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戎由儒人玄探析

孙  丽摘要：王戎生于儒学世家，却长于玄学盛行之时，他最终由儒入玄，与他极强的思辨能力、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仕途经历密切相关。而他作为西晋时期琅邪王氏家族的代表，其思想的变化，折射出了王氏家学在面临新的社会环境时的变革。关键词：王戎；儒学；玄学；王氏家学自西汉王吉以经学起家，在两汉“独尊儒术”的社会风习中，琅邪王氏形成了以儒学为核心的王氏家学。魏晋之际，儒学的经世功能弱化了，玄学成为学术的主流，“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王戎由儒入玄，名列竹林七贤，使王氏家学开始了一个结构更新和内容充实的过程，儒玄兼修成为这一时期王氏子弟的主要文化特色。王戎(234—305年)，字濬冲，自幼聪慧过人，善于观察、思考。“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槛中虓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王戎异乎常人的举动，被坐在楼阁上的魏明帝看得清清楚楚，不由为其超常的胆略而惊叹。而王戎更为时人和后人叹服的是其极强的辨析能力，他曾与一群儿童在路边玩耍，“见李树多实，等辈兢趋之，戎独不往。或问其故，戎曰：'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少年时期，王戎结识了父亲王浑的同僚阮籍。《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载：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俄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濬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王戎十五岁是正始九年(248年)。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振起玄风，玄学清谈风靡上层知识界。这一“谈”字，无疑是玄学清谈。清谈并不限制谈者的身份、年龄、资历，但却要求有严密清晰的逻辑推理能力。阮籍名高于世，“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参加玄学清谈是毋庸置疑的。而王戎童年之时即神悟过人，又在盛极一时的论辩风气中长大成人，受其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观阮籍之言行，可知王浑似未染玄风，王氏家学中的儒学仍是其主流思想，以致身为玄学名士的阮籍对王浑兴致缺缺，反倒与年龄相差二十余岁的王戎结为忘年交，并将他引入嵇康隐居的竹林，与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等人悠游竹林，饮酒清谈，后人誉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思想与政治抱负并不相同，正始后期，他们置身山林，只不过是为了避免卷入曹爽与司马懿政治斗争的暂时举措，他们始终密切关注着洛阳的政治风云变幻，待机而动。不久爆发的高平陵政变，司马懿尽诛曹爽一党，趋于明朗的政局，直接导致了七贤的分化。阮籍、山涛、王戎先后入仕，嵇康被杀，向秀、阮咸、刘伶也相继进入官场。《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记载，王浑死后，王戎“袭父爵，辟相国掾。”按，司马昭为相国是景元四年(263年)十月。是年四月，钟会伐蜀，出发前曾造访王戎，“问计将安出”，王戎回答说：“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则王戎于此前已投身司马氏。另据《世说新语·德行》“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条引《晋诸公赞》曰：“文皇帝辅政，钟会荐之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即俱辟为掾。”此处“文皇帝辅政”，是正元二年(255年)。综合两条资料可知，王戎由钟会举荐，被司马昭辟为掾，时间当是在255年至263年之间。此后，王戎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豫州刺史、侍中、光禄勋、吏部尚书、司徒。王戎仕宦生涯的前期和中期，恰逢西晋初建，晋武帝励精图治，力图完成全国统一之时，他在仕途上一路前行，其主要思想支柱自然源于家传儒学，儒家传统思想对士人的政治要求是成为辅佐圣君治国平天下的股肱良臣，建功立业，仕途显达是理所当然的目标。王氏家学传承二百余年，其政治理想已渗入每一位家族成员内心深处。王戎虽名列竹林七贤，但他身上所表现的玄学精神显然远未撼动根深蒂固的政治情结，因此，早在竹林之游时，他就被阮籍讥为“俗物”，这正是王戎希冀入仕追求功成名就的理想与阮籍避世逍遥思想的冲突体现。也正是这种理想追求，促使王戎在仕途生涯的前期和中期实现了建功立业的抱负。《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称王戎“在职虽无殊能，而庶绩修理”，也就是说，在日常的政务处理中，王戎还是发挥了一定的治世理民之才，而他最显著的功业，无疑是任豫州刺史时参与伐吴之战。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晋武帝司马炎不顾一部分朝臣的反对，乘吴国国疲民弱之机，发兵20万，在沿长江千余里的战线上，六路齐进，发动了灭吴之役。这次统一南北的战争，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国家统一战争，王戎作为晋吴前线的六路军政长官之一，坚决主战且积极参与此次军事行动，属于值得肯定的进步人物，此时主导着王戎思想的无疑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王戎渡江后，竭力安定、抚慰归降西晋的吴国臣民，施以善政。吴国原光禄勋石伟秉性耿直，为吴主孙皓所不容，被迫称疾归家，王戎欣赏石伟的刚直品性，赞其“清节”，上表推荐石伟于朝廷，后石伟被拜为议郎，以二千石俸禄终其身。抛开收服民心的政治需要，可以看出王戎为国选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此举体现的正是王戎自身的儒学政治伦理修养。他在江南为安定社会所作的努力，终使江南士民诚心归附，为江南局势由混乱转向安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巩固了西晋统一的局势。总之，王戎平吴前后的政治举动，确实是积极为国家统一并长久统治着想，符合儒家为国尽忠的行为规范。不久，王戎被调到朝廷任侍中，深受晋武帝的器重。西晋统一后，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经济繁荣，有“太康之治”的美誉。但平静的表象下，潜伏着几大隐患，随着时间的发展，构成了对晋王朝的严重威胁。首先，晋武帝大封同姓王，本意是希望宗室出镇地方，以此藩卫皇室，但后来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诸王大部分卷入了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斗争，反而削弱了中央的统治。其次，为维护白痴太子司马衷的地位，晋武帝相继培植了皇后杨氏家族、太子妃贾氏家族等外戚势力，但二者之间的争权夺利，爆发了惨烈的宫廷政变，埋下了日后大动乱的祸根。再次，平吴后，晋武帝曰渐骄奢淫逸，上行下效，群臣也多奢靡无度，为了支持豪奢的生活，达官显贵们多不择手段地盘剥百姓，聚敛财富，致使国内流民曰增，大大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太熙元年(290年)四月，晋武帝死，司马衷即位，是为惠帝。次年，大权即落入惠帝皇后贾南风手中，直至永康元年(300年)三月，贾南风专执朝政长达10年，期间她诛杀宗室王公、顾命大臣，废杀太后、太子，毁弃人伦，引发了刀光剑影的皇位争夺战，由宫廷内讧发展为波及黄河以北大部地区的诸王混战，直到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越击败河间王颙，毒杀惠帝，另立怀帝，战乱才告一段落。在这场浩劫中，身不由己卷入政治斗争旋涡的士大夫，朝不保夕，随时有杀身灭门之祸，功臣卫瓘家族、权臣裴頠家族皆遭重创，外戚杨氏、贾氏以及名士张华、石崇、潘岳、欧阳建等，皆被夷三族。此时已经成为高门士族的琅邪王氏亦深陷其中，王戎一度被免官，几为齐王冏所杀，在黑暗险恶的政治形势下，他逃祸不暇，再也不能赖“治国平天下”安身立命，儒家信仰的天平倾斜了。当然，王戎早已不是纯粹的儒家弟子了。自少年时期与玄学名士阮籍、嵇康携手入竹林，至成年后仍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若说完全不受影响是难以想象的。《世说新语·德行》载：“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嵇康被杀时，王戎二十九岁，因此“二十年”未必是个准确的数字，但王戎与嵇康的长期交往是可以肯定的。这期间，嵇康的玄学理论大作如《释私论》、《声无哀乐》、《养生论》相继问世并流传一时，身为好友的王戎岂能不拜读?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甚至接受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观点也是有可能的。王戎与阮籍交情更深，经常共饮酣醉，看着阮籍喝醉了便躺在酒店老板娘身边睡觉，也看着他在母亲葬礼上饮酒食肉，对前去吊唁的礼法之士翻白眼。嵇康和阮籍站在竹林玄学的最前沿，他们一个主要从理论，一个主要从实践，向王戎展示了追求自由的道家精神。好友长久的熏陶，更兼身处玄学日盛的文化风潮中，足以使王戎在保持儒家传统的同时，适当变通，将道家思想引入王氏家传儒学。而嵇康和阮籍的遭遇，也不能不让王戎思索在现实社会中如何协调好儒、道之间的关系。嵇、阮二人都是内心真正尊奉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人，对司马氏表面高举儒家名教大旗，实际上却是以卑劣残酷的手段诛杀异己、篡权夺位极为不满，于是激而变为批判礼教、破坏礼教，嵇康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惊世骇俗之言，阮籍公然宣称：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在《大人先生传》中猛烈抨击礼法之士，讥刺他们“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将他们比为裤缝中的虱子，“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裩裆”。在实际生活中，阮籍放浪形骸，做出许多有悖名教的狂怪举止，被当时和后世的礼法之士指责为名教罪人，比之桀纣。景元三年(262年)，秉性刚直、拒不妥协的嵇康被扣上“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押赴东市，刑场上，嵇康旁若无人的弹奏千古绝唱《广陵散》，从容赴死。仅一年之隔，违心与司马氏合作的阮籍在苦闷忧愤中病亡。在那个充满血腥与虚伪的年代，司马氏的“礼法”、“名教”接连葬送了王戎的两位挚友，这让初入仕途的他不得不深思为官处事之道。从景元四年(263年)四月，王戎告诫钟会“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他已经一扫年少时的轻狂，处处小心谨慎。此后的王戎，在官场周旋中既尊奉儒家哲学，同时兼奉道家处柔不争平和守中政治哲学，既能积极入世又圓滑世故，根据时局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处世方针，在仕途上越走越远。多年后，已是朝中显贵的王戎，再度经过竹林七贤曾经畅饮的黄公酒垆时，触景生情，感叹到：“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西晋后期的动荡政局，迫使王戎加快了走向儒、道融合之路，而且，儒家经国治世济民的理想和忠义正直等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日渐流于形式，道家的保身哲学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西晋后期，政治风云迭起，已是琅琊王氏家族代表的王戎，为保全自身权益和家族利益，尽可能避免卷入政治纷争，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大大弱化了。于是，在太康三年(282年)晋武帝为维护白痴太子而逼迫德高望重的齐王司马攸离京回封国的事件中，当大部分皇亲国戚、元老重臣为了晋室安危上书反对时，身为侍中的王戎明哲保身，并未明确发表自己的意见，逃避应担负的国家社会责任，显然是背离了儒家匡扶社稷的传统精神。此后王戎升任吏部尚书，掌管朝廷官员的选拔，“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致有“驱动浮华，亏败风俗’’之讥。元康九年(299年)太子司马遹被贾南风诬陷谋逆，当张华、裴頠力保太子，在朝堂上与贾南风据理力争，以致朝议竟日不决，同为辅政大臣的王戎为保全自身利益而舍弃儒家道义，“竟无一言匡谏”。太安元年(302年)河间王司马颙和成都王司马颖起兵攻打齐王司马冏，司马冏问计于王戎，时为朝廷重臣尚书令的王戎，所提意见竟是屈膝投降：“今二王带甲百万，其锋不可当，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权崇让，此求安之计也。”司马冏的谋臣葛旗大怒说：“汉魏以来，王公就第，宁有得保妻子乎！议者可斩。”危急之中，王戎佯装五石散药力发作，掉到茅坑中，一身恶臭却暂时保全了性命。为了避祸不依良心，不择手段，也不顾尊严，毫无儒家人臣的责任感和传统士大夫的君子气节，与王氏家学中传统儒家教育的信念、节操相去甚远，足见其儒家政治理念的淡薄。王戎的思想中，既有儒家，又有道家，二者孰轻孰重，只能根据他自己的言行判断。从“言”这一层面，因为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唯一一个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的人，要研究他的思想，只能根据间接材料窥测一二。《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载：朝贤尝上巳禊洛，或问王济曰：“昨游有何言谈?”济日：“张华善说《史》《汉》；裴頠论前言往行，衮衮可听；王戎谈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著。”《世说新语·言语》云：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乐广)问王夷甫(王衍)曰：“今日戏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王戎以平吴功封安丰县侯)说延陵、子房，亦超然玄著。”元康元年(291年)，张华、裴頠为侍中，与王戎共同辅政，永康元年(300年)四月，张华、裴頠同时被赵王伦杀害。是以此三人并提，大约是在291年至300年之间。王衍称裴頠为“裴仆射”，考裴頠元康九年(299年)八月始代贾模为尚书左仆射，而上巳则为三月上旬，故应是永康元年(300年)之事。张华“儒雅有筹略”，“造次必以礼度”，阮籍赞他有“王佐之才”，他协助晋武帝伐吴，立有大功，但为武帝所疑，“遂终帝之世，以列侯朝见。”贾后执政后，因张华出身庶族，“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遂委以重任，张华“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堪称一代贤相。他“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显然，张华对前朝往事、旧典甚为熟悉，故善说《史记》、《汉书》。裴頗“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通博多闻，……辞论丰博，……时人谓頠为言谈之林薮”，论前言往行“衮衮可听”，也符合他的思想和身份。王戎所论二人，子房即张良，秦末为刘邦出谋划策，灭项羽，定天下，建不世之功，后功成引退，辟谷学道。季札则是春秋时吴国贵族，多次推让君位，封于延陵。身为西晋高官的王戎，谈此二人，“超然玄著”，实与其身份不合，但仔细推敲，却又与其思想一致。晋武帝时期，王戎有意当世，尤其在伐吴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然其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步阐之役，险被羊祜所斩，后来又因遣吏修园宅，几被免官。为侍中时，南郡太守刘肇赠细布五十端，王戎并未接受，仍遭群臣非议，以至晋武帝不得不出面替王戎解释：“戎之为行，岂怀私苟得，正当不欲为异耳!”《世说新语·俭啬》“司徒王戎”条注引《晋阳秋》曰：“戎多殖财贿，常若不足。或谓戎故以此自晦也。”显然，王戎并不想贪财，只是不想和时俗相差太远。《晋书》卷五十二《华谭传》载：华谭为郏令，“于时兵乱之后，境内饥馑，谭倾心抚恤。司徒王戎闻而善之，出谷三百斛以助之。”此事亦可为王戎多殖财贿以自晦的旁证。在官场上屡经磨难之后，王戎慕张良、季札之为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西晋后期，王戎数度面临生死存亡的险境，“治国平天下”已成泡影，“戎以晋室方乱，慕蘧伯玉之为人，与时舒卷，无蹇谔之节。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虽未如张良、季札一样彻底远离政治，然“位总鼎司，而委事僚采。”也正是“与时舒卷”、“与时浮沈”，王戎才能躲过一次次政治灾难，在乱世之中成为政坛不倒翁，直至司徒高位。乱世之中，王戎以避祸全身为上，他寄情于饮酒、服药和清谈，毕竟清谈内容为玄远虛无之事，不会引起执政者的猜忌与不满，而玄学清静无为的理论，又成为王戎从政的理论根据。王戎深通道家的无为之道，早在263年，钟会伐蜀前造访王戎，“问计将安出”，王戎曰：“道家有言，'为而不恃’，非成功难，保之难也。”钟会不从，不久败死。291年，杨骏被杀，东安公司马繇“专断刑赏，威震外内”，王戎告诫他说：“大事之后，宜深远之。”司马繇不听，旋即被废。王戎为吏部尚书时，李重和李毅为吏部郎，李重“以清尚见称，(李)毅淹通有智识，虽二人操异，然俱处要职，戎以识会待之，各得其所。王戎“委事僚采”让李重和李毅具体处理吏部事务，自己则从日常俗务中摆脱出来，逍遥无为。此外，《晋书》卷四十九《阮瞻传》还记载了涉及王戎思想的一条重要史料：(阮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儒家言人事，贵名教，道家主无为，任自然，二者具有明显的差异。自夏侯玄提出“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以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魏晋名士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涉及到儒学在魏晋时期的地位、作用和发展方向。对此，不同时期不同的人们，依据自己的需要，作出了不同的探讨和回答。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之说，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出于自然，以此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并由此引申出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和人生态度，为曹魏政权的长治久安献计献策，也为士族阶层获得的政治利益寻找哲学依据，这便是正始玄学。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所说：“盖玄风之始，虽崇自然，而犹严名教之大防。……清谈者，原笃于君父之大节……然则其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于立身行事，实仍赏儒家之风骨也。”魏晋之际，嵇康、阮籍将正始玄学以自然为本的思想推向极端，他们不满司马氏对名教的利用，强调了“名教”和“自然”的对立，竭力攻击礼法名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待到西晋后期，郭象提出了“自生独化”说，认为“名教即自然”，力图使儒道为一，提出“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名教即自然”将自然与名教融为一体，既为维护封建专制秩序建设了更具操作性的理论基础，又约束了士大夫具有极端倾向败坏社会风气的思想言行，使知识分子依违儒道之间而游刃有余，最终解决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时间上看，王戎正界于嵇康、阮籍与郭象之间。他虽与嵇、阮同为竹林七贤，但嵇、阮是诗人、学者，王戎则是政治家，在竹林之游时，便与嵇、阮意见相佐，被讥为败人意的“俗物”。嵇、阮推崇的道家思想，对王戎来说主要是取其实用而非理想追求，他知道自己追求的目标是身名俱泰，因此，他没有嵇、阮的苦闷矛盾，名教是否虚伪亦不以为怀。鲁迅先生曾言，嵇康、阮籍等人认为司马氏打着儒家招牌施用种种卑劣阴谋手段篡夺政权，是“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反对礼教。……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嵇康、阮籍外似放达，内心始终不能摆脱礼教束缚，终于一死于名教屠刀之下，一因无法消除“胸中垒块”忧郁而亡，他们的鲜血和苦痛证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人生观是条不归路。王戎则不同，从他赞赏“将无同”三字来看，可知其思想不仅与嵇康、阮籍不同，与何晏、王弼亦有差异。他认为自然与名教是可以调和，并行不悖的。因此，他可以既为朝廷高官，拥有权势、财富，又可以不拘礼制，逍遥无为。王戎赞同名教、自然“将无同”，以他的身份与名望，无疑是促进了玄学的发展，使儒、道同，名教与自然同逐渐成为玄学的发展趋向，从而将元康玄学推入高潮，新的玄学理论进展，最终引出了郭象“名教即自然”的命题。从王戎“行”这方面看，显然是在其仕途前期重儒，秉持“治国平天下”的精神，为西晋王朝的建立和统一做出了一定贡献。在王戎后半生的政治生涯中，其思想中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逐渐虚化，道家的保身哲学被发挥到极致。在实际的生活中，王戎身上也体现出王氏家学的新变化。一方面，儒家伦理纲常根深蒂固的保留在他的心里，另一方面，在礼法的遵从上，尤其在形式上，已经远远不及此前严格。《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载，王戎丧母守孝期间：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奕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裴頠 (《世说新语·德行》考证为裴楷)往吊之，谓人曰：“若使一恸能伤人，濬冲 不免灭性之讥也”时和峤亦居父丧，以礼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毁不踰于戎。帝谓刘毅曰：“和峤毁顿过礼，使人忧之。”毅曰：“峤虽寝苫食粥，乃生孝耳。至于王戎，所谓死孝，陛下当先忧之。”由此可见，儒家极力倡导的孝道已经渗入到王戎骨子里，而他在司马氏推崇名教“以孝治天下”的时代，表现出对孝道的遵从，也获得时人的赞誉，称其为“至孝”、“死孝”。如果说王戎在孝亲伦理上还保留着儒家传统意识，只不过在礼制表面略微松动而已，那么在夫妻关系、与儿女的关系方面，王戎的礼教观念已经趋于淡漠。《世说新语·惑溺》记载：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桓听之。《世说新语·任诞》载：裴成功妇，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盲之疾。女适裴頠，货钱数万，久而未还。女后归宁，戒色不悦，女遂还直，然后欢，从子将婚，戒遗其一单衣，婚讫而更责取。按照礼制规定，妇人应以“君”称其夫，“卿”乃是夫对妻的称呼，以明尊卑之别，这就是王戎为什么说''于礼为不敬”并要求妻子改正的原因，但经妻子从亲情角度解释后，王戎释然，''遂桓听之”了。王戎与子女的关系，也没有严格的礼教束缚。他一大早到女婿裴頠家，不经通报，直闯女儿、女婿卧室，竟然能毫无异色的寒喧。家资雄厚却又对子女索债，很难想象家庭内部父子之间如此斤斤计较财物往来，简直有些不近人情。由此可见，在王戎的家庭里，夫为妻纲、父慈子孝的儒家伦理道德约束能力已经逐渐减弱了。总之，在血腥的魏晋禅代和晋室内争道路上，“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成为这一时期士人安身立命的主要哲学依据，由儒入玄是提升家族文化影响进而保全家族社会地位的必由之路，琅邪王氏家族的玄学化的过程正是由王戎开始的，直接导致了王氏家学从此走向了儒玄并重，对王氏家族文化和王氏子弟的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参考文献：[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3]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5]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6]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2。[7]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8]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