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考播州州治旺草
去年，因退休多年的绥阳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向克栋老人写了一本书，名《千年古镇旺草》，书中用大量的文字记述了唐代播州州治在旺草的史实。为了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进一步到旺草考证历史，向克栋老人和现已故的绥阳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贵禄一起，把书带到到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作汇报，引起了研究会会长曾祥铣的高度重视，曾会长便在一次理事会上给了我一任务，要我在短期内联系旺草镇，促成考察古播州旺草之行。
接下这个任务后，我就去翻阅志书和相关资料。这一翻，的确让我感到了旺草这个地方历史文化的厚重感，更感到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辈有责任、有义务及时地去挖掘、抢救这些渐已消退的历史记忆。
于是，我首先夜以继日地阅读被梁启超誉为“天下第一府志”的《遵义府志》，还真发现了不少的有关唐代播州州治在旺草的线索。《遵义府志卷二.建置》第76页记述:“又按：牂州疆域，据《元和志》播州至到：东南至牂柯州二百二十里，东至北至牂柯北界巴陵江镇七十里。唐播州治在今绥阳，说详后。”接着在《遵义府志卷二.建置》第84页记述道：“按：播州治，在今绥阳县城左右。明詹淑《尹珍讲堂铭序》言決修旺草公署，掘地得碑，题曰'汉尹珍讲堂，唐广明元年六月，播州司户崔礽立’。以此推之，司户之立讲堂，必就州治附近，为州人振启文教，使之有所景企；其不在荒郊远堡可知。然则州刺史所治在绥阳左右无疑矣。或曰：今旺草去绥阳县东北百里，安知不在彼？曰：旺草地阔，《明史》于桐梓县犹曰以旺草地置；绥阳在平播后设治，即是今地，明况上进《创建绥阳县记》言县距府九十里可证矣。今考定播州治在绥阳，以准《元和志》诸州至到，于古今盖无有不合者矣。”还有《遵义府志卷十.古迹》第299页也有这样的记述：“按，今考定唐之播州旧治，在今绥阳县治左右。说详《建置》。其在白绵（应是锦字，此处志书误为绵，字相似而误306页 ）堡者，乃宋之播州。”
从清《遵义府志》建置、古迹二目下记述的内容，均证明了播州州治在绥阳，而且明确了在绥阳的旺草，这是全国第一府志的历史依据，记述是十分清楚准确的，所以唐设播州最初在绥阳旺草是毫无疑问的。
在查阅了清《遵义府志》之后，我又翻阅了友人赠送给我的清《续遵义府志》一书。也有关于播州州治在绥阳旺草的记载。在《续遵义府志》第44页，这样记述道：“尹公讲堂 在绥阳县东北三十里，今废，黔诗纪略：明绥阳知县詹淑尹公讲堂铭序云：万历甲辰，余修旺草公署，掘地得碑，题曰：汉尹珍讲堂，唐广明元年七月六日，播州司户崔礽立。西南人向学自道真始，唐人标其遗迹，必有所据。广明距今六百年，讲堂不知圮于何代？爰即公所为，讲堂仍立，唐人故石而为之铭。郑珍播雅谓绥阳县治，自明至今，并无迁徙，淑修公署得碑后，即署为讲堂，当不出今县署内，而标旺草地置，可见后人不识地理，谓唐之讲堂在今旺草大误，犹昔共珍纂府志据定，唐播州治在今绥阳之旧说，友芝近闻绥阳诸生宋人凤言崔礽一石，实在今旺草场卧民田间，则旺草公署当是行署，昔定播治在今绥阳治犹可也。”
从清《续遵义府志》“尹公讲堂”一文的记述，虽然提出了疑问，但莫友芝最后作了肯定“则旺草公署当是行署，昔定播治在今绥阳治犹可也。”更有力地证明了播州州治在绥阳，更明确了在绥阳的旺草。所以，唐播州治在旺草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随后，我又查阅清《绥阳县志》和民国《绥阳县志》关于播州治在绥阳旺草的记载。在民国《绥阳县志卷一·地理下》第50页记述道：“废播州 唐之播州旧治，在今县治左右。《府志》”。在民国《绥阳县志卷一·地理下》第61页亦有记述：“尹公讲堂碑 唐广明元年七月六日，播州司户崔礽立。按：碑在城东旺草场。明万历甲辰，知县詹淑修公署，掘地得之。仍建讲堂，立旧石而为之。”《绥阳县志·大事记》第18页记述道：“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划入夷州。夷州治所迁绥阳，是年置郎州。”、“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于原郎州地置播州。”、“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罗蒙县更为遵义县。时治所在绥阳。”
从清《绥阳县志》和民国《绥阳县志》的记述，多处证明了播州州治在绥阳城左右，与《遵义府志》记述播州州治在绥阳是相吻合的，通过《府志》和《县志》相吻合的记述，唐播州治在绥阳的旺草是值得肯定的。
还有，我阅读了清郑珍编辑的《播雅》诗集，更是证明这一论据是准确的。
《播雅》诗集第314页：“《韩解元之显一首》：之显，字昭文，正安人，乾隆癸酉解元。昭文生颖异，嗜读书，言行不稍苟简，事亲最孝，为程艺深得先型。尝见其论文一则，略云：'文字深浅因乎根底，优劣分用乎学术。即如归，唐并称，归则儒，唐则侠矣！金、陈并称，金则王，陈则霸矣！’其言决之细微，可征所诣。三试礼部不售，里教终其身。
登罗蒙山
高高上云际，时见虎豹迹。采药不逢人，倚锄坐幽石。
按：明《郡志》：罗蒙山在正安城南六十里，唐置罗蒙县，因以名。《方舆纪要》引旧志云：此山之高，远瞰罗蒙县。考遵义初名恭水，后改罗蒙，贞观十六年改遵义。时治在绥阳，固与此山近也。”
从《绥阳县志·大事记》第18页记述的“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划入夷州。夷州治所迁绥阳，是年置郎州。”、“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于原郎州地置播州。”、“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罗蒙县更为遵义县。时治所在绥阳。”史实来看，唐代夷州治所迁到绥阳，后改为郎州，治所仍在绥阳。唐将郎州首置播州，州治在绥阳。其罗蒙县在绥阳，罗蒙县改为遵义县，治所仍在绥阳。从这些记述来看，绥阳旺草是历代州、县的治所，已是不争的史实。
还有《遵义府志》、《绥阳县志》均记述了绥阳人宋代著名军事家冉琎、冉璞筑钓鱼城抗击蒙军的事迹，并也记述了绥阳人氏“二冉”是播州人氏，同时记述“二冉”在播州学堂读书。唐播州州治在绥阳旺草，播州学堂在旺草，“二冉”离开洋川青山的家到旺草播州学堂读书是顺理成章的事。
凡此种种，以上史实依据，唐播州最早治所在绥阳旺草，“遵义”二字也来源于绥阳的旧县名罗蒙，都有充分的历史依据，这不是虚妄构想，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绥阳这片土地上的文明之久远，绥阳旺草曾是辉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奠定诗乡文化产生了基石的作用，由此衍生了今天在全国都有影响的诗乡特色文化，响亮了“中国诗乡”这块闪闪发光的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