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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行们看来，用再多的溢美之词来称赞他的作品都不为过，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他列为20世纪最优秀的建筑师之一。
他的职业生涯并不高产，但他最出色的作品却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以令人震惊的全新方式，展现着它们的美丽。美国建筑大师路易斯· 康与其说是一名建筑师，更是一位艺术家，用砖块和水泥来叩问人生的意义。他生于20世纪，但他的作品看上去像是古罗马、古埃及人建的。它们有纯粹的几何造型、裸露坦诚的材料，以及康标志性的，由光照创造的精神空间。他留下的建筑不多，但几乎每一座都成为建筑爱好者的“麦加圣地”。贝聿铭曾说：“他的三四座杰作，比我的五六十座建筑更重要。”因为少数几座建筑，他成为贝聿铭、多西、丹下健三、弗兰克·盖里等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的共同偶像。获奖作家温迪·莱赛敏锐地捕捉康的建筑的核心精神，用极具现场感的笔触带领读者穿行于康的代表性建筑中。她也用诗一般的语言，细致讲述康的人生故事。或许你知道路易斯·康但不了解他；或许你尚不知道他（相信我，这是非常大的遗憾）；无论如何，《路易斯·康传》都将带你一窥一个少年一路飙升为“建筑诗哲”的神级成长之路。施工阶段的建筑，尚且是未被奴役的状态。它急于求成，以至于脚下寸草不生，非常渴望能够拥有高昂的精神。当它竣工并开始服役时，这建筑想说：“嘿，我想告诉你我是怎样被建造的。”没人会去听，所有人都在忙着从一个房间走向下一间。但当它沦为废墟，从奴役中解脱，它的精神便会浮现出来，讲述一座建筑被建造的奇迹。他们告诉他阿伦斯堡城堡是一座废墟，而他爱废墟这个词，和爱城堡一样多。那是他在整座镇子上最爱的地方。他还不能独自前往——即使是短短的15分钟步行路程，对一个小男孩来说也太远了。他最喜欢的散步时刻之一是在隧道转折之时，此时可以第一次看到阳光洒向远方，而城堡的高角塔定格于隧道出口的拱门之内。转过那个弯角的时刻总是激动人心的。然后广阔的前庭便出现在眼前——现在驻扎着俄国的卫戍部队，城堡的城墙在远端两侧，而城堡由石头筑成的巨大正面则陡然出现在仰望的瞬间——这甚至更令人兴奋。并不是所有人都被允许进入堡垒的这一部分，但由于他父亲在为驻军工作，他有时被允许在此处走动。他喜欢两座角塔的差异，当你站在城堡前面时，它的左侧和右侧并不完全一样：两座角塔虽然都是方形的，上面顶着塔尖，但高度与宽度并不相同。它们在匹配成对的同时，却又并不匹配。城堡给人以巨大之感，你越走近它，它就越显得高到不可思议。尽管这令人印象深刻，但倒不至于给人以惊悚之感。他喜欢径直走到围墙前面，抚摸着密密麻麻的米色石块的粗糙纹理。他也喜欢走到两边，感觉石块在转角位置的曲线。而当他走回前面，如果父母允许，他尤其喜欢进入城堡之内，穿过那扇只比自家的门大一点的中心门——对于这样一个宏伟的地方，这样一扇门似乎有些狭小。但他对此也很喜欢，因为这让他感觉这个巨大建筑有一部分在适应他的小尺寸。当他一路来到城堡的内部庭院（那是你被允许进入的最远之处，因为城堡的房间正处在废墟的状态），环顾四壁时，他也有同样的感受。内墙相隔不远，恰如外墙，但更加紧凑——以一种舒服的方式，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比从外面看上去要短，这样当他站在这个既是房间又是户外的小空间里时，他能感觉到头顶上天空的存在。当他站在那里时，他想：里面和外面是不同的。也许并没有，也许他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童年时的经历并没有可靠的记录得以保留，只有一些模糊的家庭记忆和传闻。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他很喜欢阿伦斯堡的城堡——他把它留在记忆中，长大后还在谈论它——就像他因为其静谧而安宁的品质而热爱各种各样的废墟一样。然而，他也发现，即使是废墟，也并非总是一成不变。1904年，在他3岁时，城堡开始了翻新工程，为了使之成为满足游客和市民参观需求的地方。对一个小男孩来说，建筑中的所有活动无疑是迷人的，他喜欢观察工作中的人与设备。但唯有第一次见到的城堡，它作为废墟时的形态，才是在他的余生之中激发想象力的源泉。从城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这座城堡，是这个小男孩喜欢阿伦斯堡的原因之一。夏日的夜晚，镇上的声音也是迷人的：海鸥与其他海鸟相互召唤，轻柔的风掠过树梢，鹅卵石大街上马蹄咚咚作响，还有偶尔从库尔萨尔方向的露天音乐台飘来的音乐声。他的妈妈是个出色的竖琴演奏家，喜欢音乐，他觉得这是他喜欢音乐的原因。她会给他唱自己童年时的歌，而当他能一字不差地唱出来的时候，她会对他出色的记忆力赞不绝口。他总是能感觉到母亲对自己的关注。她似乎很喜欢和他待在一起，即便妹妹出生，他还是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那一个：最年长的孩子，一个男孩，他妈妈最亲密的伙伴。不过最近，他觉得她对自己的关注有所下降。她因担忧分神，包括有关父亲要去美国的讨论。他也能看出，她的肚子似乎越来越大，于是他询问了她，而她告诉他，他马上又要有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了。这对他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可他决定闭口不提。毕竟，他已经是个大男孩了，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掌握自己的生活。他刚满3岁了。路易斯·康（右）和他的妹妹莎拉和弟弟奥斯卡，约1908年（路易斯·康收藏，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历史博物馆委员会）天气依旧很冷，所以火炉里一直生着火。夏天的几个月里堆积在外面的木料，日复一日地被投到火炉当中。而当火势弱下去，有人就会到外面抱一些柴火回来，让它继续燃烧。不过有时候，人们允许火微弱地燃烧着。现在炉子里只剩下一些阴燃的余烬。而那些被一些微小火焰舔舐过的煤，并不是通常的红色、橙色甚至蓝色。出于某种原因，它们发出的颜色是一种奇怪的、令人着迷的蓝绿色。这个小男孩经常会注视着火焰：这是他的日常活动，尤其是在冬天。但他从没见过这样的颜色。煤仿佛在户外生长的某样东西——鲜嫩的绿色树枝，盛放的蓝色花朵——只是这种蓝绿色比他在自然界中看到的任何东西都要强烈得多。仿佛煤是从内部被点燃的，仿佛它们自行创造了一种全新形式的神奇光芒，从中心向外发散。如果它们表面的颜色如此明亮美妙，那么内部会是什么样的呢？他坐在火炉旁，又仔细看了一阵。通常他都不会被允许挨得这么近，可这一次，周围并没有大人阻止他。他盯了一会儿，然后调整了自己的围裙，在两膝之间撑起了一个布篮子。仅仅看着发出绿光的煤是不够的，他想要抓住它们，与它们玩耍。他想要占有它们。他倾身向前，迅速把几块煤舀到自己膝盖上。他还来不及仔细观察，火焰便燃烧了起来。他看见火苗扑面而来，尽管疼痛尚未袭来，但本能地，他伸出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路易斯·康是一个温暖的、迷人的男人，深受他的学生、同行和朋友们爱戴，无论是陌生人还是亲密伙伴，都会持久地感受到他的吸引力。但他同时也是个神秘的男人，隐藏在一系列的面具之下。第一层面具便是他的脸上的伤疤，那是他对火焰的“着迷”。而在私生活当中，他习惯戴上另一重面具——42年间，他始终维持着与艾丝特·康的婚姻，她是他的大女儿的母亲，同时也是他在费城社交场合中的伴侣——而在其下，却是他与另外两位女性——安·婷、哈莉特·帕蒂森热烈而浪漫的恋情，这两位都为他生下了孩子。他的姓氏甚至也是一重面具——这并不是他的真实姓氏，而只是他的父亲为了方便而制造的产物，随后被强加在整个家族身上。这个生于爱沙尼亚的男孩原本名叫莱泽尔—伊茨·施穆洛夫斯基，到了美国却成了路易斯·伊萨多·康：并不是为了逃离自己的犹太身份，而是目的明确地希望摆脱低下的东欧移民阶层，向已经确立自身地位、更受尊敬的德裔犹太人群体靠拢。就连犹太身份，对于康而言也是一重面具，费城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如此看待他，更别提以他们为主导的建筑世界，但这个身份并不能完整地定义康。即便获得了更多建造犹太教堂的委托，他设计的清真寺（达卡的国会大厦）和基督教堂（罗切斯特唯一会教堂）却成为成功之作。而他的犹太教堂，大多在设计阶段便宣告失败。“我太虔诚了，当不了教徒。”在费城主犹太教堂经过多年的计划和商讨，最终还是在与会众的矛盾冲突中夭折后，康对自己的一位朋友如是说道。“成功……”在纳撒尼尔为《我的建筑师》这部影片进行采访，并将康的低产与贝聿铭的成功记录进行对比时，贝聿铭若有所思地说，“他的三四座杰作，比我的五六十座建筑更重要。”路易斯·康和（从左到右）诺曼·莱斯、罗伯特·勒·利克莱斯、奥古斯特·考曼丹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授课（约翰·尼古拉斯摄，理查德·索尔·沃尔曼藏品，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档案馆藏）在著名的建筑师当中，贝聿铭并不是在康的作品中感受到激动人心的唯一一位。“我最初的作品，便是在对他的敬意当中诞生的。”弗兰克·盖里坦言。“随着时间过去，”摩西·萨夫迪说，“康在某种程度上脱颖而出，成了尺度、标准、比较的对象、评估的参照，以及建筑世界的精神寄托。”在称呼路为“我们时代最受爱戴的建筑师”之后，菲利普·约翰逊列举了其他伟大的人物（弗兰克·劳埃德·怀特、密斯、勒·柯布西耶），指出了其中每一位的怪癖或不易相处之处，然后补充说：“路——是大家都欢迎的人。”在约翰逊看来，真正使他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坚决地无视了自己事业当中经营层面的内容。“他如何找到客户真是个谜……路是通过作为一位艺术家来实现这一点的。”曾在奥利维蒂—安德伍德工厂项目上与路易斯·康共事了一年或更久的年轻建筑师伦佐·皮亚诺，具有一种更强烈的亏欠感。当被问及他从路易斯·康身上学到了什么时，“魔力”，他说，“或者是寻找魔力。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建筑当中是有魔力的，有一条细细的红线，将建筑艺术与创造奇迹、恍惚惊愕和惊奇的艺术联系在一起，组合在一起”。而在他看来，他学到的另一件重要的东西，是执着的重要性。“路易斯·康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我记得有很多次，早上8点钟，我发现他趴在桌子上睡觉。因为前一天晚上工作到太晚，他只能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当你和某位像这样的人一起工作，”皮亚诺总结，“你会明白对崇高的坚持不懈，是通往事物中心的唯一途径。对于康来说，一切事物都以某种方式成为建筑，甚至包括音乐。生命中的一切都变成了建筑。”关于康为整个建筑专业的贡献，很多他以前的雇员都谈到了他的作品的永恒性。他的作品“不受时代潮流束缚”，麦卡利斯特提出。“是一种空间的创造，是永恒的。”沃尔曼指出，“它的影响并不在风格上。”“没有风格这一想法，它有自己的深度，”安·婷详细地阐明，“他超越风格，超越特定的历史形式，抵达形式的起点——抵达形式最基本的形态：几何。”最终从建筑师改行做了画家的拉斐尔·维拉米尔，用自己的话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受其他人的影响，但却诞生了属于自己的想法。他是一个寻找自己声音的建筑师，你无法将他的建筑归类到任何风格之下，比如国际主义、粗野主义或是后现代主义，他的作品就是康的。”维拉米尔认为大多数现代建筑“轻浮、随意、富于当代性且大声喧哗”，而康的建筑则“意义深远、神秘、永恒且静默不语”。（莱昂内尔·弗里曼摄，路易斯·康藏品，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历史与博物馆委员会藏）然而，至少有一位路的崇拜者并没有强调他的作品的永恒性，而是指出了他的作品与时间的独特关系。“密斯、柯布都是前瞻性的建筑师，兴趣在于建构新世界的秩序，”萨姆苏·维尔士说，“而他是唯一一个懂得回溯的价值的人。”这并不是说他就像那些后现代主义者，仅仅会对历史进行引用。按照维尔士的说法，“他没有复制任何东西，他会从过去发展自己的理念”，这种做法也不会削减他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的正当性。“关于康，他首先是个现代主义者，” 维尔士坚持认为，“因为他理解发展，他理解现代主义是必需的，但他同时也理解现代主义的弊端。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建筑成为非常轻量的建筑。其他建筑师对于重量并不关心；他们并不喜欢它。他们觉得现代建筑应该是某种飘在半空中的东西。康明白重量会带来稳定，他不喜欢现代性的不稳定性。”萨姆苏·维尔士还有感于康在过去完成工作过程中的苦心孤诣。“他是个勤奋的工作者。他不像其他建筑师，立马就会想出自己要做什么。康的设计当中，没有一件来自他最初的想法。”维尔士评价道。“伟大的想法不可能召之即来，他是那种可以通过画图来发展自己想法的人——不是通过大脑，而是通过他的画。他没法在一开始就抵达最后的想法。”这种缓慢的步伐，也许解释了康最终完成的作品为何如此之少。但这也解释了为何某些看似没有止境的项目，会对他有独特的吸引力。那些从他身上获益良多的人，在日后记住的往往是他建筑的历程，而非结果。“整个办公室最出色，而且人们常常错过的东西，就是寻找的过程：试图找出一个答案，找出它，然后继续前进。”亨利·威尔科茨评价说。他在康身边工作了十年，然后又花了九年时间，在他去世后完成了达卡项目。“最终完成的建筑不过是路上的隆起之物，只是另一个细节。”森雅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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