傲还是中国人的骄傲？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最近我高兴地看到，中国武术协会向张桂凤、刘玉、袁洪海、韩劲松、李志洲、李蓉等一批原国内冠军、现“海外兵团”授予不同的段位，这才是促进武术国际化应有的姿态。

以上只是兴之所至，借题发挥一点感想，我想谈的其实是学术界的“海外兵团”。目前，无论自然科学界还是社会科学界都有大量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在世界各国任教、求学，仅在日本大学中任教的专任教师已有四百多人。若将世界各地的中国教师作一统计，数量必相当可观，留学生就更不用说了，这是远比艺术和体育界更为庞大的“海外兵团”。尽管学术研究与艺术、体育的性质不太一样，其成果往往带来实际的社会进步，直接受益者为其所在国，我还是持上面的观念，他们无论在哪国取得成就，都是中国人的骄傲。但这里有一点应该明确，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它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知识共享的特征。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直接影响国际、国家、民族的经济、文化以及国家、民族间的关系，因此社会科学研究首先有个立场问题。在日本大学中，文科的中国教师和留学生相当多，而这部分教师和留学生又以中国学专业为最多，这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事。教师就不说了，反正是个职业；留学生全都研究中国学，就让人哭笑不得了。我在京大中国文学研究科作“中唐文学研究”的特别讲义时，听课的十名学生中有六名中国人，四位大陆留学生，一位香港留学生，一位台湾留学生。

我不否认，日本的中国学的确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可从留学的根本目的说，不主要是为了解别人的国家，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点和长处吗？从近代第一批走出国门的留学生开始，谁不是抱着“邃密群科济世穷”的志向出洋留学的？张廷骧值其子象成、婿沈钧儒赴日留学之际，训之曰：“游学外洋，原无不可。宜探索彼国之政教如何振兴，以视我国之政教如何优绌，得其精意，归而效用，方为有益。毋徒略取皮毛，尤慎毋沾染习气，并谬听邪说，是为至要。”（《不远复斋见闻杂志》卷六）是故当时文科留学生无不学习外国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从而将最新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输入国内。现在倒好，国内学者想研究外国学术苦于没条件，而留学生到了外国又都学中国学，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深入地了解别人呢？晚清时期，朝廷深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宝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一），遂开始派遣使臣出访考察，后又向各国派遣留学生。然而到明治初年，黄遵宪作为清朝驻日公使馆书记官，仍在《日本杂事诗》跋中感叹，日本有许多研究中国的书籍，而中国却很少见到谈论日本的文章。迄今近一百年过去，日本研究中国的书籍更多了，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依然寥寥。

当然，留学生读中国学也是迫不得已，读别的专业竞争激烈，选择中国学可以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和国内的信息来源。这本是很容易理解的，作为个人选择也无可非议。关键是整个留学生群体都采取这种避难就易的策略，那就令人忧虑了。留学纯然成了到国外谋饭碗的手段，而中国学又成了别无选择的选择。这样走上学术道路的学者，怎么能指望他们对学术抱有崇高的信念呢？无非有奶便是娘，尽力迎合日本社会对中国的知识欲望而已。比如日本政府很困惑：为什么中国留学生留欧美的回国后都是亲欧美派，而留日的回国后都成了反日派？马上便有两位中国留学生分别对此作了研究，当然也都得到了研究资助。我一位朋友还研究这样的课题：日本中小企业在华投资失败的原因分析。这无疑也是日本人感兴趣的问题，我对她说，你这不是帮日本人算计咱们吗？我当然是开玩笑，可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日学人的中国研究有时比日本人的中国研究更透辟，更具情报和战略价值。通过这些研究，日本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深，越来越透，而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却始终停留在肤浅的表面。想想《孙子》的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真令人不寒而栗。

所以我说学术界也有个“海外兵团”，而且远比体育界的更可怕。我个人对此倒也无忧无恼，只不过觉得也应该有许多旅居海外的学人研究居住国的一切，帮助自己的同胞了解、学习别人，了解世界。这才不枉了留学、游学一遭。

原载于《粤海风》2000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