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石刻：传统农耕文化的资源库
梳理羌族石刻中的文化信息，可以发现，这些传统或者说是约定俗成，代代相传，已经融合进了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习惯中，其中延续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了农民的精神风貌，提高了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我们处在一个开放多元的文化格局中，为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提供了广阔舞台，也带来了经济生活的混融和风俗文化的认同，从传统文献、民族文献中挖掘、整理文化信息，可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记者：羌族石刻对当地乡村建设有什么现实意义？曾晓梅：羌族石刻主要分布在乡村，其铭文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梳理其中的文化信息，可以发现，这些传统或者说是约定俗成，代代相传，已经融合进了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习惯中，其中延续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了农民的精神风貌，提高了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而碑文从某方面来说，相当于是当地一个传统农耕文化的资源库。
以清代羌族石刻为例，根据内容和文体，可分为文告碑、规约碑、契约碑、纪灾碑、道路交通碑、界碑、族谱碑等。茂县《牟托巡检司碑》、汶川《小寺寨封山护林碑》、理县《婚俗禁令碑》等，记录各种土规、乡规民约，涉及治安、生产、征粮、纳税、婚丧、神事、山场分界、封山护林、羌民纠纷等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中，神树崇拜、封山护林，是羌族朴素的生态环境思想体现。羌区每片神树林中供奉象征诸神的白石，林内不准放牧、积肥、随意砍伐。如茂县道光《牛家山玉皇庙碑》记录树木被毁、村寨各户家道不顺、合族上庙立誓保护山林一事。光绪间，村民再立《牛家山护林碑》，守护神树林。林木茂盛，减少了陡峭高山峡谷的水土流失，山寨和村民得以平安，人畜兴旺，人与自然达成和谐、良性循环，也增强了羌族人民保护林木资源的积极性，由此产生、形成了相应的保护性习惯法规，为羌族普遍遵守。这种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意识、行动实践，与《遍请山神》《朝山》《祭神林》等羌族释比经典所传颂的宗教信仰一脉相承，代代相传。
记者：石刻研究中经常提到民族融合，请问怎样理解民族共融与共容？
曾晓梅：岷江上游羌藏汉小聚居大杂居，有着共同的政治经济生产生活，必然出现民族融合，带来风俗习惯的相互影响和变化。特别是明末清初改土归流，对藏羌推行与汉族相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如征收赋税、编查户口、兴办学校、实行科举等，有助于消除民族歧视，促进各民族团结和融合。民国《汶川县志·风土》所称的“合番夷为一家，联中外为一体”，既是社会理想，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羌族受汉文化影响，汉官在境内修建学宫、文昌祠等，大兴礼仪之风。最早可追溯到唐代。明清官员积极兴学办校，有力地促进羌区儒学教育的发展。当然，古代羌族教育资源是不平衡的，不然就不会有《非土著人民不得应试章程碑》（汶川），整治外籍人员冒籍应考之事。
近现代羌族家里一般供有“天地君亲师”神位，左右上角则分别写始祖神、山神、寨神、祖先名讳，并有释比作法。羌寨里既有羌族释比，也有道士、喇嘛。靠近藏族的羌区，如小黑水、小姓沟地区的羌族信奉喇嘛教，有“龙潭寺”。而信奉喇嘛教的嘉绒藏族，也如羌族一样普遍敬奉白石神，供白石于屋顶小塔上、敬奉山神。羌族民间至今流传着端公和道士、端公和喇嘛斗法的传说，其实就是道教、喇嘛教传入羌区后与羌族原始宗教信仰之间曾发生过激烈的摩擦、碰撞的事实，以及藏羌汉多元文化共融和谐发展的现实，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们处在一个开放多元的文化格局中，为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提供了广阔舞台，也带来了经济生活的混融和风俗文化的认同，从传统文献、民族文献中挖掘、整理文化信息，可以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记者：羌族石刻很多材料都是其他文献所没有记载的，有一部分是您亲手捶拓，是对调查和保护文物、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做的实事。
曾晓梅：羌族石刻的完成，得益于前人对历代石刻的搜集、著录、整理与研究，特别是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吴钢《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等成果的采撷、利用尤多。各级文物工作者，也做了大量工作。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汶川县文化馆汪友伦先生收集境内石刻，捶拓的拓片至今还收藏在汶川县文博馆。项目组成员阿坝州文管所所长陈学志研究员长期从事文博工作，对阿坝州石刻如数家珍。四川省图书馆前副馆长王嘉陵、巴蜀书社前首席编辑施维先生倾力筹划出版。羌族石刻就是靠这样一批批熟悉、热爱民族文化的专家学者、文化基层工作者才得以保存。
我们在岷江、涪江上游实地访碑，确实发现了一些新材料。如明正德十六年（1521）《重修坝州堡碑》，碑文反映了明末威州在董卜韩胡宣慰司、杂谷安抚司的侵夺下，州治三次迁徙的史实。理县水塘村上组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水塘杨氏家谱碑》，记录六代杨氏羌族，除两代九人是杨姓外，其余的是羌族题名。该碑有助于我们解读汶川《龙溪火坟碑》《刘氏百代兴隆碑》的羌族题名，从而重新认识、发现、研究羌族房名改汉姓的原则、规律等。光绪二十二年（1896）《永定章程碑》收藏在三龙乡文化站长王国亨先生家中，碑文体现了羌村习惯法中公众共同参与、秉公执法的民主意识和执法程序，成为研究清末羌族法规真实可靠的材料，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羌族石刻从它诞生之日起，始终就在那里，静静等待我们去发现、去重新认识和研究。我们只是对调查和保护文物、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实事。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