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 | 李小龙：红颜薄命——《红楼梦》对《霍小玉传》的化用

中国文学的生成方式与西方文学大相径庭，最大的区别或许在于，西方追求戛戛独造的创新，而中国则重视精深微妙的传承。比如中国古代诗歌的语典，正是后代诗人在某个诗意的“小结裹”中，既整合前人的开拓为己所用，又重新点染，与古人争一日之短长。这种艺术生发逻辑在古代小说中也同样适用。虽然鲁迅先生指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也是评判《红楼梦》独创性的不刊之论，但也不得不说，《红楼梦》中依然能看到类似古典诗歌“化用”前人“诗意”的地方。类似的研究颇多，这里想简述一下其借鉴唐人传奇《霍小玉传》的痕迹。

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们应当考察曹雪芹是否熟悉《霍小玉传》，作品也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证据。第一回石头（恰可理解为作者的化身）在说服空空道人时便说：“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这里的“小玉”即霍小玉，从作者“通共熟套”的用语可知，他自然对《霍小玉传》非常熟悉。不仅如此，在第三回黛玉进贾府时，“贾母见雪雁甚小，一团孩气，王嬷嬷又极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便将自己身边的一个二等丫头，名唤鹦哥者与了黛玉”，在“鹦哥”之下，脂砚斋批云：“妙极！此等名号方是贾母之文章。最厌近之小说中，不论何处，满纸皆是红娘、小玉、嫣红、香翠等俗字。”可见连脂砚斋这个曹雪芹身边最熟悉的人对“小玉”也不陌生。不过，这句话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是小错误，在所举的例子中，红娘、小玉都是唐传奇中的人名，但“香翠”不是，甚至古代小说中几乎未见过这样的名字，笔者颇怀疑脂砚斋是想说“翠香”——这个名字在明清小说中尚较常见。第二个却是“大错误”，就是“嫣红”，以此为名者，在《红楼梦》之前，似乎只有《隋唐演义》中的一个宫女，并非“满纸皆是”，而且演义小说因情调不同，出现此名倒并不显“俗”，只有人情小说中的女性用此名才会让人觉得落入俗套——而人情小说中最有名的“嫣红”恰恰出自《红楼梦》！脂砚斋在夸曹雪芹拟出“鹦哥”之名的同时，却不小心又在“嫣红”这个名字的评判上攻击了他。

不过，从这句脂批可以感受到，脂砚斋确实对“鹦哥”这个名字比较满意。只是，这个鹦哥却是《红楼梦》中一个若隐若现的人物，也引发后世学者、读者无穷的猜测。纵观《红楼梦》全书，此人在后文几乎消失不见，而黛玉手下最重要的丫鬟却变成了紫鹃。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是贾府诸人的一次大展示：“贾母的丫头鸳鸯、鹦鹉、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头紫鹃、雪雁、春纤。”黛玉手下并无鹦哥，贾母手下却有鹦鹉。张新之评云：“鹦鹉、鹦哥，是一是二；珍珠、袭人，是一是二：都是疑团。”其实，珍珠与袭人原是一人，这一点无可置疑，因为作品中早作了清楚的交代。但鹦鹉和鹦哥是否一人呢？从作品的行文来看，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黛玉初入贾府时，看到正房大院前“挂着各色鹦鹉”，后来刘姥姥二进贾府时却说“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是鹦哥儿，我是认得的”；第三十五回写黛玉房中“那鹦哥仍飞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后文贾宝玉写《芙蓉女儿诔》时却说“芳名未泯，檐前鹦鹉犹呼”。可知从作者看来，其鹦哥与鹦鹉是不分的。

有学者认为，袭人、珍珠原为二人，作者修改时合并为一人。这样，既减少了头绪，又极写贾母对宝玉的溺爱之情；也有学者认为，这很可能是作者“疏于照应”从而产生的漏洞：无论是认为作者有意合并还是疏于照应，最终都倾向于认为这里是作者的疏误。程本的整理者显然也如此认为，所以，在后四十回中，“鹦哥”出现了三次：第九十七回云“（紫鹃）欲不叫人时，自己同着雪雁和鹦哥等几个小丫头，又怕一时有什么原故”；第一百回云“鹦哥等小丫头仍伏侍了老太太”；第一百一十二回云“邢夫人派了鹦哥等一干人伴灵”，似乎前后照应上了，但这并不能弥补小说中此人几近隐身的矛盾。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此书时在第九十七回与一百回处均做了校记，前者云“鹦哥，出现于第三回……第八回出现紫鹃，此后，既未交代鹦哥改名为紫鹃，亦未交代黛玉的贴身丫头易人，鹦哥亦未在前八十回中再次出现。紫鹃、鹦哥似即一人。此处二人同时出场，仍之”；后者云“因无他本可据校改，故仍其旧”，可见这一问题仍未解决。程乙本在修订程甲本时，也发现了此处之“疏误”，便在第二十九回“林黛玉的丫头紫鹃、雪雁、春纤”句中，将“春纤”改成了“鹦哥”，让她稍稍露脸，以便后四十回出现时不那么突兀。但这种拆补方式仍未圆满：一者，春纤虽然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丫鬟，作品只是顺笔提及，但她在第三十四回还出现过一次，这次程乙本却未统改；二者，鹦哥是贾母送给黛玉的，下文又紧接着说袭人“亦是贾母之婢，本名珍珠……遂与了宝玉”，则此鹦哥当与袭人在宝玉手下一样重要，这里度其位次，甚至排在贾母认为“一团孩气”的雪雁之后，自然不合作品的内在逻辑。

其实，关于此人，学界的一些探讨似乎有点多虑了。在贾母将鹦哥与了黛玉之后，小说便立刻介绍袭人，说她：“亦是贾母之婢，本名珍珠。贾母因溺爱宝玉，生恐宝玉之婢无竭力尽忠之人，素喜袭人心地纯良，克尽职任，遂与了宝玉。宝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见旧人诗句上有'花气袭人’之句，遂回明贾母，更名袭人。”则袭人为珍珠更名，是确凿无疑的事。那么，鹦哥至黛玉名下是否会更名呢？关于这一点，脂批已经做了肯定性回答，在第八回，雪雁送手炉时说“紫鹃姐姐怕姑娘冷，使我送来的”，甲戌本侧批云“鹦哥改名也”，说得已经非常清楚了——当然，这并非作者叙事世界内部的认定，但基于对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的认识及其评点的权威，我们可以相信这应该是曹雪芹的设定。

说到这里，上面的问题似乎还没有完全解决，即珍珠与袭人究竟是一是二？当然，如果一定要认为作者把珍珠改为袭人后，忘了自己设置的情节，仍然在后文不小心写了珍珠的事，算是作者之疏漏，似乎也无法替作者辩解。但事实上，在贾母赏给宝玉的丫鬟改名袭人之后，因为自己使用习惯了，再把自己的另一个丫鬟改名为珍珠，似乎也是合理的推测，只是这种小事，作者把它隐在《红楼梦》情节的冰山之下罢了。同样，黛玉名下的鹦哥与前文引及贾母名下的鹦鹉其实也与此类。所以，后四十回多处出现鹦哥甚至珍珠，并不像有人推测的成为程本后四十回有曹雪芹原稿的证据，那不过是程本整理者不了解曹雪芹创作思路的擅补而已。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梳理清楚这条线索后，我们再追问一句，作者既然要让黛玉的大丫鬟名为紫鹃，为什么不一开始就以此为名，反要先用一个鹦哥为过渡呢？这就牵涉鹦哥这个名字的来历，脂砚斋认为此名不俗，但他可能也没有注意这个名字正来自他视其女主角之名为“俗”的《霍小玉传》，当然，要证明此点，还要费点周折。

在《霍小玉传》中，提及了霍小玉的三个丫鬟，分别是桂子、浣沙和樱桃，其中的樱桃或当来自霍小玉宅“庭间有四樱桃树”之设，则作者随笔点染而成侍儿之名。其实，前述其家景物时，除樱桃树外，“西北悬一鹦鹉笼”，且有“见生入来，即语曰：'有人入来，急下帘者。’”之描写——当然，仅从此推断《红楼梦》中拟鹦哥之名来自于此，尚嫌不足，我们还需要将视野扩大来考察。

林黛玉初进贾府时，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正面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台矶之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一见他们来了，便忙都笑迎上来，说：“刚才老太太还念呢，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人争着打起帘笼，一面听得人回话：“林姑娘到了。”

把《霍小玉传》中李益初入霍宅之情景与此节对看，就会发现“化用”的蛛丝马迹：前者有鹦鹉，后者也特意点明了“挂着各色鹦鹉”；前者有鹦鹉传报，后者也有丫鬟传报；甚至前者让鹦鹉警示说“有人入来，急下帘者”，后者也特意写“三四人争着打起帘笼”——虽然脂砚斋在此批云“真有是事，真有是事”，或许曹雪芹确实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此段与《霍小玉传》如此多的相似点，似乎不能说全无关系。

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这几处相似中，传报的细节最重要，但其主体并不全同：在《霍小玉传》中是鹦鹉，在《红楼梦》中是丫鬟。虽然化用本不必处处皆同，否则便是剿袭了，但对于“鹦鹉传报”一节，曹雪芹其实另有仿拟，不过并不在此处，而在前文已提及的第三十五回：

一进院门，只见满地下竹影参差，苔痕浓淡，不觉又想起《西厢记》中所云“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二句来，因暗暗的叹道：“双文，双文，诚为命薄人矣。然你虽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林黛玉之命薄，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古人云'佳人命薄’，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胜于双文哉！”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鹦哥见林黛玉来了，嘎的一声扑了下来，倒吓了一跳，因说道：“作死的，又扇了我一头灰。”那鹦哥仍飞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

此处情节几乎与其原典《霍小玉传》如出一辙——不但都是鹦鹉传报，而且说的话也颇类：《霍小玉传》说“有人入来，急下帘者”，这里说“快掀帘子，姑娘来了”。再将此与前引“于是三四人争着打起帘笼，一面听得人回话'林姑娘到了’”对照，亦可知，那“三四人”一定是贾母的丫鬟，其中有人说“林姑娘到了”，此人就很有可能是那个后来被赠予黛玉的鹦哥。

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看到，《霍小玉传》中的帘子意象并非随意提及，而应是特意设置的。作品中霍小玉之母对小玉说：“汝尝爱念'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即此十郎诗也。尔终日吟想，何如一见？”此处所及之句，确为唐代诗人李益名句，《韵语阳秋》曾云唐人“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遂至声闻四驰”，例举多人，其中至李益即举此句。此诗收于李益集中，原题为《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但原文却为“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并无异文。如果我们相信李益诗集历来流传的可靠性超过蒋防在《霍小玉传》中的引用，那就要追问，蒋防为何改字？当然，可以仅从诗艺角度分析，原诗前四句云：“微风惊暮坐，临牖思悠哉。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此处霍母随口引一句，自然不可能从头引起，故只引最精警的一联，但“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的艺术能量需要首句“微风”来铺垫，此联全无“风”字，单独引出，便不知所谓，故霍母改用一“风”字，以便此联能“自给自足”。但这还没有完全说明问题，因为完全可以说“开门风动竹”，不必将“门”也改掉。所以，笔者认为，蒋防的改动，主要与“帘”的意象设置有关。原诗之“门”为文士之“门”，可以随意“开启”；但在《霍小玉传》中，闺房之门则不可轻启，故改用“帘”字—既与前文鹦鹉所说“急下帘者”相互映照，又表现出一种隔绝或抗拒的姿态，所以鹦鹉的传报带有警示意味，似乎暗示着未来不祥的结局。

更有趣的是，前引《红楼梦》第三十五回的描写中，前半段黛玉借崔莺莺以自叹自怜，虽是由《西厢记》曲词而起，然溯其源，则在唐人传奇《莺莺传》（本文开端引第一回中提及的红娘也出自此作），后半段又遥袭《霍小玉传》之情节。事实上，《莺莺传》中崔莺莺的《明月三五夜》诗又恰与《霍小玉传》引李益之诗有承袭之关系。其诗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两相对照，可以确定元稹作此传时，一定仿拟了李益之诗。当然，蒋防与元稹在其传奇中引此二诗时，或许都暗用了古乐府《华山畿》“风吹窗帘动，言是所欢来”之句。那么，不但《莺莺传》中的“玉人”隐指情郎，就是《霍小玉传》中字面上从李益原诗而来的“故人”，其实在小说叙事的层面，也未必就不同样指向“情郎”。不过，《红楼梦》在化用这一典故时，对原典进行了改造：黛玉入贾府的掀帘与潇湘馆时鹦鹉的传报，都并非女性在等待情郎，而是恰恰相反。

总之，《红楼梦》中最初赠予黛玉的丫鬟之所以命名为“鹦哥”，极有可能是曹雪芹从《霍小玉传》中得到灵感，将其鹦鹉传报的场景移用到自己作品中后，就近取材的结果。当然，二者还有不同，如前所云，在蒋防笔下，鹦鹉之语与帘意象都表达了一种秉礼自持的抗拒姿态；而曹雪芹笔下从第三回的“打起帘笼”与第三十回的“掀帘”都是一种接纳的姿态：然后，她们的命运最终统统归于悲剧。而这一悲剧的产生却有诸多相似点：李益“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宝玉亦复如是；前盟未谐的关键在于“太夫人已与商量表妹卢氏，言约已定。太夫人素严毅，生逡巡不敢辞让，遂就礼谢，便有近期”，似乎也是宝黛爱情悲剧的真实写照。另外，仔细品味，可以知道，《霍小玉传》中鹦鹉的传报自然是对主人平日之语的模拟，可见其持身甚谨；而潇湘馆中的鹦鹉之语更是对黛玉平时生活的复现，在这一点上，曹雪芹又进一步生发，补出鹦鹉念出“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诗句的神来之笔。

如果要进一步讨论，可能会更复杂。比如说黛玉形象与霍小玉的确存在多重的相似性。如黛玉喜书，所以刘姥姥二进贾府时“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反观霍小玉，鲍十一娘说媒时称她“音乐诗书，无不通解”，似乎只是媒婆的套语；接下来净持说“汝尝爱念'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即此十郎诗也。尔终日吟想，何如一见”，则知霍确爱读书；再至后文霍令李益写下承诺，“授生笔砚”，这时作者便介绍说“玉管弦之暇，雅好诗书，筐箱笔砚，皆王家之旧物。遂取绣囊，出越姬乌丝栏素缣三尺以授生”，则不但与黛玉相同，甚至又与宝玉传帕给黛玉，黛玉题帕的情节形成意味深长的映射关系。

痴女儿送帕惹相思

关于黛玉形象的塑造中，最后的黛玉之死一直是学界与读者争论最大的地方，核心的争论就在于，后四十回中黛玉之死的情节是否符合作者的原意。因为原作的“迷失”，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我们显然不可能有确凿的答案，但引入霍小玉这样一个黛玉形象的“典源”，或许会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参照。先看一下霍小玉之死的描写，她临终前“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歔”，黛玉虽然临终前未见到宝玉，但后四十回描摹其缠绵于病榻之状亦与此相仿佛；霍小玉最后对李益说了一段话：“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所言极为凄厉，与黛玉“宝玉，宝玉，你好……”的无限烟波似亦可互证——虽然黛玉不会有“我死之后，必为厉鬼”的念头，但“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的悲哀与“征痛黄泉，皆君所致”的怨忿似乎也是黛玉“你好……”之后应有的潜台词。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