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栋印刷史研究文选之三十二：《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编纂与出版始末
张树栋印刷史研究文选之三十二：
《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编纂与出版始末
张树栋
拙著《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原系学术界讨论确定的、旨在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的科研课题项目之一，由笔者所承担。方法和目标是“以大印刷史观为指导,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以笔者主编的《中华印刷通史》为基础，用极其简短的文字，勾画出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的脉络和轨迹。并以汉、英、德、日、俄、韩等多种文字印制单行本，通过诸如中国印刷博物馆、德国谷腾堡博物馆等相关单位和国际会议，在世界范围内免费赠阅，以广宣传。
此课题项目完成后，为广泛听取读者意见，笔者曾商请《中国印刷》杂志社从2000年5月起，在《中国印刷》杂志上连载。至2002年初刊毕，共刊出16期，7万余字。期间，旅居美国的世界级印刷史家钱存训博士在网上审读此文后，特致函笔者，云及此文可出单行本。这使笔者倍受鼓舞。遂于复函中向钱先生汇报了此文原系课题项目，计划出版汉、英等多种文字的单行本，在世界范围内免费赠阅等情况，并商请钱先生赐序。钱先生愉快地接受了笔者的请求，于不久赐序笔者。笔者非常感谢。此后：
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主办、经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文物局等十个部委盖章，且经财政部批准的经费审批项目迟迟未能落实，导致包括这部“史略”在内的一揽子计划全部泡汤。十分惋惜！
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制出版拙著《简明中华印刷通史》期间，曾提出出版本书中文版之意向，因与原定出版六种文字之规划有别而婉言谢绝。
2009年，在中国印刷史研究会武文祥会长主导下，中国印刷史研究会在原规划基础上整理出一份新的、包括《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在内的新的研究课题，由原新闻出版总署于永湛副署长牵头、15位全国政协委员将此课题作为提案提交全国政协会议审议。全国政协大会批准了这一题案，并移交新闻出版总署予以落实。迄今无果。
2010年，应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秘书处之请，笔者曾允诺将这部待出版单行本的《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作为《中国印刷史丛书》之一，出版少量（原定用激光样印装10册）中文版，且更名为《中国印刷术发展史略》。当时商定事后再请精通英文者译成英文，照原作出版中英合订版。其中前者作为丛书之一，不仅舍弃原著钱存训、李兴才两位大家的序言和笔者前言，且有悖出版多种文本之初衷，故其只能算是《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出版延缓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还算不上是拙著的正式出版。
遗憾的是，因课题经费迟迟未能到位，致使出版拙著多语种单行本的计划一再延缓，迄今未果。于此笔者对钱存训、李兴才先生怀有深深的歉意。为此，笔者借此将德高望重的这两位大师的简短《序言》抄录如下，以飨读者。并对两位先生的深情厚谊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附：
《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钱存训先生序》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技术的重要发明之一，西方经典著作对此早予肯定。这个从反体取得正文的原理,正是中国人的一种巧妙构思，也是现代印刷技术的一种重要根据。印刷术以其积累人类知识和增进文化传播的功能，促进着整个人类文明事业的发展进程。因此，人们把印刷术誉作“文明之母”是十分恰当的。正因为如此，印刷术起源与发展的研究才成为科技史和文化史中被高度重视的一项课题。
不久前由张树栋先生主编出版的《中华印刷通史》，是以印刷工艺技术的发展为主线，兼及印刷设备器材和科研教育，以及在书刊、报纸、证卷、地图、工商业印刷等相关领域的应用，对其他印刷史研究所没有重视的方面，做了纵向和横向的延伸，也是全面、系统和多视角研究印刷史的新作。这一册《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则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简化、精练而成的简编，主要目的在于方便读者阅读，以利广泛传播。
本书是一综合性著作，主旨是从工艺技术角度勾画出印刷术起源、发展与传播的脉络和轨迹。范围扩及印刷术发明前的物质、技术条件，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以及当代由以电子控制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印刷的演进历程，这些都是其它印刷史书所未及。全书虽篇幅不多，但其涵盖面却扩及古今中外所有印刷工艺及其在书刊等各相关领域的应用和发展，是一部精练、系统、通俗、简易的普及性读物。
本书著者张树栋先生是多年来从事印刷工业、技术及印刷史研究的专家，经验丰富、著作等身，曾主导有关印刷史的学术讨论、考察、论证、印刷品的鉴定，以及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建过程中的历次学术活动，其业绩为社会所公认。我和张先生相识多年，1988年我在中国印刷工业出版社所出版的《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图2）一书，张先生是责任编辑。后来，他也曾为我的《中国印刷史简目》增补了不少内容。年前见到张先生这一部《史略》在《中国印刷》上连载，深感文字精练、脉络清晰、记述详实且通俗易懂，十分钦佩。现在全书即将出版单行本，特撰此短文略加介绍，并对本书作者在印刷史专业上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景仰。
2004年12月1日书于美国芝加哥
《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李兴才先生序
我于1988年初，第一次到北京探亲，承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长王益先生特意安排，访问了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和印刷工业出版社；在座谈会中，有幸认识张树栋先生，相互交换了对研究中国印刷史的看法。彼此均认为：书史学家将印书史误认为是印刷史，将开始印书的年代误认为是印刷术的发明年代，表示不敢苟同。因为印书仅是印刷术中的一部分应用领域，印刷涵盖印书，印书则不能概括所有的印刷。而且，印刷是工艺技术，属于科学技术范畴，印刷史属于科技史、印书史属于文化史，印刷史远远早于印书史；现有的印书史，不能越俎代庖印刷史。希望能有一部真正的《中国印刷史》出现。我与张树栋先生观点一致，喜获知音，决心要让印刷史从印书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原来，我与张树栋先生，都是曾受印刷专业教育出身、从事印刷生产及印刷教育工作、对印刷史饶有兴趣的印刷人。而前此著述印刷史的学者专家，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长期从事图书管理、研究图书、版本、目录学的书史学家。书史学家大都认为：只有将图文印在纸上，能起着阅讀作用的，才算是印刷品。简而言之，印刷就是印书。所以，印书史就是印刷史。
印刷人经由实践证明：印刷不限于印书、印刷品的载体不限于是纸、凡是采用印刷工艺，将图文复制于任何载体上的产品，都是印刷品。
印刷术的发明，在客观上，以雕版印刷为最早，但雕版印刷是远古时代各种工艺技术，经过长时期的逐渐综合演进而成的集体创作，是无数先贤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某人在某时独立的发明。而印书是在印刷术发展到十分成熟之后才用来印制书籍的产物。因此，印刷史远远早于印书史，印书史绝对不能越俎代庖印刷史。
我在1970年至1973年，编著出版《印刷工业概论》一书，供台湾各院校通用为初学印刷的入门基本教材，曾经七次再版，营销三十年，自始至终，全书内容的主轴，就是围绕以上所述印刷人主张印刷不限于印书、印刷品的载体不限于是纸的“大印刷”观点。
1991年，范慕韩先生首先提出“大印刷意识”的主张。1993年，我提出“大印刷史观”（用大印刷的观念来研究印刷史）的主张。1996年，我提出印刷术发明年代“江源说”的主张。以上三个主张，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只是首先提出代表这种必然现象的三个新名词，揭开历史发展的真相，还原印刷史的本来面目而已，不敢自诩是创见或发明，因为还有许多印刷人如张树栋、庞多益、宋育哲、…诸位先生、书史学家郑如斯教授等，也都抱持类似或相同的观点。连扬名国际的印刷史学权威─钱存训博士，当时也无异议，而且在《中华印刷通史》出版之后，曾经致函主编，赞扬“采用了大印刷史观”、“为他书所不及”。
由于观点和理念的契合，张树栋先生于1993年冬，趁我出席北京“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的机会，和我协商合作编撰、出版《中华印刷通史》的构想，我完全赞成，鼓励立即共同配合进行。1996年，我创设的“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通过支持合作编撰、印刷、出版《中华印刷通史》全部经费的合作计划，邀请在印刷史学领域造诣高深的庞多益编审、郑如斯教授等十几位理念相同的印刷史学和印刷专家，分工合作撰稿，由张树栋先生担任总体设计、主编和统稿、由我负责审订、出版和发行，相互配合，积极推行。张树栋先生所负担的工作，特别繁重；因为，他另外还要撰写起源篇、近代篇、前言、后记、目录、附录等的稿件，尤其是十几位特邀作者的联系、催稿和统稿工作，十分不易，他所花费的心力最多、受到的委屈也最深。单凭他私人的交情，能邀到知名的书史和印刷史权威专家共襄盛举，的确难能可贵，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可能再有，成就是特大的。张先生这种任劳任怨、择善固执、忠勤负责、乐观奋斗的精神，我衷心感佩！
我在初审和复审过程中，由于诸多不得已的因素，在当代篇中建议删改之处较多；在起源篇中，我始终坚持不能直接用“发明”两字来指出雕版印刷开始的年代。他都能屈意包容配合，尊重我的坚持而不以为忤，使“大印刷史观”和“江源说”的主张，能够在《中华印刷通史》中，贯通全书而完整地展现出来，至为感激。
从1998年11月到1999年9月，《中华印刷通史》先后在台北、北京、香港，先后出版了正(繁)体版、简体版、光盘电子书版、网络版。2004年8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简明中华印刷通史》一书，将150万言的大书，压缩成40万言的学校教科书版本，都是张树栋先生为普及印刷史学教育，推广“大印刷史观”所作努力的成果。2002年至2005年，“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又支持全部经费，由张树栋先生主导大肆修订《中华印刷通史》，改正初版缺失、增补史料、往下延伸年限，跨越二十一世纪，在台北出版正体字的修订版。如今，张树栋先生再更进一步，以极简短精练之文字，浓缩再浓缩，提纲挈领地整理出《中华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精简本，勾画出中华印刷术起源和发展之脉络和轨迹，若译成各种国际文字，可在各国博物馆及相关国际场合流传，对宏扬中华文化、捍卫中华民族对印刷术的发明权，必收事半功倍之效。
张树栋先生，现年七十三岁，大专印刷学校毕业，初任印刷厂技术员，后从事印刷教育、出版编辑、印刷史研究工作，历五十年。曾自著、合著、主编专业书籍二十五种，在报刊媒体发表学术论文百数十篇。其中最主要的有《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钞通史》、《中国印刷近代史》、《中国印刷史料选集》（全四册）、《当代中华印刷史文选》等，并受聘为学术机关主审、鉴定委员，尤以近二十年来的印刷史学术活动，诸如历届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举凡会前的计划、筹备、论文集的编辑等，张树栋先生均为幕后费心力最多的功臣，他确是还原中华印刷科技史最有贡献之人。今当其新著《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即将出版之际，嘱为序言，因得先读钱存训先生大作序文，已有大师美言在前，我这后生岂敢饶舌？是以略述与张树栋先生自1988年相识起，至合作以来的感怀片段，聊以应命充数交卷，用表敬佩与祝贺之忱。
2008年11月10日于台北明德居（时年八十四岁）
《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李兴才先生序
我于1988年初，第一次到北京探亲，承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长王益先生特意安排，访问了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和印刷工业出版社；在座谈会中，有幸认识张树栋先生，相互交换了对研究中国印刷史的看法。彼此均认为：书史学家将印书史误认为是印刷史，将开始印书的年代误认为是印刷术的发明年代，表示不敢苟同。因为印书仅是印刷术中的一部分应用领域，印刷涵盖印书，印书则不能概括所有的印刷。而且，印刷是工艺技术，属于科学技术范畴，印刷史属于科技史、印书史属于文化史，印刷史远远早于印书史；现有的印书史，不能越俎代庖印刷史。希望能有一部真正的《中国印刷史》出现。我与张树栋先生观点一致，喜获知音，决心要让印刷史从印书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李兴才先生（中）会见《中华印刷通史》作者张树栋（左）和庞多益（右）
原来，我与张树栋先生，都是曾受印刷专业教育出身、从事印刷生产及印刷教育工作、对印刷史饶有兴趣的印刷人。而前此著述印刷史的学者专家，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长期从事图书管理、研究图书、版本、目录学的书史学家。书史学家大都认为：只有将图文印在纸上，能起着阅讀作用的，才算是印刷品。简而言之，印刷就是印书。所以，印书史就是印刷史。
印刷人经由实践证明：印刷不限于印书、印刷品的载体不限于是纸、凡是采用印刷工艺，将图文复制于任何载体上的产品，都是印刷品。
印刷术的发明，在客观上，以雕版印刷为最早，但雕版印刷是远古时代各种工艺技术，经过长时期的逐渐综合演进而成的集体创作，是无数先贤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某人在某时独立的发明。而印书是在印刷术发展到十分成熟之后才用来印制书籍的产物。因此，印刷史远远早于印书史，印书史绝对不能越俎代庖印刷史。
我在1970年至1973年，编著出版《印刷工业概论》一书，供台湾各院校通用为初学印刷的入门基本教材，曾经七次再版，营销三十年，自始至终，全书内容的主轴，就是围绕以上所述印刷人主张印刷不限于印书、印刷品的载体不限于是纸的“大印刷”观点。
1991年，范慕韩先生首先提出“大印刷意识”的主张。1993年，我提出“大印刷史观”（用大印刷的观念来研究印刷史）的主张。1996年，我提出印刷术发明年代“江源说”的主张。以上三个主张，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只是首先提出代表这种必然现象的三个新名词，揭开历史发展的真相，还原印刷史的本来面目而已，不敢自诩是创见或发明，因为还有许多印刷人如张树栋、庞多益、宋育哲…诸位先生、书史学家郑如斯教授等，也都抱持类似或相同的观点。连扬名国际的印刷史学权威─钱存训博士，当时也无异议，而且在《中华印刷通史》出版之后，曾经致函主编，赞扬“采用了大印刷史观”、“为他书所不及”。
由于观点和理念的契合，张树栋先生于1993年冬，趁我出席北京“中国印刷博物馆”奠基典礼的机会，和我协商合作编撰、出版《中华印刷通史》的构想，我完全赞成，鼓励立即共同配合进行。1996年，我创设的“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通过支持合作编撰、印刷、出版《中华印刷通史》全部经费的合作计划，邀请在印刷史学领域造诣高深的庞多益编审、郑如斯教授等十几位理念相同的印刷史学和印刷专家，分工合作撰稿，由张树栋先生担任总体设计、主编和统稿、由我负责审订、出版和发行，相互配合，积极推行。张树栋先生所负担的工作，特别繁重；因为，他另外还要撰写起源篇、近代篇、前言、后记、目录、附录等的稿件，尤其是十几位特邀作者的联系、催稿和统稿工作，十分不易，他所花费的心力最多、受到的委屈也最深。单凭他私人的交情，能邀到知名的书史和印刷史权威专家共襄盛举，的确难能可贵，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可能再有，成就是特大的。张先生这种任劳任怨、择善固执、忠勤负责、乐观奋斗的精神，我衷心感佩！
我在初审和复审过程中，由于诸多不得已的因素，在当代篇中建议删改之处较多；在起源篇中，我始终坚持不能直接用“发明”两字来指出雕版印刷开始的年代。他都能屈意包容配合，尊重我的坚持而不以为忤，使“大印刷史观”和“江源说”的主张，能够在《中华印刷通史》中，贯通全书而完整地展现出来，至为感激。
从1998年11月到1999年9月，《中华印刷通史》先后在台北、北京、香港，先后出版了正(繁)体版、简体版、光盘电子书版、网络版。2004年8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简明中华印刷通史》一书，将150万言的大书，压缩成40万言的学校教科书版本，都是张树栋先生为普及印刷史学教育，推广“大印刷史观”所作努力的成果。2002年至2005年，“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又支持全部经费，由张树栋先生主导大肆修订《中华印刷通史》，改正初版缺失、增补史料、往下延伸年限，跨越二十一世纪，在台北出版正体字的修订版。如今，张树栋先生再更进一步，以极简短精练之文字，浓缩再浓缩，提纲挈领地整理出《中华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精简本，勾画出中华印刷术起源和发展之脉络和轨迹，若译成各种国际文字，可在各国博物馆及相关国际场合流传，对宏扬中华文化、捍卫中华民族对印刷术的发明权，必收事半功倍之效。
张树栋先生，现年七十三岁，大专印刷学校毕业，初任印刷厂技术员，后从事印刷教育、出版编辑、印刷史研究工作，历五十年。曾自著、合著、主编专业书籍二十五种，在报刊媒体发表学术论文百数十篇。其中最主要的有《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钞通史》、《中国印刷近代史》、《中国印刷史料选集》（全四册）、《当代中华印刷史文选》等，并受聘为学术机关主审、鉴定委员，尤以近二十年来的印刷史学术活动，诸如历届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举凡会前的计划、筹备、论文集的编辑等，张树栋先生均为幕后费心力最多的功臣，他确是还原中华印刷科技史最有贡献之人。今当其新著《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史略》即将出版之际，嘱为序言，因得先读钱存训先生大作序文，已有大师美言在前，我这后生岂敢饶舌？是以略述与张树栋先生自1988年相识起，至合作以来的感怀片段，聊以应命充数交卷，用表敬佩与祝贺之忱。
编者简介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男，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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