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泰平:乡土记 —— 东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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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在全国鼎鼎有名,而在我们平楼村,却没有几个人知道,远不如东南小学家喻户晓。在平楼村,上过东南大学的仅一人而已,而上过东南小学的比比皆是。因此,所谓名气大小,你要看在什么地方说起。
按照旧时的行政编制,隶属范楼公社的平楼大队由两个自然村组成,一个是我们平楼村,另一个则是村子东南五里许的岔口村。大约是出于公平之见吧,当年,大队把学校建在两村之间的一块野地里,官称平楼小学。对于小学的命名,岔口村的人一直存有意见,而平楼村的人却又不甚珍惜,多体面的事情偏偏不以为然,随口就把建在村子东南的学校称作东南小学或是东南学校了,就像把村子南边一块高高的沙坡地叫作南沙岗子一样多么简便贴切。岔口村的人,是否会把那个学校叫作西北小学呢,也不得而知。
小时候,在我眼里,东南小学真的很远很大。出了村子,沿着长满柳树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土路,要走好一阵子,好像总也走不出土路两边茂密的庄稼地。我不记得,那许多年,在那里,我到底都学到了些什么。但是,小叔那一帮高年级的调皮学生曾经让我羡慕且追随,而上衣口袋里永远插着一支钢笔的老师们,则让我心生敬佩。直至离开家乡多年以后,还经常梦里回到那个土墙院子,要么是围着院子绕来绕去却总也进不了校门,要么是倚门靠窗探头探脑就是找不到自己的班级。痴情如此,恐怕远远不止我一人吧。
我最后一次去东南小学,是1986年的夏天,我刚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天下午,我突然觉得该去东南小学看看,就骑个破旧的自行车过去了。曾经悬挂铁钟的那棵大槐树还在,树下一片阴凉,一群大约是村干部的人在开会。我一看人多,就不打算靠近了,转身想走。这时,有人站起来大声叫我。回头仔细一看,竟然是我初二时的语文老师廉传瑞先生。赶紧放下车子,跑了过去。四年不见,廉老师已经从牛庙初中调到这里当了小学校长。那一年,全公社参加高考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而考上本科院校的不到十人,我们大队就我一人,算是凤毛麟角一回。我考取大学的事,估计,廉老师已经是知道的了。他笑眯眯地看着我,很是欣慰的样子,问我啥时候开学鼓励我好好干之类的话说了不少。我读初二时时,廉老师教语文课,又当班主任,我是学习文员,也是他的课代表。我能考上大学,与他当年的关心训育是分不开的。我知道,那一会,当着众多人的面,廉老师是很自豪的,大家都知道我曾经是他的学生。
此后,一直到东南小学毁弃,我再没去过一次。廉老师早已是退休多年了。
在这样一篇专门回忆东南小学的文字里,说到老师,竟然没有首先提及小学时候的先生们,这不是我的初衷。一篇像样的文字,一般都自有其脉络和气韵,所谓文章生成不由人。
人这一辈子,能够记住几个人呢,而这几个人里面,会有小学时候的老师吗。或者这样说吧,人这一辈子,能够记住几个老师呢,而这几个老师里面,会有小学时候的老师吗。
在东南小学的几年里,教过我的老师有好多人,当时我比较敬佩的有朱士民、徐永成、徐永先等几位,而对我影响最大的当数朱士民老师。关于朱士民老师,十几年前,我曾写过名为《背影:二十年的匆匆》这样一篇文章。目送那一袭瘦弱的身形,回味当年朱老师对我的提携、鼓励,感叹时光流逝总是无情,若干年后师生的相遇只能以恩师瘦弱的背影匆匆见示。文章发表后,据说朱老师看到了,他很感动,当他遇见我父亲时,说,“想不到这么多年了,泰平他还记得当年的事情,还能记住我。”后来,我几次打算春节回老家时专门去看看他,都没成行。很简单的事情,都没做好。无意之间,辜负了多少亲情师恩。
永成老师、永先老师,都是非常聪明的人,课也讲得好,很能抓住学生。可惜的是,他们都没能坚持下来,先后离开了东南小学,去做了别的行当。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永成老师决定离开学校时,我们非常舍不得,同学们纷纷向原本清贫的家里要了几毛钱,凑在一起,到村子的商店里买了脸盆、毛巾什么的,送到他家里作为留念。永成老师到底是去了西藏还是新疆,倒是记不得了,总之是很远的地方。后来,我们还给他写了信,尚未离开的永先老师选出几封比较好的在班里读了,然后都给寄了出去。我写的信也是在班里读过的,当时很是引以为荣。永成老师经常给我们讲他家儿子的事情,由是我们得知那是个相当聪明的小家伙。果不其然,后来,善彬老弟从东南小学就读到了东南大学。这不是东南小学的骄傲吗。
说到东南小学的骄傲,前后算算,应当还有不少一批人吧。如今,他们事业有成,衣着光鲜,生活在天南地北,出入各类场合,看惯了繁华热闹。你已经完全看不出他们出身东南小学的任何痕迹,但是,繁华褪尽,午夜梦回,多多少少,他们都会惦念起曾经的土墙大院,曾经的野趣童年。
东南小学,一个土墙院子,两排土墙瓦屋,学生最多时不过八个班级。现在想起来,整个学校还不如我们三队的牛屋占地面积大一些。教室里简陋到连一张课桌都没有,全是土墩子上架上一块长长的厚木板,五六个孩子挤坐在一排,而板凳则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黑板呢,估计就是让村里的木匠手工拼制一块长方形木板,再刷上黑漆就成了。除了校长,老师们都没有接受过专门的培训,他们的身份大都是民办教师,工资微薄,其他待遇几乎没有。如此等等,老师和学生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下来,都不容易。
1974年,我六岁。那一年的九月,跟着一群比我大的孩子们来到小学校,自己报名上了一年级。这里的所谓小学校,其实是村中晁家的一排老房子,其时也就只剩下一年级的一个班而已。到了二年级,就搬到了东南小学。其时正属文革期间,课虽不怎么正常,学校大致还算是平静的。1976年下半年之后,从毛主席逝世、四人帮倒台开始,紧跟形势的种种活动倒是越来越多,深揭猛批、实现四化之类的宣传、演出、会议不时举办,标语满墙,口号连天,人心浮泛,老师学生自然也就有些沉不住气了。关于当时学校的种种情形,我在写朱老师的那篇文章里已经说了不少,这里不再提及。
东南小学,留给曾在那里读书的每一个学生的记忆,可能都不尽是一样的吧。但有这样几件事,兴许我们会有着共同的印象。
农历五月,麦收之后,学校会停课几天,组织学生去生产队收割过的麦地里捡拾麦穗;而十月之末,则会带着大家去棉花地里,捡拾生产队不再摘拾的余棉。每天下午,我们把捡拾来的麦子或是棉花带回学校,由老师称好斤数,记下来。等这些麦子、棉花卖出去之后,每个人会发给相应的一支钢笔或是几块零钱。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事情,觉得比上课有意思的多。每当这两个时节,村庄周围的田野里,到处是挎着箢子低头寻觅的的小学生,一派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的景象。
还有,五年级时,学校要让我们上晚自习,那时叫灯课。于是,每晚,长长的木板上点燃了一排墨水瓶改制而成的煤油灯,一屋黄黄的火苗,呼呼闪闪,相互辉映,却不甚分明,而黑黑的浓烟则弥漫不去,闻之令人皱眉。
不好的事情,也是有的。比如,有些捣蛋的家伙总是爱给人起个外号,连几任校长都没放过……还比如,我攒钱许久才得以买到的一本新华字典,被某同学借用却久不归还,等要来时已经破损不堪,我气急之下,扬手把它扔了。
突然想起来,学校南面那一片沙地上,村里的赤脚医生种了好多的中草药,有红花、芍药、薄荷、薏米等等。放学的午后,我会偷偷跑进芍药地里,掐一枝含苞欲放的花朵拿回家,插在一个装满清水的玻璃瓶子里,一日看三遍,期盼花开早,最终却没见芍药开放过。也曾伙同几个同学,躲进高高的红花丛里,呆坐许久,在嗡嗡嘤嘤的蜂鸣中,一时不辨身在何处。
有一个人,虽没在东南小学任教,实是我的启蒙老师,也堪一记。她的名字叫文玲君,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知青。我上学的时候,她已经在村子里呆了好几年,她的水平远远超过东南小学的民办老师们,我汉语拼音的准确掌握首先得益于文老师。我到东南小学后,她又在村里教了几年一年级。后来,她是啥时候离开平楼村的,我就不记得了。
过去的一切都像一个梦境,仿佛真真切切如在眼前,回头去看却又飘渺无踪。我们明明是从那里走来,却好像那么不可思议。乡村小学整合的那一年,我们的东南小学复归于一片野地。几代人的念想,再没有着落之处。
作者简介
雷泰平,1968年出生,江苏丰县人,现居徐州。工作之余,偶尔写作。有作品90万字,散见于《散文》《黄金时代》《人生与伴侣》《文汇报》《人民日报 海外版》《华夏时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扬子晚报》等50余家报刊,被《作家文摘》《意林》《杂文选刊》《小小说选刊》及各类新媒体大量转载,入选多种语文教材及读本。曾获华东地区第13届、14届报纸副刊优秀作品二等奖,江苏省第12届、13届报纸副刊优秀作品二等奖,两度获得“晨报文学奖”。非任何级别作协会员,无任何结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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