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辉丨历史纵横与文化特色（北京的贞节牌坊之三）
中国历史首座贞节牌坊建造于2221年前，其建造者是开创中国皇帝史的秦赢政。这有些令人吃惊，因为秦始皇是对妇女极具偏见，甚至可以说是仇视女性的人，这样歧视女性的人怎么成为了以表彰女性为主旨的贞节牌坊首创者呢？这还要从秦始皇的人生经历谈起。秦始皇对女性产生偏见是与他心目中曾经伟大女性代表，他的生母赵姬的一桩丑闻有关。假寺人（即早期太监称谓）嫪毐与王后赵姬私通，并偷偷的给秦赢政生下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让秦赢政颜面尽失、威仪扫地，扑杀（即装在麻袋里摔死的杀人方法）亲弟弟的同时，赢政心中的崇敬女性大厦轰然倒塌。而之后成功改变秦赢政对女性消极看法，重拾敬佩之心的是一位生活在今四川涪陵市（秦时的巴郡枳县）名叫清的寡妇（当时四川地区妇女社会地位低下，有名而无姓氏）。这位夫死守节、绝不改嫁、继承夫志，成功创造了当时世界最大丹砂帝国的女强人、女富豪、女实业家，是秦始皇忠实拥趸铁粉，好大喜功的秦皇一系列大规模基本建设（如修筑长城、修当时的高整公路秦直道等）给予了无私的倾囊财务资助。据说，秦皇陵中灌注于五湖四海的水银都是巴清女赞助的。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将巴清女立为帝国贞女楷模，妇女效仿榜样，为其建了“怀巴清台”以彰表其功，而这座“怀巴清台”，就是中国史学界公认的最早的原始贞节牌坊（外形有此类似于汉阙）。之后，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在彰贞旌节上做了大量工作。宋代后期，程朱理学的兴起，让贞节牌坊成为了批判“脏汉烂唐”这种淫乱社会风气的锐利武器。宋代理学特别是贞节观的出现，对于社会开展道德建设、倡导文明生活方式，无疑是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的。用唯物主义辨证史观来看待中国的贞节文化理论和贞节文化现象，其正面意义不可轻忽。有关贞节文化消极因素显现并给人们生活带来负面影响，逐渐走向了反人性，则是从元朝开始的。儒家的男尊女卑思想与贞节观念的结合，让贞节观成为两性之间男性压迫女性的工具。原本宋理学大师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观点时，与后期的解读是完全不同的。伊川先生的贞节观最早出现于《二程全书·遗书二十二》中，原文是“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娶），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娶），以配身也。若取（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从上述文献中不难看出，程颐老夫子是在与人对话时，谈到了这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题。在该观点中，并非是指人们注重于日常生活中是否改嫁、吃穿的表面形式，而更侧重于的是哲学层面的理论探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学观点并非是针对女性的，而是强调男女双方对坚守贞节担负有同等责任义务，而并没有偏袒某一性别。在该观点提出时，特别是强调，孀妇改嫁是属于失节行为，而男性取（娶）失节女性则是更严重的失节行为。但从元代开始，男性利用自己的社会主导地位和话语权，对程朱理学中关于贞节的观点，进行断章取义的歧解歪曲篡改，将广义变狭义，将高尚变庸俗，将男女两性共同遵守变为单独针对女性，这样到明清时期，中国朴素贞节观念已经被阉割的面目全非，成为禁锢女性的精神枷锁，规范压制女性言行的清规戒律。在这异化贞节文化大背景下，旌表贞节变成了大明朝的基本国策，建坊立祠成为大清朝全社会的癲狂！
纵观中国贞节牌坊，南北方在建筑造型、装饰艺术、石刻风格诸多方面都存在显而易见的地域差别。南方贞节牌坊不仅建设总量大，且高端精美豪华气派者不在少数，而所建冲天牌坊更是到处都是（冲天牌坊即立柱高于牌坊间楼的类型）。而北方贞节牌坊虽也偶有精品出现，但整体上不仅总量少，而且低端矮小简易牌坊是主流，冲天牌坊更是罕见。有人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反映。南方经济相对发达，实力雄厚家族比比皆是，牌坊事关家族荣誉与社会地位，因此相当多家族愿意在建造牌坊上，搞大投入，追求高精尖。经济实力当然是造成牌坊南北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绝不是唯一的因素，事实远非用经济发展水平衡量那么简单。造成这种南北差异现象，更多是与历史背景、政治生态、文化差异、族群性格、宗族追求、心理期待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中国历史上自辽金伊始，中国政权核心主要建立在华北平原北部及以北地区。朝廷为巩固自身统治，对北方的民间自由意志的打压钳制较南方严厉的多，皇家威仪治权长期是呈现出北强南弱局面，这一趋势不可避免的反映在建设贞节牌坊这一具体事务上。胆小怕事的北方人建坊时，更倾向于墨守成规循规蹈矩，所以北方牌坊多以“两柱一间”这种最基本低端型制为主，而“四柱三间”型制原本就是朝廷给王爷贵胄诰命夫人级别准备的牌坊类型，不仅普通平民百姓不敢染指，就是多数达官名宦也为了显示自己低调守法，一般尽量也不去触碰，更不会越雷池一步去建冲天牌坊，这种心理在北方牌坊建造上居于主导地位。也许现代人不理解，建个冲天牌坊怎么了？封建时代，“天”可是喻指皇帝，建冲天牌坊，那个“冲”很容易让人产生蔑视皇权（天），企图犯上作犯的联想！而南方则不同，天高皇帝远，朝廷控制相对薄弱，南方人骨子里就没有甘当顺民的传统，相反自由意志很有市场，君不见数百年来，如“反清复明”、“太平天国”等与大清帝国公然作对的起义、暴动均发端于南方。北方近代只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动荡，就是义和团运动，但其提出的政治口号还是“扶清灭洋”，也就是明确亮出了闹事者不反对皇权的底牌。可见北方族群怕事心理何等普遍，闹事造反都要努力避免让人产生冲撞皇帝嫌疑。
南方族群在彰显其独特个性背景下，莫说是有官僚背景的人，建牌坊胆子比较大，就是普通商贾，为显示家族荣耀，也敢建立“四柱三间”这种贵胄型牌坊。更多家族为彰显个性，而总是尝试突破朝廷规定，搞出更豪华气派的另类牌坊，以炫耀自己的别致不俗、与众不同、不同凡响。据说为此曾出现过立牌坊家族将建坊工匠暗杀，已确保自家牌坊独特装饰不被其他家族模仿这样的极端事件。
建造别致贞节牌坊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湖南澧县在道光二十三年建成的余家贞节牌坊。该牌坊其在四柱三间型制基础上，在侧面增加两柱，多出的两个边间，构成了一个三角形，又在层楼上进行了加层加楼的创新，成为了事实上的“三角形六柱五间十二楼”大贞节牌坊。六柱五间九楼贞节牌坊，本是皇后、皇太后级别专用，铁帽子亲王府的王妃福晋若建此型制也是谋逆大罪，余氏牌坊这种做法，实在是变相挑战皇权，确有欺君之罪嫌。而牌坊上建有十二楼，不仅超过了皇帝九楼待遇，更是向中国传统五行阴阳学说发起了挑战（中国牌坊间数与楼数必须是奇数，不能是偶数，这是中国五行理论规定的）。别以为余家这么干，有什么特殊背景，其实，余家主人只不过是大清朝廷的正五品官员（类似于今天的地市级别干部），敢打这个擦边球，同时挑战皇权和神权，其胆识气魄，实乃罕见！管中窥豹，可见当时南方地区，民间逾制建坊并非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朝廷立贞节牌坊的主旨是旌表先进、宣教德化、倡引民风，本也不涉谋逆，许多南方官员也乐得将此做为政绩，所以对逾制建坊，清朝中后期，一般不上纲上线，监察按察御使，只要得些好处，也多是睁只眼闭只眼，约定俗成，法不责众。最终南方建造逾制贞节牌坊攀比成风，形成了南方豪坊遍地的格局。国内牌坊大省以安徽、江西、湖南、四川、河南等地居多，而谈到高规格精美绝伦的贞节牌坊，则以“诰封夫人蒙母太夫人节孝坊”较具代表性。此坊现位于重庆渝北区巴渝民俗博物馆旁边，其虽与翟宜人都是诰封，但由于两位女主人公爵位相差三四品、级阶差七八级（注：清朝只有一二品官爵的妻子或母亲才能封赠夫人称号，笔者现在无法确认蒙母太夫人是一品夫人还是二品夫人）所以身为夫人爵位的蒙母，法律上得到了与王爷福晋同等的建牌坊待遇。牌坊型制是四柱三间五楼（五楼是王妃级楼数的上限，多数王妃福晋只允许建三楼）。此贞节牌坊高12.5米，宽8.59米，石质仿木结构，高耸挺拔、雕饰繁复、造型奇特、高端气派、美伦美奂。可称之为中国贞节牌坊中的精品代表作。与北京宽高都不足5米五品宜人翟氏的砖砌贞节牌坊、以及刘氏的两柱单间石牌坊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后者简直是无地自容！
中国贞节牌坊最密集区域则首推程朱故里的古徽州。在今黄山市歙县有个棠樾村，其村中鲍氏家族是全国贞节烈女的名星家族，在明清两代获得旌表女性达到59人之多，全村曾立过贞节坊数十座，成为了中国贞节牌坊最多的古村落。其村内的串连式四柱三间七座牌坊，按“忠”“孝”“节”“义”“节”“孝”“忠”顺序排列。这一排列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无论从前或后起始，其牌坊正反顺序均相同，以此暗喻此地“忠孝节义”，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而第二层含义则是这“七牌坊群”顺序当中，无论从前后开始数起，第三与第五两座皆为“节坊”，则是暗喻本地贞节妇女数量多，可称为“三五成群”。
从这些牌坊建设规划细节上可看出，中国贞节牌坊文化，内涵丰富，喻义深邃，从棠樾村这道国内独具的牌坊文化特色景观，就可见一斑。若非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考察，很难窥其奥妙、见其精髓。
北京在中国牌坊世界，当为吹响了另一特色的集结号。北京牌坊，种类繁、型制多、数量大，在国内牌坊界一枝独秀，其中绝大多数都代表皇家气派的高端牌坊，如皇宫禁苑、园林、陵寝牌坊，贵胄府地牌坊，以及街巷路标、寺院宫观等处所立的牌坊，在造型繁复、变化多端、装饰精美、内涵意境、书法艺术、绘画雕刻诸方面，在国内独领风骚、独树一帜、无人望其项背，而牌坊建立的背景与故事方面也是异彩纷呈，令人遐想。
但是繁花似锦中也有凋零，在贞节牌坊建造方面，北京是绝对的短板，变成了落架的凤凰不如鸡的第三世界。与北京在中国牌坊界权威地位不相符合。数量与精美程度被国内许多地区远远甩在后面。古徽州高耸精豪美贞节牌坊，动辄长宽各10几米，相比之下北京顾册、晓幼营这两座贞节牌坊，长宽尺寸皆在区区5米以下，只能用难登台面的矮小简陋寒酸来形容。早期建坊数量就不多，今日留存则更稀少。北京城及郊县共有16个区，16410.54平方千米的土地上，仅今房山区（清朝良乡县）境内硕果仅存贞节牌坊2座。就以良乡县而言，自金代开始，至清朝末800年间，全县获得旌表女性总共只有74人。这当中有60多人都是清朝获得的旌表。而在大清朝同一时期，国内获得旌表的冠军县首推休宁县，该县获得旌表女性达到2200多人。同为大清朝县治单位，二者相比，北京的良乡县只相当于休宁县受到旌表总人数的3%，休宁县超过北京30多倍。可见京城崇尚贞节道德远远没有蔚然成风。就是良乡这70多人的旌表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集体入公祠，春秋两公祭待遇，获得独立建坊机会的人不足二位数。这与棠樾一个村就有贞节牌坊数十座相比，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直隶要邑、首善之区，在贞节立坊、弘扬女德领域，在数量、质量、规模上，都可称之德不配位的老少边穷落后地区！
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北京虽然在贞节牌坊文化地位尴尬，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其中有个令人产生浓厚兴趣地方特色，那就是——倒挂！深入探其背景，讲述其故事，也是精彩迷人引人入胜和意味深长的。
何为北京的牌坊倒挂？就是所建牌坊现状与实际历史人物背景、社会地位完全不相符，颠倒了人们的认知。那么，晓幼营牌坊与顾册牌坊的倒挂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有以下几处：一是，官位高者建造低档牌坊，官位低者反而修建高档牌坊;二是，为官者建造的牌坊是民间类型，而平民修建的牌坊却是官府类型；三是，家境富有者建造投资价位低的牌坊，而家境贫困者却建造投资高的牌坊；四是，身份低微家族意外获得国家最尊贵的皇帝亲赐降旨建坊的殊荣，而官宦世家千方百计也无法得到这种优遇。两座贞节牌坊这种极大倒挂反差情况，目前在国内牌坊界极其罕见！从而成为了北京贞节牌坊的一种独一无二的特色风景。
从牌坊型制方面讲，顾册与晓幼营这两座贞节牌坊均为最基础最大众化的两柱一间型制。谈及牌坊建筑型制，清朝自乾隆中期正式确定了相关国家标准。朝廷在这方面有十分详细的规则律条管控。在规定中，涉及到牌坊建造的柱、间、楼、层数量，高宽尺寸，斗拱升数朵数，而这些具体细则均与牌坊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官爵直接挂钩。不同社会地位官宦背景，享用牌坊制式差异明显。一般按横向由高到低为六柱五间（皇家皇后、太后专用型）、四柱三间（王妃福晋诰命专用型）、两柱一间（下级官员及百姓专用型），而在纵向上由高到低分为：九楼、七楼、五楼、三楼、一楼等，牌坊建设所用建材如：琉璃瓦、汉白玉、各种青白石、花岗岩等各类石材、各种类型砖瓦、各类木材等，在建造牌坊时亦有明确使用高中低级差标准。其中如琉璃、汉白玉等高档建材，普通民众是无权享用的，而黄色琉璃瓦更是明文规定为皇家专用建材。对油漆彩绘图案工艺的使用，也明确区分三六九等，违反律条，逾制建造牌坊是要受到追究惩处，甚至是会杀头的。具体到顾册和晓幼营这两座贞节牌坊上，它们的反差倒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处：
1、牌坊型制和建筑材料倒挂。两座牌坊都属于两柱一间普通型。若从楼数角度来看，晓幼营是三楼，顾册是一楼，翟氏多于刘氏，这与翟氏有诰命宜人的爵位是相符合礼法的，并未出现异常。但若从两座牌坊的实际型制与所用建材方面考察，二者的倒挂问题就暴露出来了。顾册两柱一间一楼，建材为大型完整花岗岩，雄浑的抱柱石，造型规范，符合国家相关建设标准，是正宗官方建筑。而晓幼营是低档灰砖垒砌的门洞式牌坊，不仅建材非常低劣，而且牌坊型制显然是非国家标准。晓幼营的牌坊门洞上端所谓的正间楼，没有斗拱，只是在砖墙上加上瓦而砌起来的骑墙门楼，是一种院门与牌坊的简易粗糙土得掉渣综合体。牌坊建型属于不伦不类的草根牌坊。两相比较，顾册刘氏显然比晓幼营翟氏牌坊建设的更加正规、美观、气派，翟氏牌坊则显得非标、粗陋、山寨。牌坊型制与建材的使用与二者应该实际享用类型完全不相符，倒挂现象十分明显。
2、牌坊主人公社会地位的倒挂。如前所述，牌坊建造应该是社会地位与其官位相一致，但此两座牌坊正好相反。翟氏本身是清朝五品诰命宜人，属于有封爵的女性，而刘氏则是平民百性，没有爵位官身。封建时代数千年，官与民从来不平等，“礼不下庶人”是政府圭臬，官高民低，官贵民贱，天经地义。而在建坊这件事上，却出现了民高官低、民贵官贱的罕见情况。
3、牌坊并没有真实正确反映出两座牌坊主人公家庭官宦背景。将两座牌坊主人公翟氏与刘氏生前丈夫官职来比较，可看到，翟氏之亡夫王殿彥官至从五品的盐运副使，属于国家中高级领导干部，其子也极有可能官居七品县令，也是一方父母官，王氏父子两代为官，可称是官宦世家。而刘氏之亡夫，家族是务农出身，前辈并无官宦背景，自己生前也只是做到清朝九品十八阶官僚体制中，最垫底从九品鸿胪寺序班。这个官职就相当于今天普通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而在两家建牌坊这件事上，出现了最低级公务员建起了国家最高荣誉的牌坊，而国家高干却建了荣誉度大打折扣牌坊的怪现象。
4、牌坊主人社会贡献倒佳。两座贞节牌坊分别是贞节牌坊当中两种类型，节孝坊与节烈坊。虽然都是得到表彰的女性道德楷模，便两位女主人公获得旌表建坊殊荣，所付出的代价大小，感受到的痛苦指数、辛苦程度是存在明显区别的。民间有段顺口溜，描述“节孝”与“节烈”的差别。是这样讲节孝是：贞节道上马拉松，跑下全程用一生，数十寒暑履薄冰，稍有差池一场空。作为节孝女性能够坚持跑完全程，不在中途被淘汰出局，实在是太难了。曾经有资料显示，守节不改嫁的女性，夜间失眠时，用反复数红绿小豆或芝麻的方式来排遣寂寞，从这件细节上就可想象出，几十年守节是一种怎样的难熬岁月和精神折磨！而做贞节烈女则是一种短平快的贞节方式，被民间称为：烈女百米田径赛，一次玩命上奖台。长痛没有短痛好，旌表立坊全能来。节孝与节烈两种荣誉称号相比较，事实确是做节孝比节烈更难。而从对社会道德贡献，付出的艰辛等方面，翟氏为亡夫守贞60多年，超过了清朝获得旌表三档上限，即为亡夫守节，又向公婆尽孝，即贤德淑惠持家，又教子有方有成，几十年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光大王家门楣。可谓是为妇德鞠功尽瘁的全能冠军。而相比之下，刘氏只是一次殉情自杀，虽然也是一种勇气可嘉，刚烈惊世骇俗，但总属于一个脑瓜发热的冲动之举，相比翟氏数十年默默无闻脚踏实地的付出奉献，衡量起来，翟氏对社会贡献显然要远大于刘氏。若是从榜样力量的角度上讲，节烈绝对是特殊事件，令民间女性比学赶帮的学习难度大，仿效性低，不利于普及。与之相比，翟氏的节孝更接地气，对倡导孝风德操，建立贞节精神文明实用性强，学习难度小、可仿效性高，更具普及推广可行性，对社会倡导贞节道德贡献更大。从这一角度考虑，付出多的翟氏一方的牌坊，档次低于贡献相对少的刘氏一方，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5、家族经济实力倒佳。翟氏与刘氏两个村庄相距约26公里，是属同为生活在同一县域的两个京郊农村家庭，其家族均是以农业种植为主的经济，当属于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两个家庭收入的差别则主要是官员俸禄这一部分上。建坊时期两个家庭经济比较，李仲的年俸为63两银，及31.5斛的禄米。而王世兰的年俸90两银及60斛禄米，仅禄米一项王世兰家大约比李仲家相当于多100两纹银进项，而王世兰另外一项养廉银收入更高，按他的官职规定，其养廉银为每年400至2000两紋银。而李仲由于官卑职小则没有这项收入。保守估计，王氏家庭官俸项每年收入比李氏家庭要多纹银千两以上。枯燥数字说明晓幼营的翟氏家庭富裕，而顾册的刘氏家庭较为贫困。但在两座贞节牌坊修建上，顾册刘氏牌坊投资费用肯定要大大高于晓幼营翟氏，朝廷拨给的30两建坊银肯定存在较大资金缺口，因此建坊的后续投资需要李氏家族自筹建设。而晓幼营翟氏低端牌坊成本来看，官府拨付建坊银应当基本够用，而周边房山良乡宛平三个县及十几个乡镇的乡绅，又给予了王家大量赞助款，具体数额不详，但肯定会大大高于官府拨付的数量。王家通过建坊获得了一笔不菲的额外收入的可以性极大。建这两座贞节牌坊，家庭经济基础并没有真实反映在牌坊建设上，这是否也是可称为贞节牌坊经济学的一种现象呢。
有必要在此就贞节牌坊建设的相关资金问题，进行一点补充介绍。网上曾经有一种说法，中国明代建造的牌坊为36000座，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它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受到旌表人数与所建牌坊数相等。但这一假设在现实中并不成立。整个大明朝300年间共有36000人获得朝廷旌表，这一数字来源于《古今图书集成》，但该书中的数字并非的权威数字，高估了大约20%，准确的数字当为27000多人获得旌表。现实情况是，获得朝廷旌表的女性，绝大多数并没有得到建坊的机会。也就是说，贞节牌坊数字远低于旌表人数。这一情况，清代比明代更加严重。出现这一现象原因众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旌表女性本人及家族，缺乏建坊的经济实力。光绪年间，受旌表女性获得建坊批单后，地方官府一般拨建坊银30两。这笔费用根本不足以建设一座象模象样的牌坊，它只能是牌坊建设的启动资金，而所需其他建坊配套资金费用，必须家族自筹解决。前文提到湖南澧县的余家贞节牌坊官府拨款为30两，而追求豪华的余家仅买建坊石材一项就花费17000多两纹银，而先后动用30多名工匠，连续建设十年，这座贞节牌坊究竟总投资是多少？已无法统计！中国是以男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传统农耕社会，大批守节妇女，家中没有男人这个经济顶梁柱，自己又不能抛头露面去社会上打拚，生活艰难，负债累累，争取到官府建坊指标实际上是很难的，即使拿到建坊批单，所得银两用于还债后，一般也所剩无几。因此经济实力不足的受到旌表家庭，只能进官办公祠，或修建投资少的简易木牌坊或简陋的砖瓦牌坊（全中国这种木制贞节牌坊曾经是国内数量最多的，但由于自然界风化等原因，当前存世量最少。
造成顾册与晓幼营两座贞节牌坊出现上一系列反差倒挂的是何缘故呢？回答这一问题，必然涉及到清朝末年特殊历史时期的两个原因，两个人物。两个原因是下旨审批的手续异常和帝后权力之争，涉及到的两个人物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
根据前面介绍，我们知道，清朝贞节牌坊建造的批准权在皇帝。而皇帝批准建坊的所谓敕建荣誉，也是有等级之分的。其中最高级别为御赐，其次为普通的敕建。二者在行政审批、手续环节途径是不同的，而在北京贞节牌坊建造上，晓幼营与顾册牌坊就是这种不同审批程序的产物。顾册牌坊为光绪皇帝亲自降旨御赐建坊，而晓幼营牌坊为一般性的奉旨敕建。从表面上来看，奉旨敕建，也应该是皇帝下旨建立，但在贞节建坊这个具体问题上，这是两种不同待遇。清朝中期以后，国家所有建坊权收归皇帝，因此，大清土地上，一切牌坊的建坊申请在理论上都是需要皇帝亲自批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大清牌坊的敕建存在真伪两类。凡涉及国家重大牌坊建造，比如，是文臣政绩、武将军功、大事纪念等敕建，必须是皇帝亲自审查相关公文（奏折）后御旨批准，属于货真价实真正的敕建。而那些不涉及国家大事的民用牌坊建设，批准权力多数下放到了地方府县。比如：街巷道口、寺庙门前所立的标识牌坊，一般由地方州县以皇帝名义敕建，但皇帝实际上是放任不管不闻不问的。这类牌坊属于伪敕建。而有关贞节牌坊的建造批准权，则是大清牌坊建造中的另一种特例，可列为真伪混合的敕建。什么意思？就是有一小部分是皇帝亲自动手特批允准的真正赐建敕建，还有一大部分则是由吏部奴才以皇帝名义批准的批发敕建。这种半真敕建，申报审批手续是按真敕建进行的，申请繁琐，审核严格，时间冗长，只是最后临门一脚的最后一道手续，却是走个形式，皇帝主动放水了。皇帝之所以允许吏部走过场，主要原因其一是皇帝太懒，懒得管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其二是工作量太大，皇帝管不过来。皇帝绝大多数并不是工作狂，每天处理国家大事审批奏折，是不胜其烦的。比较而言，旌表妇女，在日理万机的皇帝那里，真不是十分要紧的政务。另外，旌表成为大清国策后，各地官员，也都将推荐旌表本地妇女贤淑当成个人政绩、进身之阶。于是相关报审核查材料雪片般送到中央机关，每天堆积如山，皇帝即没闲心更没时间过问，礼部审查后，以皇帝批准敕建的名义对外公布，是皇帝授意的“欺君”行为。大清历史上曾经有多次皇帝批发旌表妇女的事情，每次批发旌表达到数千人。而这些节妇的先进事迹材料，皇帝是根本从未看过，也懒得知道。在建立贞节牌坊上，只有极个别情况下，皇帝才会亲自过问审核，而绝大多数都是不负责任的放权礼部，高高挂起的态度。也正是因为如此，对于民间来讲，得到皇帝亲自降下御旨赐建贞节牌坊是弥足珍贵的，是极高极罕极尊极难的最崇高荣誉，比敕建高上了不知多少档次。荣誉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可说是有着天壤之别。
很显然，晓幼营贞节牌坊则是走一般正常行政报批审核程序，由良乡县衙向顺天府上报申请，顺天府再向内阁上报申请，不仅是层层报审，还有相关部门监察、督察御使的多次审核，反复调查，最后的结局公文旅行根本没有到皇帝手中，而是在礼部那里例行公事以皇帝敕建名义批准建坊的。而顾册贞节牌坊是皇帝亲自过问贞节事迹，中间少了许多繁琐环节，直接获得皇帝御赐建坊。二者之间，实际上反映出了清朝两种审批建坊制度在一个区域内的实际反映。顾册牌坊属于多少达官贵人找关系、走后门、行贿赂都求之不得的御赐殊荣。
就北京的两座贞节牌坊的降旨与敕建，在大清还具有与其它牌坊的审批颇为不同的另一个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是什么呢？
晓幼营牌坊的主人公翟氏节妇成绩卓越，但没有获得御赐，而只得到一个敕建，原因在于她生不逢时。
晓幼营牌坊获得光绪皇帝敕建，实际上与光绪皇帝没有丝毫关系，从敕建批准日期上看是在光绪十二年，即公元1886年。而此时光绪还没有亲政，光绪亲政是在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而1886年时，国家大权由慈禧太后独揽，（东宫慈安太后于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死亡，历史上的皇太后慈安，并不是今天影视中那般懦弱，两宫垂帘听政，虽然多数是西太后拿主意，但慈禧也是不敢为所欲为。慈安之死，终于搬掉了压在慈禧头上多年的大山，实现了慈禧独专垂帘），因这种特殊政治背景情况，有关翟氏宜人的妇德先进事迹材料，未亲政的光绪不仅没有看过，礼部有关汇报材料（奏折）也到不了光绪手中，慈禧肯定没有心思去管这等闲事，实际上是得到授权的礼部衙门，自做主张奉诏代办批准的。从这个特殊时间点上，这个光绪未亲政时批准的光绪敕建，能够是真的光绪皇帝敕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翟氏妇女典型模范事迹，光绪不仅材料没见到，汇报没听到，连给她批准建坊文件上盖的御玺都没碰到过，这个敕建就是货真价实的伪敕建。
而顾册刘氏得到光绪恩准御赐建坊，则是另一番光景。顾册刘氏贞节牌坊建坊为光绪33年即公元1907年，也是大清光绪皇帝意外驾崩的一年半多以前。原本光绪于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帝亲政，但是命里注定爱新觉罗·载湉永远不是真正的权力核心。因为在帝后权力斗争中败给了慈禧太后，于光绪十年（公元1898年）被慈禧软禁在中南海瀛台。从此以后开始了暗无天日的被监管的类似囚徒生活。壮志不得酬，有苦无处诉，处处被压制，心中十分苦闷，总是有心无力的想寻机发泄一下不满。被慈禧软禁的皇帝，始终是像一个老佛爷的牵线木偶，每日还要按时到金殿象征性坐班点卯。没有丝毫权力的行尸走肉，在金殿上，面向满朝文武只会机械性的重复问两句话：“外间安静否？”“年岁丰熟否？”
在太平天国内乱与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大清国已国本动摇，内忧外患积重难返，日暮西山摇摇欲坠，被软禁的病怏怏皇帝，心有不甘，有强烈刷存在感意愿，但又十分恐惧遭到慈禧迎头痛击。窝窝囊囊的光绪生活圈里，能够接触到官员臣民数量有限，而这此人当中，给慈禧当眼线做间谍的却不在少数。光绪的一举一动都被人打小报告，这让光绪气愤、恼怒、无奈。相比之下，诸如李仲这种芝麻官，人微言轻，没有成为慈禧爪牙的资格，也就自然成为了能赢得光绪皇帝好感的可以绝对放心信赖的非后党分子。当得知李仲妻子殉情自尽后，光绪二十三年初（公元1907年），光绪憋屈多年的心绪，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借题发挥，用御赐贞节牌坊这一机会，恶心王公大臣、羞辱文武百官，成为了光绪皇帝唯一开怀出口闷气的缘由。长期以来，任何涉及国家大政方针、官员任免等一系列原本皇帝职权范围内的责权，都是慈禧的逆鳞，光绪根本不敢触摸，而旌表节烈、御赐建坊因为不涉及慈禧的权力蛋糕，光绪就在这个立坊议题上大刷存在感，找到点阳光灿烂了一把，明知朝堂上许多贵戚大臣慈禧跟屁虫希望得到御赐建坊的荣耀，光绪偏偏让他们失望，故意将一个超级大礼包，绕过了他们，稀里糊涂的砸到了鸿胪寺序班李仲这个大清最小奴才的家族头上。大清朝九品十八阶官制中，最低小屌丝职员家属头上，被戴上一个耀眼顶天御赐“节烈可风”桂冠。让那些绞尽脑汁千方百计企图申请立项，贿赂审核后党一脉，望眼欲穿变成目瞪口呆。封建时代最为显赫御赐，这样的六合彩贞节牌坊封给了一没背景、二没关系、三没钱财底层小人物，让他的家族喜出望外的惊喜了一把。
经常侍候在皇帝左右的李仲，一辈子都被人轻视或者没被人正眼看过，可是死后，却给李氏家族赢来了天上掉下金馅饼的殊荣。跟皇帝混得个脸熟，并不能必然印证“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之籖。光绪皇帝苦闷、虚荣、无奈、委屈，发泄成为就了贞节牌坊历史这一黑色幽默。这才促成了一次贞节牌坊的御赐亲点，偶然之中的必然，必然之中纯属偶然。
让李仲家族获得意料之外千载不遇的显荣，李氏族人自然欣喜若狂，有条件要建坊，没有条件砸锅卖铁借钱举债，创造条件也要建坊！反观，身为五品诰命的翟宜人，纵然是从五品盐运使之妻，正然是七品县令王兆兰之母，虽官高于序班李仲三品七级，但因为一非未能有机会与光绪皇帝混成脸儿熟；二非一脚踩到历史重要节点上，其节孝之事迹纵然十分突出，也枉然一片白茫茫，只能奔走于冗长繁琐官府办公程序，最后牌坊只能得到个有名无实的光绪敕建。而第三则却是官场中“小心使得万年船”之金科玉律，在经济条件完全允许的情况下，选择了低调作人，建起一座大大低于主人公身份的民间贞节牌坊。这其中奥妙玄机，思来令人慨叹不已！
正是由于上述特殊时代背景，特殊历史时刻、特殊宫廷权柄游戏，催化促成京郊顾册牌坊与晓幼营牌坊一系列倒挂奇特风景。但也唯其如此，也就让这两座牌坊显得在中国贞节文化史、贞节牌坊建设史上，别具一格。其隐在衣袍之下的内涵更是发人深思！
高尚纯洁的两性关系，一直是人们赞美歌咏的永恒主题，男女之间坚贞不愉的爱情，也是影视作品必不可少的魂胆。贞节牌坊，虽然也是彰显男女关系的标志，但显然其已被严重异化，变成了一种病态的宗教化、形式化、原教旨般教条化的歧视女性自由，践踏女性人权的异形巅峰象征物。贞节牌坊，这种剥夺女性个人意志，为社会男尊女卑服务的大杀器，是对真正爱情的亵渎，是极端不道德的。而史上许多宗族势力，强迫大量女性“被贞节”“被节烈”，甚至对叛逆“失节者”，处以“沉塘”“猪笼”惩罚的做法，则是人性史上黑暗的一页！
贞节文化并非是中国所独有，早在中世纪，欧洲十字军骑士在东征出发前，就争先恐后的给属于自己的女人，强行戴上一种名为“贞洁带”的邪恶工具，以确保其不失贞操。由金属打造的“贞节带”，在人体排泄口部位不仅十分狭小，而且被打制出了锯齿形外缘。许多骑士战死在中东，他们的妻子因为锁具无法打开，终身至死也未能脱掉这令人作呕的“贞节带”，最终将其贞节带入了坟墓，成为了西方世界终身“被贞节”的可怜女性！但是这种个体行为、局部运作的强迫妇女守贞行为，与中国成系统、成体制、成规模的贞节化运动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中国的贞节文化（特别是明清时期），从理论到落实、从倡导到强制、从习俗到法律，自上而下、由表及里，深入浸透到社会阶层的各个层面以至于扎根到人们的灵魂深处，贯穿于二千多年历史长河，不留死角、一网打尽。而贞节牌坊就是这一贞节文化运动中最具典型的物化实体标志。这种中国式的贞节文化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且影响深远的。
有关贞节文化的巅峰之作——贞节牌坊，是集建筑、艺术、历史、哲学、宗教、人性、民俗、绘画、雕刻、书法之大成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另类综合文化载体。对于它的研究，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其产生、发展及存世的价值、意义、善恶、美丑，都有不同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不一、争议长期存在。
时过境迁，由于历史上自然与人为双重毁损，全国贞节牌坊社会存有量已经大幅降低，在国内许多县市地区甚至已经绝迹，其稀缺性十分明显。善待并保护贞节牌坊这一文物实体，迟滞其在人间的消亡，为子孙后人留下特殊历史背景下，曾经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贞节文化残留信息，以免其今后，只能在书本上“纸上谈贞”揣测“节烈”，这也就是本文创作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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