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十大经典作品欣赏【珍藏】
毛公鼎
毛公鼎(Duke Mao Tripod),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内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七字,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书法乃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散氏盘
散氏盘,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有人认为作器者为夨,又称作夨人盘。传清乾隆初年于陕西凤翔出土。1935年《散氏盘》随清宫其它文物移交北平故宫博物院,抗战时曾南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散氏盘,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字迹草率字形扁平,体势欹侧,显得奇古生动,已开“草篆”之端。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商周时期盛水器,晚清时期出土于宝鸡,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镇馆之宝。
虢季子白盘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它的金文排列方式与字形处理方式显然有别于其他西周铭文,却与东周后期战国吴楚文存在着某种相近的格局。比如,它非常注意每一文字的单独性。线条讲究清丽流畅的感觉,而字形却注重疏密避让的追求,有些钱条刻意拉长,造成动荡的空间效果。造型的精练与细密,也使大家惊讶于西周金文中这样清丽秀逸的格调。
石鼓文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
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流传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国藏的《先锋》、《中权》、《后劲》等北宋拓本,现在日本。
峄山刻石
峄山刻石又称元摹峄山秦篆碑。原立于邹县城县衙大堂,民国初年移入孟庙致敬门内,1973年移入启圣殿内保存,现存于邹城市博物馆。
从《峄山石刻》可以看出,李斯的书法运笔坚劲畅达,线条圆润,结构匀称,点画粗细均匀,既具图案之美,又有飞翔灵动之势。书法造诣之高超掩灭先轨,散绝后贤,使一切写小篆的人皆难入其境,成为后世临摹学书之佳。
袁安碑
称“汉司徒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立。原石出土地点不详,1929年在河南偃师县城南辛家村发现,现藏河南博物院。
由于该碑发现较晚,字口锋颖如新,书法浑厚古茂,雄朴多姿,线条纤细婉转,体态遒劲流畅,飘逸圆融中尽显端庄方正,是汉代篆书的典型代表。现代书家费声骞评《袁安碑》:“此碑笔画瘦劲,纤而能厚,结体宽博,运笔圆匀,碑字清晰,可供学篆取法善本。”
天发神谶碑
《天发神谶碑》又称《吴天玺记功颂》,三国吴天玺元年(267)刻。吴的最后一位君主孙皓,因天降符瑞而立碑记功。
此碑书法若篆若隶,在节史上最为奇特。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曰:“予观其书,方折盘旋以隶笔而行篆体,戈长剑利中实乃弓燥手柔。张怀雳以沉着痛快目之,良下虚也。”
李阳冰篆书
李阳冰(生卒年不详),约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他的篆书,“劲利豪爽,风行而集,识者谓之苍颉后身。”甚至被后人称为“李斯之后的千古一人”。
在唐代篆书中,李阳冰是成就最高的。谓之“铁线描。”《三坟记碑》承李斯《峄山碑》玉筋笔法,以瘦劲取胜,结体修长,线条遒劲平整,笔画从头至尾粗细一致,光滑洁净,婉曲翩然。
邓石如篆书
邓石如(1739或1743—1805,),清代大书法家。
其篆书以《石鼓文》、《泰山刻石》、《峄山碑》、《开母石阙》为法,并融合汉碑额婉转飘动的意趣,字形方圆互用,姿态新颖,笔力深雄,婀娜多姿,体势大度,用笔灵活而富于变化,骨力坚韧,一扫当时呆板纤弱、单调雷同的积习。又篆从隶入,隶从篆出,自成一家风范。
吴昌硕篆书
吴昌硕(1844.8.1 —1927.11.29),男,原名俊,字昌硕,别号缶庐、苦铁等,汉族,浙江安吉人。我国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宗师,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与任伯年、赵之谦、虚谷齐名为“清末海派四大家”。
其书法尤以篆书最为“名世绝品”。他经过数十年的强抱《石鼓》,不拘成法,弃形取神,独树一帜,创出了一条全新的路子,使《石鼓文》书法走入了空前绝后的境地。提及吴昌硕的篆书,人们必然会想到《石鼓文》,而一谈到《石鼓文》,便不禁联想起吴昌硕,两者结合得如此紧密,纵观书法史,恐难找出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