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最大的一次文人聚会
农历三月三是上巳节，古代人们有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祈福的习俗，称为修禊。《论语》中载：“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说的就是修禊。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当时名士谢安、孙绰等41人，在浙江会稽山阴的兰亭为修禊事宴集。是日，众人分坐于曲水旁，以觞盛酒置于水上，即兴赋诗，王羲之撰并书序文总述其事。后世《兰亭序》被推颂为“尽善尽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修禊”也因此成为史上最负盛名的一次修禊活动。
1925年初，80岁的老诗人、梅兰芳的诗文家教樊樊山（1846-1931，即樊增详）忽有雅兴，他广邀南北才俊，要在上巳日这个传统节日于北京南城的陶然亭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聚会。正在清史馆中修史的82岁的赵尔巽扶杖前来；曾经的湖南神童、曾于1913年出任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率先响应；天演学家严复的高徒侯毅担任书记员，记下了这次庞大集会的盛况。实到76人、因故未到后补写题诗的33人，此次雅集共达109人，这是近现代中国一帧空前绝后的雅士集体照。
仿古雅集用上现代技术
老舍先生1936年在《想北平》一文里写道：“以名胜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可见陶然亭在文人心中的地位。陶然亭是中国四大名亭之一，相传建亭人名叫江藻，是清朝时期在黑窑场主管烧制砖瓦工作的工部郎中。江藻平时喜欢欣赏四周的美景，他觉得此地环境优美，于是修建了一座小亭，取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中“更待菊橘黄家酿熟，与君一醉陶然”中“陶然”二字，命名为陶然亭。亭子建好以后，江藻经常邀请他的好友到这里饮酒聊天，来的人越来越多，小亭子就装不下了，于是江藻就和他的朋友们集资扩建、拆亭改轩，建造了现在看见的三间敞轩，但“陶然亭”这个名字却一直沿用至今。亭上黑色的匾额是齐白石老先生留下的字，下面楹联：“烟藏古寺无人道，踏倚深堂有月来”，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书写的。亭内金色“陶然”二字的匾额是建亭人江藻书写的，下面“似闻陶令开三径，来与弥陀共一龛”是禁烟名将林则徐留下的楹联。在亭梁上还有优美的苏式彩绘，它们是：采菊图、八仙过海、太白醉酒和刘海戏金蟾。
樊樊山和陶然亭是有缘的。他是湖北省恩施市人，清光绪进士，曾担任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是清末民初著名晚唐诗派代表诗人、文学家。樊樊山于1899年创作了长篇古体诗《彩云曲》，因着意为京城一代名妓赛金花树碑立传，《彩云曲》被社会各界所关注与传抄，风行一时。之后，更于1913年作《后彩云曲》，“着意庚子之变”，叙述了赛金花与瓦德西的艳闻。这一前一后的《彩云曲》，时人比之为吴伟业之《圆圆曲》，因其抒写真人真事而更为时人推崇。事实上，赛金花本人在这次樊氏作东的雅集之后10年逝去，于1936年也葬于陶然亭。当然，除了《彩云曲》，樊樊山曾赋诗三万余首，并著有上百万言骈文。
既然是效仿古人的“兰亭修禊”，那么此次承接“兰亭修禊”的千年风雅之举，当然也少不了要有一个文词精雅的序文来纪录和纪念。召集人中的几位宿儒稍一商议，决定让丁传靖来撰序。丁传靖也是名人，他的诗文负有盛名，尤工戏曲，创作了《霜天碧》《沧桑艳》《七昙果》等传奇剧本，其中《沧桑艳》写陈圆圆事，尤为著名。从丁氏自谓的“剩有沧桑新院本，一时价贵海王村”诗句来看，《沧桑艳》无疑是其颇为自得的作品。丁传靖与樊樊山因曲结缘，由来已久。
1925年，樊樊山已定居北京13年，生活境况远不如任前清要员时的气派。为谋生计，他去给比自己小38岁的梅兰芳当诗文家教，为其修改戏曲文词，聊以糊口。此时的丁传靖也并不比樊樊山的处境好多少，总统府秘书的虚衔，也无非是替人撰写文书、修改文章的清闲差事罢了。三月三的乍暖还寒天气，丁传靖在家里完成了樊樊山指定的作业，一篇《江亭序》写得中规中矩，早没了当年的那份惊艳才情。
无伤大雅的是，此次雅集运用现代技术做记录与存照，来自天南地北的雅士们分坐两排，就在陶然亭的三间敞轩外拍照留影。照片中虽然人像太小，加之珂罗版的铜版印刷还称不上清晰，但这在中国雅集史上，也算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了。作为雅集存照，这一张陶然亭合影，刊登于由樊樊山亲笔题笺的《乙丑江亭修禊分韵诗存》首页，这在当时的文化圈子里也算是摩登新闻了。
当然，在珂罗版印制的合影之后，仍然是免不了还要有丹青写照的。当天到会的贺履之、林彦博、李雨林三位，应诸老之邀，各作了三幅《江亭修禊图》，也被不惜成本地印制在珂罗版合影之后，辑入册中。
在首页的合影背面，还用当时盛行的铅活字印刷术，排印出了到会的76人名单与没有到会的33人名单。而这109人，无论到会与否，都在册子中留下了所谓的“分韵赋诗”一首或若干首。其实，“分韵赋诗”也是古代雅集中“曲水流觞”的一种现代化方式。“分韵赋诗”的出现，再不需要凿出弯弯曲曲的流杯池，也不需要预备水中飘浮专用的酒杯，更不需要所有参加雅集的人都正襟危坐于池边，挖空心思地预想着酒杯飘流过来时应该对答的诗文。此次雅集，由樊樊山预先选出一首诗来，将诗中的每一个字逐个写在小纸团里，到会的人采取抓阄的方式，拈到哪个字，即以哪个字为诗韵，赋诗一首。诗的体裁不限，七言五言皆可；甚至还可以作词，而且并不一定当场完成，事后补作也是允许的。
《江亭序》有两个版本
《江亭序》有两个版本，没有到场的代表选了丁传靖作序，到场的代表则选了李绮青作序。
丁传靖的序言开篇提到：“夫定武精刊，茧纸非昭陵之本。永和未远，羽觞犹典午之遗。”追随自兰亭以来的文人雅集传统，仍然是以樊樊山为代表的旧式文人骨髓里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丁传靖与之相类，对风雅古意的倾慕一如既往。但世风日下的感慨之后，退而求其次的风雅追求显而易见，即从追慕魏晋以来的风流神髓，转而寻求博物通识的风俗传承。
既然兰亭的原本早已不复存在，诚如魏晋风流只能仰止兴叹，近现代文人无一免俗的为世道变迁而牵累羁绊、为斯文不复而疲于应付，不可能再独善其身式的超然世外，则只能通过一些尚在传承中的风俗寄托一些文化想象罢了。比如说还有的三月三修禊传统，比如说还有的以樊樊山为首的雅集传统。丁传靖笔下的陶然亭与王羲之笔下的兰亭区别之大，并不完全在于时空上的差距与差异。无论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还是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无论是在纵情享受人生的角度，还是畅谈玄妙哲理的角度，在陶然亭中的109个雅士都远不及兰亭中的42位晋人轻松洒脱。更何况写这则序言的丁传靖还是坐在自家屋里冥思慎笔而作，而绝非如当年王羲之那样酒墨酣畅，一笔呵成。
或许，一个是公元353年的江南，一个是公元1925年的北京。空间上的南北差异，时间上的千年更替，都没有理由去要求以樊樊山、丁传靖为代表的一帮近代文人，一定要以晋人的那种风骨意趣，去完成这一场民国时代规模空前的雅集。毕竟，陶然亭自清康熙年间始建以来，就注定并非是一处纯粹的风雅之地。元代曾在陶然亭地区建慈悲庵，经明、清两代的修缮、扩建成一定规模。庵内文昌阁供奉文昌帝君和魁星，一直是明清两代进京赶考的考生们顶礼膜拜、祈求功名之地。康熙三十四年(1695)，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西院建了这座名为“陶然亭”的小亭。而以樊樊山为召集人的陶然亭雅集，仍以该亭为江藻所建而称“江亭”，由此可见其前清遗老追思前朝心态之重，已经远非流风遗韵所能承受之重。无论是先前的考生上香会聚之所，还是后来的众多近代雅士存照“江亭”，这样的熙熙攘攘，这样的车水马龙，自然都已经与晋人风流和兰亭风雅相距甚远。也无怪乎，丁传靖在序言中只有“故事”、“游踪”、“资料”这些类似于存档日记式的文字面目了。
李绮青是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晚年旅居北京。李序开篇曰：“岁在乙丑三月三日，稊园同人集于京师宣南江亭，为修禊事。”开宗明义，还颇有点“永和九年春”的况味。句中提到的稊园，即稊园诗社。其前身是创建于二十世纪初的寒山诗社，“稊园”得名于当时诗社社长关赓麟，关氏在北京南池子的宅第就号“稊园”。在后面的分韵赋诗中，关氏与李绮青相继写出了长篇巨制，许宝蘅亦有赋诗，亦可见当年的稊园情谊与同仁酬唱之情。
李序中除了其擅长的骈体文表述之外，在序言将尽时，有一番话也颇可感叹。序曰：“仆自以老残，屡陪文，花猪久缺，如大嚼于屠门。荆驼自伤，未忘情于阙下。”风雅毕竟不能当饭吃，一生秉直清贫的李绮青，晚年生活只能靠原本以追慕风雅为名的文人聚会来“打牙祭”。“花猪久缺，如大嚼于屠门”虽是无奈至窘之境遇写照，却也是如李氏一般所有“徒具才情、绝无钱银”的旧式文人之通病——因为恃才清高，不善经济，而困窘一生。只不过李氏对此并不遮遮掩掩，而是直接以骈体文写出了大实话，反倒让人觉得无伤大雅了。（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