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法科学生的第一次“诉讼代理人”之旅
编者按：本文是团队里大四实习的小伙伴写的，记述了他第一次出庭的前前后后，酸甜苦辣，可谓都尝了一遍。本次诉讼尚未终结，后续应该更为“精彩”。
一、铺垫
本人“信 韧”，是一名法学应届毕业生。因本人考上了研究生，为不荒废大四下学期到研究生开学期间的4个多月，故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以期可以及早了解律师的生活状态，为今后自己的职业发展打下基础。
某周六晚，我正准备洗澡，突然 “老大”（舍友，因在宿舍里年龄最大，故我们称其为“老大”）打来的电话。我本以为是邀约我去聚餐（毕竟即将毕业），没想到电话中，他说被人告了。挂了电话后，我立刻赶去宿舍。
二、前因
“老大”的家乡位于甘肃定西临洮县（有名的国家级贫困县），2017年4月，“老大”开始在学校附近的一家炸鸡汉堡店兼职送外卖。
17年5月11日晚7时许，“老大”在驾驶电动自行车送外卖的途中和另一送外卖的人相撞，对方头部受伤（轻微流血）。当即，“老大”把对方送到医院，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当晚“老大”支付了相关的医疗费（2200元左右）。
当晚，“老大”联系了我们（舍友），我们也通知了王姐（炸鸡汉堡店的店长）。
到了医院后，由于对方坚持说是“老大”的责任，自己没有任何责任，我们让“老大”报了警。据“老大”说，是对方撞到“老大”的，“老大”因为跌倒在路边的草地上，故没有受伤。
交警做了笔录，到事故现场拍了照片，把电动自行车拖回鉴定。王姐当晚也来到医院，说对方可能是讹钱的，让“老大”交完这期的医疗费后，就不要管了。
后来，交警给出事故责任认定，对方负主要责任，“老大”负次要责任。
之后，对方就没有联系过“老大”，王姐也没有承担之前“老大”支付的医疗费用。此后，“老大”就离开了炸鸡汉堡店。
三、诉讼前的准备
到宿舍后，我拿到法院寄来的传票。传票上的开庭时间，就是后天。想想我这个舍友心也够大，后天就要开庭了，才想到求助我。
我虽然还不是律师，但至少通过了司法考试，又在律所实习了两个月时间，至少能提供一些建议。
我看了起诉状和对方的证据，发现对方只将“老大”一人列为被告（对方知道“老大”兼职），我和另一个同学“大致”（法学专业）商量后决定追加被告，于是我联系所里的律师，要了一份追加被告的模板，写了《追加共同被告申请书》，一为炸鸡汉堡店（个体工商户，有字号），一为王姐（实际经营人）。
鉴于时间紧迫（明天上午9点半开庭），无法搜集其他证据，我让“老大”去打印了一份建行流水单（兼职报酬是通过建行转账“支付”的），另找了两位同学（其中一位也在炸鸡汉堡店兼职，另一位经常去该店消费）写了两份证人证言，证明“老大”当天在炸鸡汉堡店兼职送外卖。
虽然我知道这样的证据证明力很薄弱，但在当时这应该是“老大”唯一能采取的方法。当晚，我让“老大”不要担心，明天我会联系学院领导，希望学院可以出具一份《公民代理推荐函》，届时由我和“大致”担任“老大”的代理人。
第二天上午，我再次来到宿舍。尝试联系学院领导和老师，由于当天是周日，学院领导都不在学校，故当天我们无法得到《推荐函》。
就这样，我们放弃了“公民代理”的念头。我向“老大”一一交代了明天开庭需要做的事情，以及如果法官不同意我们追加被告，如何就对方提出的不合理的诉讼请求（误工费、伤残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不合理）进行答辩和反驳。
在做好一切准备之后，我躺在床上，打算午睡。在躺下的那一刻，猛然想到“校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在浦口区司法局的协助下，成立了“浦口区文德法律服务中心”（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
于是我联系班长（文德法律服务中心的法定代表人），中心业务范围上赫然写着“提供法律援助”这样的字眼，欣喜之余，我立即写了《公民代理推荐函》，由我和“大致”担任“老大”的代理人。
由于“大致”回家办理党组织关系和居住证事宜，明天我自己一人出庭。
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查阅相关法律，在“无讼案例”上搜索相关判决书，以不辜负“老大”对我的信任。
这夜，我一点半入睡……
四、第一次开庭
开庭当天，我早早地起床，叫醒“老大”和“章鱼”（另一位舍友）。在打车去法院的路上，我还是比较淡定的，没有任何紧张表现。
我们是8点左右到的法院（我们还需等待一小时才能进入法院）。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紧张情绪也慢慢席卷着我（毕竟这是我的第一次）。我不停地翻看案件材料。此时，我并不能确定这份《公民代理推荐函》是否可行。
另外，对于追加的炸鸡汉堡店，我无法查询到工商信息。想到这儿，我的心更乱了。我再次尝试在互联网上搜索该店的信息。
有人也许会说，为什么不去店里去看？不巧的是，学校附近拆迁，该店面被拆了。
我刷着手机，无意间，我找到了该店的工商登记信息（与对外名称不同），进行了一番核实，我确定就是这家店。我在法院附近转了一大圈，好不容易在一个巷子里找到一家文印店，重新敲了《追加共同被告申请书》。
此时，距离开庭只有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可以想象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些许紧张，又伴有些许释然。
庭前准备时，我向书记员提交了《公民代理推荐函》和两份《追加共同被告申请书》。法官对我的代理资格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庭审中，法官就我追加共同被告的主张，要求我们提供1、证明“老大”是在送外卖过程中与对方相撞的更有力的证据；2、炸鸡汉堡店登记主要负责人和实际经营者的自然人信息。法官给我们一周的时间准备上述材料。
庭审结束后，我告诉“老大”和“章鱼”先回去，晚上等我回去给王姐打电话说一下这件事。然后，我坐上公交车赶回了律所。
五、后续的痛
晚上，我回到学校，让“老大”拨通了王姐的电话。考虑到“老大”的难处，为了让“老大”有一份保障，我让“老大”对通话内容录了音。
录音中，王姐对“老大”兼职送外卖和这起事故均予以承认。王姐给我们的回复是和公司反应，等待公司的意见。
挂电话后，我嘱咐“老大”，让“老大”明天上午去找王姐，好好商量对策，尝试要一下王姐和登记注册人的信息。
我无意一开始就让“老大”以录音相要挟（毕竟我与王姐的关系也不错，不想一开始就闹僵），只是想把录音作为“老大”最后的救命稻草。第二天上午，我收到了王杰发来的微信消息（我的一个比较单纯的同学，告诉了王姐录音的事），责备我完全不顾朋友关系，竟然让“老大”录音，给她下套。
我立即回复，表达了我的歉意，说明了我的用意。
除了责备之外，王姐没有回复任何内容。
此时，我切身体会到了“进退维谷”的滋味。
自己出于对同学的帮助，并没有要去伤害王姐的意思，竟然闹到这部田地。
当天，“老大”找到王姐，王姐没有提供本人和登记注册人的信息。我只好让“老大”去交警队查阅当时的出警笔录、现场照片和拖车照片。由于材料已经归档，“老大”当天无法查询该材料。
据当时出警的交警透露，电动自行车是从炸鸡汉堡店拖出，拖车照片可以反映该事实。于是，我写了一份《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法院前往交警队调查该证据。（出警笔录、现场照片、拖车照片只对公开放，当事人及律师只可以查看，不可复制。）
在法官限定时间的最后一天，由于王姐不愿意提供登记注册人的信息，我向法院提交了录音（刻录成光盘、附录音文字稿）、《调查取证申请书》。
六、未完，待续
······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学校对本次诉讼的关心和指导，没有《公民代理推荐函》，就没有我的这次“公民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