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小译 | 奥秘、技术、邻近性
奥秘、技术、邻近性
文｜提摩太·C·坎贝尔
译｜蓝江
本文摘自《不正当的生命》）
在前面的篇幅里，我研究了海德格尔走向死亡政治的思想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其中的例子都来自于海德格尔在《巴门尼德》中关于不正当写作的关联，以及会将人类置于危险的技术上的拯救。在后面的部分中，我想转向另外两个文本，这两个文本都更为详细地讨论了技术的死亡政治后果，以及技术在于拯救和写作的正当和不正当关系作出的区分。第一个文本是海德格尔的“归乡”，写于1941-1942年，收录于《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在这里，海德格尔长篇累牍地谈到了家乡的观念，后来在《人道主义的书信》中，他又再次回到这个问题，并且他还谈到了诗的言说本质。我感兴趣的是，海德格尔如何将诗人“归乡”之旅，并非手写行为的技术形式，而毋宁是距离的压缩，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曾经拥有家乡的人的特征就是在距离和“邻近”之间的摇摆。海德格尔通过荷尔德林的诗《归乡》（Heimkunft）中描述的与故乡的“邻近”如何通过母亲的声音来展开：
母亲苏维恩（Suevien）住得邻近本源。提到了两次邻近（Nahe-wohnen）。邻近于故乡和邻近于本源。苏维恩，母亲的声音，指向了祖国的本质。由于邻近本源，也奠定了它邻近于最快乐的地方。故乡最本质也是最美好的特征，仅仅在于它与本源的邻近性——没有任何其他杂物在侧。
我们再一次看到，手成为了一种模式，借此模式，母亲的声音指向了故乡最本质和最内在的东西。在指向最本质的祖国时，母亲的声音在“邻近”中将人指向故乡。诗歌的语言，就给人们带来了母性的声音，成为了构成“邻近性”的手段，而“邻近性仍然保留着某种东西”。“邻近性”的观念，对近二十年来的媒体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它一方面让近在咫尺的东西更加邻近，与此同时，也让其变得遥远，因为在海德格尔的判断中要去追寻的东西不可能太近。其结果是，对距离的理解既是压缩，也是扩张：
现在，邻近性让近处的东西更近，与此同时也让它成为要去追寻的东西，即不会太邻近。通常我们理解的邻近就是两个位置之间尽可能保持最小的距离。现在恰恰相反，邻近性的本质似乎是让近处的东西更近，且与之保持着距离。
换句话说，海德格尔拓宽了（或者收窄了，这个问题见仁见智）邻近性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它不能视为距离或近处，而是两者之间的连续运动。结果呢？“这种邻近性就是一个奥秘（Geheimnis）”。
奥秘就是距离和邻近之间运动的结果，这个导向让我们想起了海德格尔在更宏观的技术和死亡政治背景下对诗句的读解。通过把握母亲的声音，诗人寓居在海德格尔所谓的“仍然保留着某种东西的邻近之处”。于是，诗人让聆听者走向故乡。引一下荷尔德林的《归乡》诗句：“歌者的灵魂必得常常承受，这般忧心/不论他是否乐意，而他人却忧心全无”——海德格尔从否定意义上区分了听歌的人和没有听歌的人。没有听歌的其他人尚未归属于故土，尽管他们也被赋予了邻近性的奥秘本质，即“仍然保留着某种东西”，其他人也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也可以让他们变得更近一些。
在这里，看起来海德格尔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但这并不会妨碍我们看到创造“邻近性”的这些词汇与他后面用来描述技术的敞开（即无蔽状态）的词汇是重叠的。在《关于技术的追问》的一个近似段落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词，在那里，海德格尔再次谈到了奥秘，命名了他另一个震撼，这个震撼架构了他关于技术问题的诸多思考。在那里，他写道：
订置的不可逆转性和拯救权力的限制，彼此相互邻近，仿佛天穹上的两颗星辰的轨迹一样彼此相互吸引。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所经之处，有着它们的邻近性的隐藏的一面。当我们探索技术那模糊不清的本质时，我们就会发现满天星丛，那玄妙莫测的奥秘的运行过程。
与先前的海德格尔将邻近性看成奥秘的的段落一起来读，我们就会发现对于邻近性，海德格尔关于技术和诗歌的用词是并置的，无论邻近性的算符是诗歌抑或技术，都是不正当的形式，它们都陷入奥秘当中。换句话说，诗歌用词的奥秘就是“仍然保留着某种东西”的邻近性，它与技术的奥秘是并置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技术就是“订置”和“拯救权力的限制”之间的邻近性，那里，也描绘出其奥秘。
在第三章中，我会提出，技术和诗歌用词的奥秘的并置，就是彼得·斯洛特戴克不那么遮遮掩掩的文章《人类动物园规则：对<人道主义书信>的回复》（Rules for the Human Zoo: A Response to the Letter on Humanism）的中心，在那里，诗歌用词成为了“正当性”或者人类化的邻近性的来源，而技术成为了幽灵是和不正当的东西。只要我们在媒体研究视野中来看诗歌用词和技术，正如许多媒体理论家和斯洛特戴克那样，我们就看不到最新许多意大利思想中的原创性所在，他们通过阅读《关于技术的追问》，以及间接通过《荷尔德林诗的阐释》来提出生命问题。在激活了“拯救权力的限制”和“订置”之间的关联之后，我们看到生命再次成为核心问题。的确，在《关于技术的追问》中，最初，被“订置”的人的生命出现在“解蔽”之中，“在技术时代，解蔽隐匿而不是展现了自己”，也就是说，被订置的人需要等待着终极揭示，而这个终极揭示永远不会到来。《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也是如此，除非海德格尔在这里将拯救权力——尽管他没有直接这么称呼——置于“仍然保留着某种东西”的正当的邻近性的中心。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拯救权力从来不会远离故土，不过，这个更近的位置与本源的对立仍然成为了一个奥秘。唯一的差别似乎是聆听者会离故乡更近，他不会被技术的拯救权力所统治。
这种解读的结果一清二楚。海德格尔潜在地走向了死亡政治，他认为不可能在这个被视为正当的奥秘之外来思考技术，或者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并不需要召唤出这种拯救权力。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诗句订置着生命，这种方式绝不会为了拯救权力，让技术发挥死亡政治的功能。诗句让人们更接近故乡，它不会将之置于危险之中（也不需要安全保障），相反，其隐含的建议是，那些聆听的人更接近故土，因为诗句与真理有着不同的关系。话虽如此，在那些聆听的人和那些没有聆听的人之间的区别也隐含了一个深层的生命政治要素。这个要素从根本上涉及到海德格尔的共同体思想。埃斯波西托对这个要素的阐释，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所以，我们依照原初的本质，即原初的“曾是”来认识共同体。这是从海德格尔自己用词中捕捉到的恐怖的三段论……将所有人的“内-共在”（in-common）变成特殊的共同体，旨在通过重新发现最纯粹的未来，获得一个真正的未来。这恰恰就是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让自己直接走向正当性，与不正当进行区别，用肯定的原初声音来让其道说出来。
埃斯波西托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看到了从根本上起作用的东西恰恰就是所有人的“内-共在”和特殊共同体的“内-共在”之间的区别，那么贯穿海德格尔整个思想领域中最显著的东西，就是日耳曼共同体对立于所有人的共同体，或者正因为如此，西方的历史之人对立于其他的非历史之人，即“东方”人。换句话说，海德格尔思想的生命政治学并不仅仅在于与技术订置相关联的拯救权力的崛起，而是可以在更早的阶段，即自己人和非自己人，正当共同体和不正当的共同体之间的区别中发现它，阿甘本后来从死亡政治角度将大写人民（People）解读为“整体和整合的共同政体”，而小写人民（people）是“碎片化的需求的多样性和被排除在外的身体”。
从这种技术和生命政治的谱系学中得出的另一个结论，可以在更一般意义上将诗句和技术相提并论。诗句给出了将“他人”变成正当的聆听者或读者的可能性（让他们“知道”故乡的本质），于是技术也让他们更接近于奥秘。这就让他们更接近的能力导致了一个生命政治的成分。我自己讨论无线电报史以及后来讨论声音传输的著作也肯定了这一点。的确，广播的一个主要结果就是急剧地扩大了听众的数量，让他们更接近祖国的“奥秘”。当然，这种生命政治实践的挂件在于，通过直接转向最正当地归属于民族或国家的人，即听众，来增加生命权力。这样纳粹在表面上提出了他们视为日耳曼最正当的存在，来提升他们的生命政治的效果。广播不仅强化了生命权力，让听众数量大幅度增长，而且在技术上也产生了一种被感染的人民，被奥秘（即“仍然保留着某些东西的邻近性”）所诱惑的人民听众。无线广播的这种诱导，形成了更为强大的生命政治实体，形成了一种技术化的民众（Volk），在某一刻他们被凝结为一体——这是一种更为尖锐的身体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身体政治更接近于奥秘的源头。很明显，这种更接近的结果，对祖国的非政治式的认识，就是让他们更容易牺牲一切。
我们要注意，不仅是德国和易打理了的法西斯主义使用了这种非政治知识，在现代将正当写作碎裂为各种条陈，将所产生的的生命政治后果变成实践。自由民主国家试图阻止这种后果，不让自己受到其侵犯，也干了同样的事情。例如在广播传输过程中，当然，一个经典的形象是希特勒站在一大堆话筒面前，然后切换到大量的人民听众正在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只有后面的如雷贯耳的掌声会打断讲话。然而，同样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在炉边讲话，当然，广播也为温斯顿·丘吉尔提供了媒介，让那些听到他的讲话的人们改变生活方式，他们可以更容易做出牺牲。例如，在1940年6月4日的讲话中，他反复谈到了“岛屿”和“帝国”，对于他的听众来说，这些词语基本上是不列颠特有的用语。在这里，在技术上受到感染的人民被建构出来，立即可以献身于眼下的紧急状态。然而，在每一个例子中，当个体的正当防卫与更大规模的身体政治的形成短路时，都可以明确地感受到技术的生命政治后果。创造出随时愿意赴死的主体，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要捍卫日耳曼血统（ghènos），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要抗击来自于最强大的一种生命权力模式的侵袭，借此来增加“自由”国家的生命权力。
话虽如此，我绝没有将纳粹使用广播和英美使用广播的政治和伦理差异给抹平。对于纳粹（对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无论什么时候广播讲话，我们都会发现尼采式的弦外之音——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在差不多的背景下，指的是“生命获得荣耀的形而上学”，于是，这也被翻译为技术声音的形而上学，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让某种生命形式获得无上荣光的形而上学，一旦在广播中讲话，这种生命形式就被赋予了“精神”上的价值。在纳粹那里，只有那些谈到的生命形式才能相对应地获得精神上的价值。其他生命形式变得不名一文：这是让那些讲话的人获得精神崇高地位的一小步，因为在纳粹的生命政治学中，他们让种族获得了精神地位。广播扮演的角色就是进一步让这些生命形式获得了精神地位，让牺牲生命获得了更多关注，而不是今天这样对牺牲的看法。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在英美两国也发生了同样的精神推崇的情况。
对于广播传输的死亡政治特征，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正如我们想区分在战时被高调化的生命权力的形式和战后自由民主国家相关联的生命形式。在这里，死亡政治的后果还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这不仅是因为战争结束了（另一场战争，即冷战，刚刚开始，由于核战争会带来终极死亡政治，那么我们只能间断性地从生命政治上来使用技术），而且也因为技术现在被用于个体的（生命）政治学，这仅仅是为了符合，或者看起来符合个体的物质需求。然而，没有改变的是，在两种情况下，按照福柯的说法，用在身体之上（我们接下来会谈到它）成为了凌驾在生命之上的权力，或者海德格尔所谓的两个彼此相遇星辰在宇宙中加速：即“订置”和“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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