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当“呆ái 板”又读回“呆dāi板”，小学语文老师的纠错还有意义吗？
申小龙，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老师曾经在课上讲过语言的从众性，比如“呆板”中“呆”的读音从“ái”逐渐变成“dāi”。这使我想起，小学时，语文老师经常严格地纠正这种大众读错的字音，常常整理好这类字印发给我们，但我在生活中依然很难纠正过来。
既然语言是有从众性的，字音会随大多数人的读音而改变且似乎无伤大雅，那么语文老师的这种纠正有什么意义？以及，古今字音发生变化也有这种从众的因素在吗？
小费同学的问题要从语言的性质谈起。
语言是人对世界的看法。人对世界的理解建立在分类的基础上，而一个个类别，就是人对世界理解的基石——范畴。
范畴的表达形式是符号，范畴思维是符号思维。没有符号，范畴也建立不起来。
人有了范畴以后，思维就有了理性，而这个“理性”，意味着要在范畴之间建立联系，形成一个系统，也意味着范畴会随着人的认识的发展而衍变。
这样的系统性和衍变性，决定了范畴或曰语言符号具有人文性——它是人的认识的结晶 。
从语言人文性的角度看，一个字词，它的形式和意义都应该具有理性发展的依据。
语言的学习与传承，就是以语言的历史和逻辑存在为依据，将一个民族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由小到大地理解和掌握。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就是这样做的。
但语言除了人文性，还有工具性。
语言在依托人的认识理性发展的同时，作为一种表达媒介，还具有媒介自己的属性。
也就是说，人在使用语言表达时，既有认知上的要求，也有对媒介本身的要求。
认知上的要求是显性的，媒介上的要求是隐性的。这个隐性的要求就是便利。
语言发展中追求“便利”的倾向，从何而来？来自人的惰性，或曰要求省力的天性。
上世纪六十年代，欧洲语言学会会长马丁内把语言发展的内在动力归结为两个方面：
前者就是我们说的语言人文性的要求，后者就是我们说的语言工具性的要求。
语言发展的内在矛盾运动，就是人的交际表达欲望和人体的自然惰性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是语言发展的基本冲突。
冲突的结果，是语言在成功完成交际任务之时，不使语言结构的负担过重，也就是在最简的形式方案中实现语言的意义功能，达到两者相互制衡下的最佳状态。
由此看来，语言为求便利而发生的变异，是语言内生的发展动力之一，它来自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自然惰性。在汉语中，工具性的发展动力往往和汉字的投射有关。
汉字形音义的高频项会干扰低频项。
从字音来说，例如：
“叶公好龙”的“叶”的发音，低频的shè敌不过高频的yè；
“呆板”的“呆”的方音，低频的ái敌不过高频的dāi；
“坐骑”的“骑”的发音，低频的jì敌不过高频的qí；
“说客”的“说”的发音，低频的shuì敌不过高频的shuō。
从字义来说，例如“七月流火”的“流火”，低频的字义“大火星”敌不过高频的字义“流动的火”。
汉字的偏旁干扰字音。例如“发酵”的“酵”，许多人都念xiào，这无疑受到了偏旁“孝”的提示。
“粳米”原来念 jīng mǐ，今人多念 gēng mǐ，也显然受到了偏旁“更”的提示。
汉字组合的意义干扰汉字的偏旁。例如“蛾眉”很自然地被写为“娥眉”，显然“女”旁与字组义的契合度更高。“貂蝉”的“蝉”也是同样的命运。
在现代汉语中，“密”字的组合义一旦与甜蜜有关，“蜜”就很自然地取代“密”。例如“哈密瓜”被许多人写成“哈蜜瓜”，这显然受到哈密瓜甜的感觉的提示。“闺密”一无例外地被写为“闺蜜”，同样受到关系甜蜜义的影响。
“宫保鸡丁”是有历史掌故的汉字组合，但宫保鸡丁在现代人的眼里就是热油爆炒的一个菜，这样的理解之下自然就写成“宫爆鸡丁”。
让我们许多同学想不通的是，这些“语文错误”，为什么往往“习非成是”，被媒体广泛使用，甚至有些被国家语文规范和标准词典认可？
因为工具性和人文性一样，都是语言发展必不可少的内生动力。
语言是社会现象。语言符号的意义和形式，都是社会约定俗成的，具有全民性。一种新生的出于人的惰性的语言变异，当它“初露端倪”的时候，因其和已有的符号约定冲突，必然受到语言规范和语文教学的排斥。
此时坚持语言的人文性具有理性正义和历史正义。小学语文老师的纠错无疑是语言人文精神的坚守。
但语言符号的工具属性其实也是“正义”的，如果没有了便利性的制衡，符号会因其历史重荷而难以形成最佳的音义关联和结构形态。
说到底，语言系统演变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语言功能结构的运转中合理安排力量消耗，使人们能够在保证语言完成交际功能的前提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语言活动中的力量消耗作出合乎经济要求的安排，使系统演变中的各单位实现其最大的也是最经济的区别功能。
当大多数人都在使用新的变异符号的时候，语言的约定俗成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无论语文老师教不教，标准词典认可不认可，都无法改变这种“全民性”的选择趋势。
此时，同学们想一想，到底说“呆ái板”更具有人文性，还是说“呆dāi板”更具有人文性呢？
语言的人文性一旦因循守旧，“刻舟求剑”起来，它就离开了语言鲜活的生命。
而在全民约定俗成中成长起来的“惰性操作”——那个工具性的变异，此时却真正拥抱了语言的人文性。
转自 |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
本期编辑：林 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