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欧｜人民的口号：不破不立，但他们忘了纯粹破坏排斥了任何建设。
作为现代政治的共产主义
文｜巴迪欧、恩格尔曼
译｜蓝江
恩：如果我们判定我们并不希望为民主付出代价，那么我们抵抗应该怎样去做？抵抗来自于何方？这种抵抗的真正的承担者的力量何在？
巴：首先，十分重要的是从全球角度来思考问题。在全球角度中，我在不同层次上看到了这些力量——我所谓的力量是潜在的力量，而不是已经成型的力量。
首先，最基本的力量在于我所谓的“游牧无产者”，这是世界范围内的集体劳动力，而他们或多或少到处游荡，想在某个地方找到工作。所以，有大量的工人群众，数以亿计的人想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立锥之地——要么是因为相于现在所处的地方，他们的劳动力毫无用处，因为他们在那里无法谋生，要么因为他们经受了战争、恐怖主义等的威胁。甚至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大量的人口都属于游牧无产者，他们来到这里找工作，都是年轻人。我称之为“无产者”，在今天的世界上，他们就是游牧无产者。有趣的是，这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19-20世纪的民族国家的无产者。这是由来自于不同地方的人组成的无产者。像法国这样的国家，现在有600-800万人，单纯是工人，他们大多来自于非洲。这就是真正的实质。所以当我谈到“游牧无产者”的时候，我并不是说人们到处旅游，而是人们来自于世界各地，他们在某处无法立足，便转向了下一个地方。例如，法国有许多来自于摩洛哥的工人，之前待在比利时和西班牙。顺便说一下，还有一些人会讲好几种语言。当然，这群人中也包括了中国无产者的一部分，或者还有在韩国打工的孟加拉人。所以，这不纯粹是西方的现象。
这是第一个范畴。我心中的第二个范畴就是我们称之为“中产阶级”的东西，他们绝大多数都生活于西方世界，即我所谓的西方国家——当然，例如我把日本也当成了西方国家。中产阶级包括绝大多数雇员和小产业主，他们的地位是由大资本家寡头们所接受的交换的自由的量来决定的。在一定意义上，我自己就属于这个阶层，和你一样。中产阶级也支持构成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基础的群众。资本主义需要这个基础。他要利用群众选举和这之类的事情。
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人在今天感受到资本主义陷入了危机，遭到了威胁，他们的民主自由没有得到保障，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意识到，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必须要与游牧无产者联合起来。例如，我看到我在希腊或瑞士遇到的年轻人，他们非常热心地加入到难民之中，去认识他们，与他们一起工作。长期以来，我自己在政治上也非常支持接待非洲工人，去好好认识这些非洲工人。另一方面，一部分受到威胁的中产阶级则转向了法西斯主义。所以，这是一个很分裂的阶级。
恩：在中产阶级内部有两种不同的反应。
巴：无论如何，中产阶级中最活跃的大部分人感觉他们与寡头的关系非常紧密，但还有部分包括工人在内的中产阶级，在我看来，则宣称他们与游牧无产者团结在一起，或者在民族主义下为他们提供庇护。但这种中产阶级在其中占比很小。
这让我走向了第三个要素，我认为在西方年轻人中存在着一种运动，这部分人与游牧无产者一样焦虑和困顿，甚至——因为通常只有年轻人才会加入这样的事情——他们会向一种新的共产主义假设开放。我认为这部分年轻人可以在这个方向上动员起来，这不纯粹是因为他们渴望一个不同的未来。在本质上，他们渴望找到一种现代性的形式，一种不那么罪恶的现代性。这就是第三部分人。
第四部分人当然就是知识分子。因为所有的运动都需要知识分子。所以，我心中的力量分别是：游牧无产者、一部分西方中产阶级、一部分青年运动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但所有这些人都只有一部分。他们没有统一整体。在这些元素的联盟下发生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现代政治运动的一部分，这种运动既不是资本主义民主运动，也不是旧共产主义运动，更不是法西斯主义的运动。
于是，那就是现代政治。当下的政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例如青年人长期支持游牧无产者，例如他们接待难民，或者对难民问题的普遍关怀。西方中产阶级的初级职员与世界其他地方来的人或年轻人相遇了。所有这些都是未来将会变成全球政治力量的轮廓，没有理由去摒弃民主。相反，这些力量对民主很感兴趣：游牧无产者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成员，那些国家没有民主；青年人有兴趣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是民主的，当然，知识分子也有兴趣，因为他们重新思考了民主的概念，最后中产阶级的兴趣相对较弱，这是因为他们更多是从这部分人中，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来保障他们自己的安全，资本主义之所以威胁到他们，是因为资本主义倾向于让中产阶级陷入赤贫。所以，一部分中产阶级或许会意识到资本主义的民主事业并不足以保障他们的利益。这就是我心目中囊括所有力量的政治蓝图，这就是我所致力于的事业：首先我的事业是做一个激进派——我要接纳非洲工人，并为这些工人提供组织，为难民工作等等——但我的事业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重新概括共产主义的假设的全部程序，我相信这是所有事物中不可避免的角度。看着吧！
恩：你称之为现代政治？
巴：的确如此，我称之为现代政治。但我认为，在我们的利益上，我们坚持了“共产主义”一词，因为这是一个历史词汇，也是一个臭名昭著且名声败坏的词汇。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词汇名声败坏了，让之有可能与之前进行最彻底的决裂。我要坚持用这个词汇，即便我要用一个形容词来扩张它——例如，说“新共产主义”——解释它，让其回到原初意义上，也就是说，回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使用这个词的意义上。
最终，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经验只是地方性的和孤立的经验，两个地方也都处于完全不同的特殊环境下，它们都与世界大战有关。我们不要忘记，他们都是战时共产主义！它们都源于战争。不是源于政治，而是源于战争。它们都是战争政治的结果。它们都带有战争的标志。它们都有军事的一面，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内战之后，也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
恩：在二战之后？
巴：在二战之后，有几个共产主义国家就是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然后在实践上应用到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除了南斯拉夫之外。其他的国家则都是战争的产物！我认为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烙上了战争的烙印。很明显，它们的组织都高度军事化。党在部分程度上就是按照军队模式建立起来的。
这就是让很多人感兴趣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政治上，人们总是会遇到有权有势的人，他们控制着资本和国家机器，信息渠道，媒体，最终也控制着警察和一切其他东西。今天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与之相抗衡。我们究竟可以用什么来对抗那些控制着一切的人，我们手里则两手空空？我们只有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纪律。我们已经谈到了信念，这就是一切事情的出发点。
所以，让我们谈谈纪律吧：我想我们必须发明一种新的纪律形式！因为在历史上的共产主义中，纪律总是依照军队模式建立起来的。这真的太重要了。这意味着有人下命令，有人就会听令执行，这里有队伍和领袖，这里有同志和底层成员等等。军令从上至下传达，我们只能听令执行。这真的就像军队一样。
恩：这就是军事纪律。
巴：碰巧，党也是这样，因为党滥觞于军事。事实上，毛泽东的故事就是一个军事故事。毕竟，他战斗了三十多年！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人们经常谈论十月革命，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到，十月革命是内战！那是真正可怕的事情。内战很恐怖！在内战中，暴力、处决敌人变得稀松平常。按照军事模式建立的党成为了执行机构。这就是为什么说党必须要有一个绝不能有任何质疑的领袖，因为在军队中我们不能对抗自己的统帅。
所以，并非建立在军事模式上的高效的纪律形式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或许也是最难的问题。即纪律真的能让人民能集思广议。难度在于集思广议最终不会导致纪律的涣散。
恩：是的，我理解。你对新纪律形式有什么具体想法没有？
巴：我想这种纪律必须具有毛细血管的作用。许多人如今会说，这种纪律是水平的，但我认为水平和垂直是公然对立的。在我看来，这种纪律是毛细血管式的。必须有一些独立的组织，他们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不要让他们肩膀上感受到等级制的负担。我认为这些组织的相互关系就像有机体的线索：在有机体中，所有的细胞都是彼此独立的，但所有的细胞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自然，他们有一个贯穿性作用的权威，就像大脑一样，但并非是说积极的个体组织的整个毛细血管结构是在等级制模式上建立了长期组织——你和所有人一样都知道共产党人中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那里有政治局，有政治局的常务秘书长，中央委员会和在联邦层次上负责的同志。这正是像军队一样。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模式，不那么等级制，也更像是生物学。
这意味着今天的政治有四个核心问题：首先，人民的普通信仰的问题，即我称之为“新共产主义”和四个要点的程序等等。其次，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具体方式将四个部分起来：联合游牧无产者，中产阶级，青年运动和知识分子的底层。在这里，我们从人民那里获得了灵感，例如，青年人支持难民的经验。这只涉及到一小部分问题，但至少这是一个经验领域。或者如知识分子对那些无证工人的帮助。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四种力量的交互作用。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发明一种新纪律。这关系到组织问题——这种组织不再按照传统共产党的模式来建立。
最后，我要讨论一下暴力问题。因为我认为之前共产党的尝试的一个特征就是将破坏放在前头。我记得人民经常喊的一句口号：“不破不立”[1]。但他们忘记了纯粹的破坏实际上排斥了任何建设。我认为共产主义的政治毋宁首先是一种肯定性的政治，在这种政治中，建设的渴望才是最高目标。
人们认为新观念产生于破坏之中。我认为这是误解。当人们破坏的时候，我们只感受到了家园被摧毁，即不断地滥用暴力。因此，我想说的是，武力的使用——因为武力是必要的——只能是防御性的武力。如果有人建立了某种东西，我们责任去保卫它，但人们没有权利去摧毁别的东西，因为没有人喜欢破坏。我认为必须对武力的使用进行严格的限制，武力用来保护肯定性的东西、建设性的东西，革新的东西以及新的发现，这是武力唯一的目标，不能将问题归咎于某些人们可以轻易对付的替罪羊身上。
共产党的文化通常是在阶级仇恨基础上的破坏性的文化。在哲学上，这可以归因于黑格尔，他十分重视否定的一面，他提出了否定就是创造。但的确否定不是创造。否定就是否定。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创造需要否定。即它需要被理解，而不是其他方式。如果我们向人们解释这种纪律形式，那么结果明显不同于我们之前的训练的事情。在社会主义国家汇总，有一种主流观念，即如果某种东西行不通，那么肯定有一个相关的派别故意让它行不通。只要有什么事情行不通，就一定是由破坏者的说法是相当站不住脚的。最后，所有人都将心事用在党同伐异上了。这就是很多底层同志的命运。他们不能做决定，因为他们害怕被清洗。
恩：是的，在所有国家，这都是事实。
巴：瓦尔拉姆·萨拉莫夫[2]非常精彩地描述了苏联劳改营的状况，帮派成员和骗子都要比劳改营的同志更强大，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有问题，这些同志就会结局很悲惨。所以，他们可以肯定那里有问题，当诡计得逞的时候，同志就会遭到惩罚。所以犯罪集团的权威实际上比劳改营的看守更强大。这就是与否定相关的问题。我认为这是非常主要的问题，这也涉及到纪律问题。
[1] 这句话直译是“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这里巴迪欧显然引述的是毛泽东的原话，即“不破不立”——译注。
[2]瓦尔拉姆·萨拉莫夫是俄罗斯作家、记者、诗人、古拉格幸存者。由于支持托洛茨基及反苏作家伊万·蒲宁，1937年至1951年被囚禁于北极圈内的科雷马亚戈德诺耶强制劳动营。1953年获释后至1973年，萨拉莫夫将其经历以短片故事的形式出版了《科雷马故事》。直到1987年他的作品才在苏联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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