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与辩证法都需要重新编写
如果《哲学的常识化转向》真的颠覆了西方哲学的理论根基，那么在双重本体论理论体系内，通过逻辑于人类主观文明本体地位的确立，自然也就使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间的主观存在维度差异得到明确，进而使人类彻底摆脱单向度形式逻辑束缚所必然导致的终极辩证思维不能成为可能，这就是与规律异曲同工的逻辑所主导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唯一归宿，其中蕴含的就是逻辑的单一终极指向。
在哲学的常识化转向背景下，人类要想迅速实现整体成熟，以双重本体论为理论基础重新编写逻辑学，对常识化普及哲学，并因此求得最便捷的天下大同境界，就是至关重要的当务之急。
辩证法是逻辑的形，逻辑是辩证法的质，逻辑学一旦因终极本体论而重写，辩证法当然也要与逻辑学同步得到重新整理与调整。可惜因为对旧哲学掌握得不够全面，尤其对旧逻辑学的一知半解，所以我暂时肯定不具备相应能力。
之所以会有如今的尴尬，应该是因为我对深入研究逻辑学一直持抵触情绪有关，这或许与我初中二年级开始数学成绩下降关系甚大，因而导致我在高中对集合关系领悟得不够透彻。
那时的我因为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所以就和几位玩得来的同学一起陶醉于放纵的自由当中，结果学习成绩在中游就再没回升过，所以这样的消极人生经历应该是在为四十不惑蓄能，或者说报应也无妨。
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喜欢读书，但又一贯不求甚解，只潜意识地笼统追求掌握作品的大意。现在看，这种阅读哲学的方式更容易帮我尽快掌握哲学史的脉络，所以才导致我不至于背负专业哲学挂一漏万的思想包袱，所以我并不打算后悔于这种读书与人生模式，因为没有这种自我扭曲式成长的过程，也不可能有如今自主领会哲学精髓后的文思泉涌，当然也就不能借哲学常识化和普及化之名推动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出现。
现在我仍对数学的集合理论体系理解不透，每因现实需求而尝试涉猎于逻辑学时，最终总是浅尝辄止于集合关系内容。现在想来，这种抵触或与我潜意识早已具备哲学整体性认知有关，至少独特的情志让我对逻辑学的先天缺陷表现足够敏感，所以我的潜在理性指使我在自我扭曲的极点有机会借哲学彻底解放自己，如此一来，从来对现实冲突保持批判锐度的我最终走进哲学世界，就显得相对自然了。
这样表白自己，不是为了招徕什么，只为表达哲学理论偶然创新背后的必然性，这种偶然当中的必然，是每次哲学重大进步的共性，也是难得的机缘。
这样介绍这种哲学创新的共性机缘，目的当然不是让每个人都重复一样的人生，因为盲目崇拜偶像恰是人类集体愚昧的重大表现，真正的哲学成长，只应正确借鉴前人勇敢做自己的经验，也就是正确领会其思想内核，所以佛家才会有“世人若学我，如同入魔道”的说法，也就是参禅悟道不求形似，只求神似。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点，形似即包含形上的标准，神似既然要求标准更高，标准当然是形上之后的再形上，所以形上的层次感就是由人在形式逻辑基础上衍生了辩证逻辑后造成的不同思辨层次差异，只有靠人类通过漫长的实践逐步认知，直到彻底厘清，然后才能在终极常识化之后，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点，然后人类才能真正实现理想化的终极主观自由，然后才能齐心合力于共度客观终极自由。
正因为在一个多子的纷乱家庭中一直不乏对和谐的潜意识追求，所以在不得哲学专业性的整体满足前，我从不主动与人为友，因为总能轻易洞察别人思想的偏狭，所以反复的选择性放弃让我孤僻得很不近人情，但我又善于伪装些什么，所以表面和善的我有不错的人缘儿，但内心的扭曲只有自己知道。
这样的我，不可能任由别人以互利为名随便绑架，于是在看到西方哲学家所言“亲爱的朋友，朋友是不存在的”之后，我开始逐渐撕去旧有的和善，勇敢地选择做自己，直到成为现在的孤家寡人。
这些都不等于我对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因为具备抽象解读中心思想的能力，所以我只是选择性接受其中的一些思想精华，因为西方哲学不可能帮我实现内心对和谐的终极追求，包括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所以我这样的人注定只能自求多福，然后才能、才敢按照独自思考“哲学到底是什么”的既定思路，把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可能挖掘出来。
再说回中西方文化对比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对知音的寻求，知音的标准显然高于朋友，所以中国人在不缺乏“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的热情之余，内心对知音的强烈渴望一直绵延不绝，因而使中华文明整体呈现出独具的内敛和稳重格局，这是一种值得推广的高级人文景象，只是中华文明无法自主实现超越儒家伦理的进一步常识化解读而已，所以我认为，儒家思想，不过是对道家思想所代表的中国道文化的常识化落实。所以，不懂儒道文化的体用关系，想懂中国传统文化，于我看，根本不可能，想不像西方哲学一样以偏概全都不能，这是人类逻辑天花板不除之下的集体宿命。
内心的潜意识里一直渴求知音，这就是对逻辑不自觉的深度感知赋予人的文化特征，因而中国文人可以以不全然自觉的中立立场绑架政治，为生民立命，而西方传统文化则因为缺乏足够的整体性，所以能一直被贵族和宗教势力把持，从而沆瀣一气地站在高处俯视那些逻辑分析能力极差的奴隶，在看似高贵中玷污自己的灵魂，所以他们对上帝表现得越虔诚，现实的人格就越分裂，所以阶级关系不过是逻辑认知水平分布不均的一个消极结果而已，是人类迈向集体成熟的必然文明进步成本，因而哲学常识化是人类集体成熟的终点，自然也就是现代民主的终点，因为终极自治的人不需要民主的虚伪掩饰，就像我不需要以虚伪的互利为名的道德绑架一样。
现在看，或许是旧逻辑学的集合关系表述过于缺少人情味儿中内涵的哲学整体性，与我不自觉的内在逻辑认知注重和谐有冲突也未可知。看来我真得用专门时间研究一下逻辑学问题了。
无论怎样，西方文明在逻辑学进步上的贡献必须从历史的角度予以充分肯定，毕竟是他们系统论述了形式逻辑，然后才有了与辩证逻辑对比之下的辩证法的不断进步。正确感知这种进步过程，是我敢于在哲学常识化普及探索中发现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基本前提。
当然，西方的逻辑学虽然相对系统，但如何才能正确认识逻辑这条隐性主线与人类文明的正确互动关系，不能完全由西方哲学所代表和垄断，因为他们也垄断不了，因为上帝这个逻辑天花板导致他们的自圆其说不能恰代表了人先天内在分裂的持续性，这代表西方文明相对平和的中华文明为绝对的不成熟，于是在现代科技促文明进步作用发挥完毕后，他们就只能反过来等待中华新文明的反哺，所以中华新文明才能在反向补强西方文明之后，让人类文明整体走向成熟，因为只有实现常识化转向的新文明类型出现，然后才能彻底解构其他一切旧文化类型当中的妥协因子，让人类共同奔赴无妥协的集体自由。
以人民向统治者妥协的深度看，人类整体文明参差不齐的程度之高，其实一直呈现触目惊心的程度，只是现代民主与自由的相对提升程度真的很高，所以才给了某些充满思想洁癖的人以文明绝对进步的错觉，所以他们才忘记了文明根本局限的一贯存在。
如今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揭示的就是这种文明局限的存在一贯性，我用常识化理论解决的也正是这种一贯的局限性，这种灵感来源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华，这样认识了人类一贯的文明局限所在，相信更多人就能和我一样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政治的绑架程度之高，因而可以凸显中华传统文化的相对成熟。
中国传统文化具备个体层面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因而可以给予人类以集体成熟的方向与可能，所以中国传统理学中的朴素辩证法对逻辑学的贡献更不容小觑，因为这种级别的辩证法的产生，只有在洞悉了足够的哲学整体性之后，才能被整理出来。
类似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在马克思朦胧着把握到哲学的整体性之后，借鉴唯心辩证法的基础，通过整体性颠倒才建立出来的，比《道德经》中的朴素辩证法可晚了两千年。
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化在整体性方面成熟得相对过早，结果在强名曰道之后，受先发文明的孤寂和时空的阻碍，无法与其他哲学展开同步正确互译，因而只有被动等待西方文明通过现代科技推动全球一体化之后，才能在被动融合过程中实现终极正确互译。
如今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复兴便预示着中西方文化在哲学层面互补成功的可能，因而一定具备促进人类整体成熟的可能与机会，而《哲学的常识化转向》则系统论述了这种可能的现实性，对其中的诸多关键概念做了必须的和必要的延伸解读，所以无论成败与否，都值得勇敢者借鉴阅读。
最后提示一句那些一贯否定我的人，如果您能证明你已经借助旧逻辑学和旧辩证法打通了自己的逻辑天花板，那么我就可以诚心接受您的任何批评。如果不能，那么我建议您批判我之前，还是多进行些专业的思考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