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超级国宝”绿松石龙现形记
二里头遗址3 号墓漆器起取现场
文 / 许宏
神秘的大型绿松石器
发现3号墓的当晚，我们即开始布置对墓葬进行“一级守护”。同学们听说要为了这一重要发现通宵值班，都非常兴奋，主动请战，女生也不甘示弱，跃跃欲试。
我们安排“两班倒”，上半夜一拨，包括女生，下半夜则全为男性。我们又从邻近的圪当头村借来一只大狼狗，把我们的“大屁股”北京吉普2020开去，车头对着黑魆魆的墓穴，隔一会儿用车灯扫一下。上半夜还比较“浪漫”，大家说说笑笑，数着星星，贪婪地嗅着晚春旷野上散发着麦香的空气，有男生还不时吼上一两句粗犷的民谣。
下半夜则比较遭罪，4月中旬的夜晚，昼夜温差很大，在野地里要穿大衣。大家索性不睡，蜷曲在车里打牌，用一床大棉被合盖在几个人的腿上，被上放牌，大家戏称是为二里头贵族“守夜”。墓葬邻近圪当头村和四角楼村之间的土路，每有行人和车辆经过，大家都很警觉。
3号墓的清理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在墓主人的骨骼显露之前，已经有一些靠上的器物露头，其中就包括细小的绿松石片。我们对绿松石片的出土并不惊奇，如前所述，根据以往的经验，它应该是嵌绿松石牌饰的组件。但随着揭露面积的扩大，我们开始意识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现。
绿松石片从墓主人的肩部开始，直到胯部一带，断续分布，总长超过70厘米。要知道，迄今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及中原周边地区发掘出土或收集到的，以及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手中的镶嵌牌饰仅10余件，其绝大部分长度都在15厘米左右，最大的一件异形器的长度也只有20余厘米，而且一般都有铜质背托。
3号墓的绿松石片则分布面积大，且没有铜质背托。墓主人肩部一带的绿松石片位置较高，较为零星散乱，我们推测系棺木腐朽塌落时崩溅而致，因而对其保存状况并不抱十分乐观的态度。位于墓主人腰部以及胯部一带的绿松石片则相对保存较好，有些还能看出由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拼合而成的图案。这颇令我们激动。
以往在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中就曾有大量的绿松石片集中出土，这些绿松石片原来都应黏嵌于木、皮革或织物等有机物上，出土时大多散乱而无法复原其全貌。散乱的原因除了棺木朽坏时为墓葬填土压塌外，也不排除清理者缺乏整器的概念或清理经验不足而导致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回想起来，我们在阅读以往的发掘报告时，就经常在陶器、玉器等成形的耐用品介绍后，看到“此外，还有细小绿松石片若干”之类的描述，其实，它们大半应为某一镶嵌器物的“零部件”。
因此，3号墓的这一发现弥足珍贵。但绿松石片极为细小，每片的大小仅有数毫米，厚度仅1毫米左右，清理起来极为困难，稍不留意，甚至用嘴吹去其上和周围的土屑都可能使绿松石片移位。而一旦有较大面积的移位，以后对原器的复原将成为不可能。
我意识到这样不行，清理得越细越不利于今后的保护和复原，于是紧急向我所科技中心求援。我所科技中心对易损文物的清理复原保护工作在文物考古界素享盛誉。电话打给了科技中心文物修复保护组组长李存信技师，讲明情况后，李存信表示即便他们赶赴现场，因条件限制也很难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好地揭取出来，最好是整体起取，运回室内，再按部就班地清理。
就这么办！夜以继日地看守和清理，已使大家人困马乏，文物在田野中多放一天就意味着多冒一天的风险。何况，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这件珍贵文物妥善地保存下来。于是，我们改变战略，停止对大型绿松石器的细部清理，同时抓紧时间清理其他遗迹遗物，照相、摄像、记录、绘图——考古操作程序一样都不能少。对于绿松石器，仅在平面图上标示出已知的大致轮廓。另一拨人则准备木板、绳子、钢丝、石膏等备品，准备整体起取绿松石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头部特写）
在按照田野操作规程获取了墓葬的基本数据材料后，我们开始整体起取大型绿松石器。当然，最为理想的是将整座墓全部起取，但依当时发掘现场的条件是不可能的。起取体积越大，其松动的可能性就越大，何况偌大体积的土的重量也是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我们把墓主人颈部的海贝串饰也纳入了整体起取的范围，即从墓主人的下颌部（头骨在发掘前已被压塌）取至骨盆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尾部特写）
好在墓以下即为生土，将下部和周围掏空，塞以木板，周围套上已钉好的木框，再在木框与土之间填以石膏浆，上部精心加膜封盖，然后用钢丝捆好木箱。这一长1米余、宽近1米的大箱子，由6个男劳力抬都十分吃力。它被抬上了吉普车，送到位于二里头村内的我们考古队的驻地。忙活完之后，已是发现铜铃的第四天晚上9点半了。
绿松石龙形器清理现场
超级国宝惊艳面世
与李存信商量，他说在北京他的工作室清理可能比在我们队里做要好。也是，他清理绿松石器需要的各种工具和物品，要么得从北京专门带来，要么得我们开车去洛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到。在请示了考古所和研究室领导后，我开始安排把大木箱运回北京。
那时已是2002年的7月，我当时在北京，押运的任务自然落到了当时唯一的队友陈国梁身上。陈国梁与队里技师们一起，用我队的吉普车把大木箱及几个整体起取漆器的小木箱安全地运到了北京。一直在考古所等候的我，直到安排把木箱放进科技中心的大房间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科技中心的工作千头万绪，既要完成所内的工作，又有许多兄弟单位的不时之请。李存信答应尽快处理我们的宝贝，但随后就是2003年春的“非典”，我们的大木箱也就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这件国宝的重见天日。
2004年夏天，李存信开始揭开箱盖进行清理。从小心翼翼地剔凿去石膏，一直到总体轮廓出来，颇为不易。到了8月份的一天，李存信打电话给我，说有一定的轮廓了，保存得还不错。我急忙赶了过去，当看到我们为之付出艰辛努力而保下来的这件宝贝，居然是一条保存相当完好的大龙，顿感此前一切丰富的想象与推断都变得黯然失色。
当你从上面俯视这条龙时，你感觉它分明正在游动；当你贴近它硕大的头与其对视时，它那嵌以白玉的双眼分明也在瞪着你，仿佛催你读出它的身份。就这样，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逐渐“浮出水面”。
此后，我和队友赵海涛经常去清理现场，提供背景资料，与李存信商量如何一步步地处理及收集记录各种信息。后半段，我又从队里调来一名年轻技师，协助清理并负责绘图。
所里的领导来了，老专家来了，大家都很兴奋，有人将其誉为“超级国宝”。经历了两年多的期盼，现在，我们可以一睹其“庐山真面目”了。
这件龙形器放置于墓主人的身上，由其肩部至髋骨处，与骨架相比略有倾斜，头朝西北，尾向东南。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原应黏嵌在木、革之类有机物上，其所依托的有机物已腐朽，仅在局部发现白色灰痕。全器整体保存较好，图案清晰可辨，仅局部石片有所松动甚至散乱。由铜铃在龙身之上这一现象看，可以排除龙形器置于棺板上的可能。
又据以往的发现，铜铃一般位于墓主人腰际，有学者推测应置于手边甚或系于腕上，联系到墓主人侧身，而绿松石器与其骨架相比上部又略向外倾斜，这件龙形器很可能是被斜放于墓主人右臂之上而呈拥揽状。
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色彩绚丽。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龙头置于由绿松石片黏嵌而成的近梯形托座上。托座表面由绿松石拼合出有层次的图案，多处有由龙头伸出的弧线，似表现龙须或鬓的形象，另有拼嵌出圆孔的弧形纹样。
龙头隆起于托座上，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吻部略微突出。以三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绿松石质蒜头状鼻端硕大醒目。玉柱和鼻端根部均雕有平行凸弦纹和浅槽装饰。两侧弧切出对称的眼眶轮廓，为梭形眼，轮廓线富于动感，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在半圆形玉柱的底面发现有白色和浅黄色附着物，可能是黏接剂的痕迹。
龙身略呈波状曲伏，中部出脊线，向两侧下斜。由绿松石片组成的菱形主纹象征鳞纹，连续分布于全体，由颈至尾至少12个单元。龙身近尾部渐变为圆弧隆起，因此更为逼真，尾尖内蜷，若游动状，跃然欲生。
距绿松石龙尾端3厘米余，还有一件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于垂直。二者之间有红色漆痕相连，我们推测此物与龙身所依附的有机质物体原应为一体。条形饰由几何形和连续的似勾云纹的图案组合而成，由龙首至条形饰总长70.2厘米。
从众龙并起到饕餮归一
这一大型绿松石龙形器，是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和绿松石镶嵌文物的又一重要发现。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有学者认为，绿松石龙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这一出土于“最早的中国”“华夏第一王都”的碧龙，才是真正的中国龙。
绿松石龙形器，出现于二里头都邑初始兴盛期的宫殿区，此时的二里头聚落已经具备了东亚地区超大型都邑的内涵与气象，是中国古代广域王权国家形成的表征。3号墓则属于迄今所知二里头都邑中最高等级的墓葬之一，墓主为具有特殊身份的较高等级的贵族。绿松石龙形器和嵌绿松石铜牌饰上所表现的与沟通人与祖先或天地、神灵有关的神话性动物形象，此后成为商周青铜器纹饰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并且始终与当时社会中高等级贵族乃至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为王朝时代礼器或威权物品最重要的纹样母题。
这启示我们，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初期以龙等神化或半神化性动物图案为代表的动物母题与后来商周王朝礼器的特殊关系及其文化内涵，可能是我们理解中国早期文明文化底蕴的关键元素之一。
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末期新砦文化刻于陶器盖上的“饕餮纹”，应与二里头文化的龙形象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已如前述；陶寺文化绘于陶盘上的彩绘蛇形蟠龙纹，早已享誉中外，也有学者指出其形态特征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龙纹相类。而二里头文化玉柄形器和嵌绿松石铜牌饰所见兽面纹，应与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的神祖面纹有关，其渊源甚至可上溯至东南沿海地区的良渚文化。
显然，二里头文化所见以龙为主的神秘动物形象要较此前的龙山时代诸文化复杂得多，龙的形象也被增添了更多想象或虚拟的成分，呈现出多个系统的文化因素整合的态势。这类由其他区域引进的信仰与祭祀方式，有可能暗示了与上述史前文化相同的神权崇拜理念被吸纳进来，成为二里头贵族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里头作为大型移民城市，乃至跨地域的广域王权国家——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的兴起过程。
不少学者把二里头出土的龙形象文物，与文献中种种关于夏人龙崇拜的记载联系在一起考察。但龙作为后来中华民族神圣的图腾，在其出现的早期阶段并不专属于某一族系，其后的商王朝社会生活中的龙形象愈益兴盛。因此，尽管文献上有不少夏人与龙关系密切的记载，但它的出土还是无法让我们把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直接挂起钩来。
众所周知，盛行于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的主题纹样，长期以来被称为饕餮纹。但也有不少学者质疑这种铸于国家重要祭器上的纹样是否就是以狞厉贪婪著称的怪兽饕餮，因而以较为平实的“兽面纹”一词取而代之。更有学者指出这些纹样主题的大部分，应即龙纹。李零进一步指出“（商周时期）饕餮纹与龙纹同时存在，前者……就其主体而言，应是龙纹面部的特写，两者属于同一大类”。
随着早期王朝的社会文化整合，广域王权国家逐渐臻于全盛，本来具有多源性特征的龙形象也规范划一，并逐渐抽象化和神秘化，作为“饕餮纹”固定下来，成为最重要的装饰主题。而以嵌绿松石铜牌饰为代表的二里头所见兽面纹，开创了商周青铜器上兽面母题的先河。
可以显见，二里头正处在龙形象由“多元”走向“一体”的奠基与转折的关键时期。前所述及的二里头龙形象的诸多要素，如整体面部特征、梭形目（或称臣形目）、额上的菱形装饰、龙身的连续鳞纹和菱形纹等形体和装饰特征，都为二里岗至殷墟期商王朝文化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而商周王朝青铜礼器中的龙形象，又奠定后世中国古代龙形象进一步递嬗演化的基础。
在发掘报告和学术文献中，我们把二里头3号墓出土的这件大型绿松石器称作龙形器，而不是直接称其为“龙”。容易理解的是，在缺乏自证性文字材料佐证的情况下，对不会说话的文物性质之判定具有很大的或然性。众所周知，龙是人们想象和推衍的产物，只要具备“四不像”甚至“二不像”的特征，就进入了广义龙形象的范畴。这一大型绿松石器精工造就，至少由两种动物形象组合成的不见于自然界的灵物，当然会诱发人们关于“龙”的丰富联想。
但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分析也是一种推论，有待进一步发现与研究的验证。新的考古发现在不断地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同时又提出更多新的问题，引发我们不断地去思考、去探索。而这，正是考古学的魅力之所在。
（本文节选自许宏所著《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由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华文好书选读
《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
许宏
汉唐阳光·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1年4月
《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隐含着一位资深考古人的学科反思：考古，需不需要有想象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运用想象力？假如没有想象力，很多考古发现便无从谈起；然而，过度解读甚至误读，又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该如何与无言的地下遗迹进行对话？这不仅依托于文物的发现，考古学家自身的专业敏感与推理能力也很重要。书中追述了几场重大考古事件的始末，不仅以亲历者的视角，呈现出考古现场的复杂性和魅力，也对几则著名的考古“悬案”重新展开考察，以专业者的慎思明辨澄清了其中的是是非非，提炼出极具启发性的学术思考。
借助考古学家的目光与思维，读者可以近距离体验古代文明的揭秘历程，深入了解中国考古学人的求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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