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严明，拒绝侥幸

古代君主尽心尽力革新民众观念，大力阐明法令制度。法令制度严明，忠臣就能奋勉；刑罚坚决，奸臣就会停止为非。忠臣奋勉，奸臣停止为非，得以广拓疆土，君主又受到尊崇，秦国就是如此；群臣互相勾结，用以破坏国家法纪，营私舞弊，则疆土日削，君主就地位下降，山东六国就是这样。混乱弱小的国家衰亡，这是人类社会的实际；清明强大的国家统一天下，自古就有这个道理。越王勾践仰仗大朋之龟占卜吉兆同吴国交战而败北，当了阶下囚而去吴国服贱役；回国以后，抛弃龟甲，严明法治，革新百姓的陈旧思想，而求消灭吴国，结果是吴王夫差战败被擒。所以依靠鬼怪神灵的就会忽视法治，依靠外国援助的就会危害自己的国家。曹国仰仗齐国而不听从宋国，当齐国攻打楚国时，宋国趁机就把曹国给灭了。邢国仰仗吴国而不听从齐国，越国攻伐吴国时，而齐国趁机就把邢国给灭了。许国仰仗楚国而不听从魏国，楚国攻打宋国时，而魏国趁机就把许国给灭了。郑国仰仗魏国而不听从韩国，魏国攻打楚国时，而韩国趁机就把郑国给灭了。如今韩国国小而仰仗大国，君主忽视治国而听从秦、魏，仰仗齐、楚可以利用，而国小也就加速了它的灭亡。所以依靠别国是不足以开拓疆土的，而韩国却是视而不见。楚国为了攻打魏国而对许、鄢用兵，齐国攻打任、扈而夺取魏国的领地，这些都说明依靠大国是不足以保全韩国的，而韩国却不知道。这些都是不严明法制禁令来治理国家，单依靠外力的支持才使国家灭亡的。

所以臣说：明确治国之道，国家虽小，但是富裕；赏罚谨慎守信，百姓虽少，但是强盛。赏罚没有法度，国家虽大，士兵懦弱，土地不是它的领土，百姓不是它的人民。没有土地，没有人民，尧、舜也没有办法统一天下，即使是在夏、商、周三代也无法强盛起来。而且君主又是错误地赏予，人臣又是白白地捞取。放弃法治而称颂先王之功的人，君主就会把国政托付给他。所以臣说：这是希望有古代那样的功绩，拿古代君王给有功者的奖赏去赏赐今天那些空谈先王之功的人。君主因此而错误地赐予奖赏，臣下也就白白地捞取。君主错误地赐予奖赏，臣下就希望侥幸捞得；臣下白白地捞得奖赏，有功者就不尊贵了。无功者受赏，财力就要匮乏而百姓怨恨；财力匮乏而百姓怨恨，百姓就再也不会为君主效力了。所以错乱赏赐的就会失去民心，错乱用刑的则百姓就不畏惧。有奖赏也不足以鼓励建功，有刑罚也不足以禁止为非，那国家即使很大，也一定很危险。 所以说：耍小聪明的不可以让他谋划事情，效忠个人的不可以让他主管法制。楚共王与晋厉公在鄢陵大战，楚师战败，共王受伤。当交战正激烈的时候，楚司马子反渴了，要喝水，他的亲信小童谷阳捧了一壶酒献上。子反说：“去，这是酒。”小童谷阳说：“不是。”子反接过来就喝了。子反为人嗜酒，喝起来就美得不行，就再也不能不喝了，最后醉倒就睡了。共王想要再打，要跟他商量，派人召子反，子反以心病为借口没有去。共王驾车就去看他，刚进帐篷闻到酒气就回来了，说：“今天的战斗，寡人的眼睛受伤了。我所依靠的是司马，可是司马又是这个样子，这是忘掉了楚国而又不顾惜我的士兵呵！寡人没有帮手再打了。”于是就撤兵回去了，杀了子反，并认为这是极大的耻辱。所以说：小童谷阳献酒，并不是本心恨子反，而是真心效忠而爱他，但是恰恰把他害死了。这就是尽小忠反而成了害大忠。所以说：小忠正是大忠的祸害。如果让尽小忠的人主管法制，那就必将赦免与他亲近的人的罪过以表相爱，这就同下面的人相安无事了，然而却妨害了治理百姓之大事。

当魏国刚刚公布《立辟》、奉行法令的时候，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它的强盛可以匡正天下，威严震慑四邻；等到法令被忽略以后，执政懦弱，而国家就一天比一天削弱了。当赵国刚刚公布《国律》、建立大军的时候，人民众多，兵强马壮，开拓疆土进入齐国、燕国；等到《国律》执行松懈，执政懦弱，国家就一天比一天削弱了。当燕国刚刚公布《奉法》、详审官府断案的时候，东使齐国成为它的郡县，南扩展到中山的南部；等到《奉法》业已放弃，官府不再断案，左右互相争权，君王听从臣下作出决断，于是士兵懦弱，国土削减，国家便受邻敌的钳制了。所以说：严明法制的国家就强，轻视法制的国家就弱。强弱的道理如此明显，而当世的君主就不执行，国家灭亡就是应得的下场。俗话说：“家中有了固定的产业，即使遇上荒年也不会挨饿；国家有了固定的法典，即使遇到危难也不会灭亡。”放弃固定的法典而单凭个人的想法办事，臣下就会钻营取巧；臣下钻营取巧，法制禁令就行不通了。这就使任意妄为的做法通行无阻，治理国家的法制就废弃了。治理国家的办法，就是要除掉有碍法制的事情，这样就不会被机灵巧智的人所迷惑，不会被徒有虚名的人所欺骗。从前虞舜派官疏导洪水，在命令下达之前就立了功，虞舜就把他杀了；大禹在会稽接见诸侯时，防风之君来晚了，大禹也把他杀了。由此看来，在命令下达之前就行动要杀头，在命令下达之后行动迟了也要杀头，在古时候首先就是要按命令如期办事。所以镜子要保持清净无碍，是美是丑便由此分明；秤提正而不受干扰，是轻是重便记录清楚。摇镜就不能叫做明，摇秤就不能叫做正，法制就是如此。所以先王以道作为治国的常规，以法作为治国的根本。法制严明，君主的名位就尊贵；法制混乱，君主的名位就丧失了。大凡智能明通的人，有道理有法制就执行，没有道理没有法制就禁止。所以智能只是一偏之见而不全面，不能授传给人。而道与法才是万全的，凭借智能往往会失败。挂好秤杆才能看出平衡，用上圆规才能看出圆与不圆，这是万全之道。英明的君王使百姓用法来端正自己，所以安闲而有功。放弃规矩而凭技巧，放弃法制而凭智术，这是使人迷惑混乱的办法。昏乱的君王使百姓用智巧来伪饰自己，这是不懂道的缘故，所以劳而无功。放弃法制禁令而听凭请托行贿，群臣在上卖官，在下领赏，因而利在私家而威权却落到群臣手中。所以百姓就没有尽心尽力侍奉君主的心思，而尽一切努力去结交上面的重臣。百姓喜好结交上头，财货就往上流向重臣之手，花言巧语的人就会被重用。如果这样，想建功的人就愈来愈少。奸臣愈来愈被任用而有才能的人被斥退，君主迷惑而不知做什么才好，百姓聚到一起也不知到哪里才对。这就是废弃法制禁令、不重视有功者、任用有虚名者、听凭请托行贿的过失。大凡败坏法纪的人，必然设下骗局，假托事故以求得到君主的亲近，又喜欢谈论天下稀奇古怪的事物，这就是暴君乱主所以受迷惑，贤能大臣受侵害的原因。所以人臣称颂伊尹、管仲的功劳(好像他们也成了伊尹、管仲，君主就会给予他们大权)，于是他们违背法制，投机取巧就有资本了；他们称赞比干、伍子胥是为尽忠而被杀，就使他们急于强谏而有了借口。对上盛赞商汤王、齐桓公的贤明，对下宣称夏桀、夫差的凶暴，这是拿古人比今人，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这种行为一定要禁止。君主认为是正确的，才定下来作为法制，可是如今人臣多半反对法制而树立他个人的智巧，他们用智巧来肯定邪恶，诋毁法制，树立智巧。这种行为一定要禁止，这才是君主之道。

明君之道，必须严明公私的界限，厉行法治，排除私恩。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是为君的公义；只想打个人的小算盘，讲究朋友之间的信义，用奖赏鼓舞不了他们，用刑罚阻止不了他们，这是人臣的私义。私义得逞，国家就要混乱；奉行公义，国家就会太平，所以公私要有界限。人臣有私心，也有公义。修身廉洁清白而行为公正，居官无私，这是人臣的公义；行为污秽，为所欲为，追求自身安全，家收厚利，这是人臣的私心。明君在上，人臣就会收敛私心厉行公正；乱君在上，人臣就会去掉公正而放纵私心。所以君臣异心，君主用计谋来豢养臣下，臣下也用计谋来侍奉君主，君臣之间的交往，就是用计谋。有害于自身而有利于国家，臣子是不做的；有害于国家而有利于臣子，君主也是不该做的。臣子的本心，有害于自身就谈不到利；君主的本心，有害于国家就谈不到亲近。君臣的关系就是用计谋结合起来的。至于遇到危难一定以死尽忠，竭智尽力的原因，这是法制在起作用。所以先王明令嘉奖以示鼓励，严肃刑罚以示威信。刑赏严明，百姓便尽死力；百姓尽死力，于是兵强而君主受尊崇。刑赏不明，百姓就会无功而图奖赏，有罪而望侥幸豁免，因而兵弱，君主受卑下。因此先王的贤明辅佐尽心竭力。所以说：公私的界限不可不分明，律法禁令不可不慎，先王是懂得这个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