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的史前陶器文化

  一般而言,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是以磨制石器为其主要特征来进行划分的,但在朝鲜半岛则是以使用陶器为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
  在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类的农业与手工业虽尚未发生社会性的分工,但与以前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手工产品,而制陶业的出现是其中具有时代标志性的事件。众所周知,陶器是人类以自然物为原料,通过高温化学反应而制造出来的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生活、生产器皿。此前,人类所能制造的石器、骨器、木器、角器等等,仅能改变自然物的形态,不能改变其本质;而用陶土烧制器皿,则可改变自然物的形态及其本质。因此,陶器的出现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生存条件。它的产生与发展使人类社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人类史前文化跨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体现。
  新石器时代,原始人的生产技能充分地体现在制陶工艺上。与制造其它手工业不同,制陶要有复杂的工序,从备胎土,掺合搅拌,经毛坯到烧制,要求掌握火候,技术性很强。毛坯干燥前,还要抹平与磨光。黄海道凤山郡智塔里遗址与咸镜北道雄基郡西浦项遗址出土的用圆形河卵石制作的陶器的磨光石,便是其有力证据。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渤海沿岸,出现了原始平底栉纹陶器和隆起纹陶器,即以压印的、凸起的镶嵌纹的平底钵为主体的陶器。此类陶器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的东北部地区,在图们江流域的咸镜北道屈浦里、江原道鳌山里和釜山东三洞、庆南道上老大岛、济州岛高山里都有出土,其存在年代在公元前6000~4000年之间。此后稍晚,一种圆底或尖底的、直口、半卵形,器体施文的深钵式陶器,蓦然间出现在西部地区。但是它又被认为首先出现在朝鲜半岛东南端的东三洞附近,而且在对马岛地区也有发现。因此,“釜山的东三洞一定从早期开始受到了东海岸的影响,随后又受到了西海岸的影响,并且看起来,好像两种文化的源头在这里进行了混合或整合”。
  首尔学者认为这种施文陶器的纹饰是呈几何形纹的陶器,属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栉文陶器”文化。平壤学者以为,过去称这种端部呈单条状或多条状纹饰的陶器为“栉纹陶”或“篦纹陶”,是按西欧语言译过来的,主张改称“刻纹陶”。本文使用较形象的术语“栉纹陶”,其出现的年代应早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此类陶器纹饰的特点是在烧制前,连续刻以“之”字或“人”字的条纹。
  “之”字纹陶器主要见于渤海沿岸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人”字纹陶器在渤海沿岸和朝鲜半岛分布广泛,在鸭绿江下游义州美松里洞穴遗址下层、西海岸大同江流域弓山里遗址、载宁江流域智塔里遗址第一号房址,东海岸图们江流域西浦项遗址一、二期层和江原道鳌山里遗址、弓山文化一期层、汉江流域下游岩寺洞遗址、南部海岸统营郡上老大岛、金海邑水佳里遗址、釜山东三洞遗址均出土过此类陶器。
  西浦项遗址一期层出土了两件陶器:一件器高20厘米,器底与器身问的界线不明显,口沿似用刀切过,呈直口状;另一件器高17.5厘米,底径7厘米,器底与器身有明显界线,口缘自然收口,器身线条呈弧线弯曲,形态完美。器皿入窑前,未精细修整,光泽差,呈黑褐色,有的部位出现黑斑。器皿皆用4~6齿的“梳子”形饰纹器在器皿口沿上垂直与斜向压下,纹饰在器物上部,器底部分为素面。器皿形态似已固定,显示出某种精练度,另外饰纹虽简单,但呈现出规律性,说明此时居民的制陶技术已相当娴熟。西浦项遗址二期层出土的陶器,材料和烧制方面与其一期层没有多大变化,大部分用掺沙的胎土制成,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器物的种类、形态、纹饰手法与图案内容的多样性上。形态分三类:第一类,口比底宽,器壁从口到底较直,有缸、坛、深腹碗、罐、杯等;第二类,口与底相比不甚宽,口稍向外倾,器身整体轮廓虽接近第一类,但以缩口、有颈与前者相别。除有颈的坛和杯等器物外,大都以刻划纹为饰,有压印纹与刻划纹相配合的纹饰等等。弓山文化一期层与智塔里遗址出土的陶器,形制特征与西浦项二期层不同,胎土掺有石棉粉和滑石粉,器物从口沿至器底的器体线条呈弧线,器底形制不一,纹饰绝大多数用刻划纹装饰。
  新石器时代中后期,陶器有了新的发展,开始出现了类似淤泥的细泥胎土及在其中掺以细砂的胎土。以西浦项遗址为代表的一些遗址,出土了用螺旋纹装饰的新陶器。陶器呈短颈、鼓腹的坛子形,器胎虽薄,但质地非常坚硬。器物的形态与刻划在器物上的纹饰,表现出当时人们高度的艺术审美与工艺水平。比如复原的一件称作坛子的此类器物,造型平稳而雅致,表面磨得光滑,胎厚0.3厘米,很薄,颈短、器身圆鼓,器高26厘米,上下各留出6厘米,勾出区划,其间刻划螺旋纹。这些螺旋纹器物都是小型坛子类器物,只有一件例外,其器壁厚达0.9厘米,纹饰的构图也比一般螺旋纹器物大得多。弓山文化二、三期层遗址出土的陶器,继承了一期层陶器的若干特征,颜色均为褐色,截断一端的鸡蛋般的圆底器是其基本形体。胎土中掺合着滑石粉或云母粉,但不掺合石棉粉。弓山文化二期的器物中开始出现有颈、圆腹的坛子与附有环状小耳的器物。饰纹新增加了如点线波浪纹以及用直线组成的带纹,从口沿开始隔一定的间距加以横围,然后在每个间隔里填充各种纹饰而装饰起来。弓山文化三期层除点线带纹、蚕蛹纹、指甲纹等传统纹饰外,还出现了波浪纹。波浪形线条刻划的纹饰,是用多齿的施纹具于器物表面横划有多行形成的带纹,在其下方满满地横围着一层棕叶纹与斜线纹,然后再反复刻划带纹、枞叶纹与斜线纹的纹饰图案。在半岛的南部,出土陶器最为丰富的是釜山东三洞遗址,其出土的器物与弓山文化二、三期层的出土品存在共性,陶器形态多为截断鸡蛋似的圆底器,平底器不多。器物装饰纹饰有多种,有代表性的是在口沿部分刻划点线或短斜线的带纹和在三角形里填满斜线的纹饰。   总体看来,栉纹陶器的分布大体可分为四个区域:一、东北区(图们江流域);二、西北区(鸭绿江流域);三、中西区(大同江一汉江流域);四、南区(洛东江流域)。东北区的器型与沿海州和中国东北地区的陶器有联系,西北区的陶器与中国辽宁省的近似,中西区的陶器是典型的栉纹陶器,南区的栉纹陶器出现较晚,有明显的中西区的特色。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朝鲜半岛的陶器与其他出土品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新石器时代末期,一部分地区陶器形制的内容则加速了质的变异。这样,在最晚时期的遗址中,从前的面貌消失殆尽,整个面貌几乎与以后青铜器时代陶器的形制相似。”栉纹陶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主流陶器是素面(无纹)陶器。因此,学界有人将这个时期称为“无纹陶器时期”。
  无纹陶器器物表面一般不加装饰或无图案。但在早期阶段,可以见到如数行针刺点和切入的短线等细小的饰纹。不加装饰的陶器在栉纹陶器时期也有发现,其色彩与结构与无纹陶器相异,故而可区分开来。总之,与栉纹陶器相比,这个时期的无纹陶器的质地较精致,以高温烧制,光泽好,呈浅褐色。但是,在形制与制造技术上显现出地区和时间上的多样性。此类陶器种类很多,有广口圆形容器、收口窄颈器等。在大同江流域,器皿形状类似陀螺形,使用口沿折叠双层结构技术。在其上半期,磨光广口圆形罐,饰有一排排孔列刺痕和隆起物,另外,还发现了朱红涂漆短颈罐。例如,江界的公贵里遗址与初期无纹褐色陶器一起出土了孔列纹陶器。在它的下半期,前述广口圆形罐的口沿贴上了泥圈或泥带。其新石器时代末期出土的陶器,形制非常多,这与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有关,如储藏器、炊器与食器等等。在陶器形态上,器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器壁与器底相区别的贴底器物很多。器底分明的高器底陶器当属于一种独特的类型。海州市龙塘浦遗址中,出土有被称作“高足杯”的“豆”。这种高底器物,能够用手握住器底使用。
  在晚期,陶器形制上出现了结构复杂的雷纹,由2~3条纹带或2条并行线组成,里面填满点或斜线,盘旋构成四角形图案,既有2条线内角为90°的方形雷纹,也有菱形雷纹。但是,所有这些陶器基本上都是褐色。这时,新出现的突出的纹饰是平壤所谓的“彩纹器物”,即褐色彩陶。其特点是用红、白、黄三色绘成三角形、方形、菱形以及条带等几何纹饰,有的则全无纹饰。彩色是在器物烧好后涂上的。此类陶器分布广泛,著名的有平安北道龙川新岩里遗址、西浦项遗址、弓山遗址、智塔里遗址、忠清南道扶余郡松菊里遗址等。“豆”形器与彩陶器都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它们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反映了原始时代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文化的交流。东北亚大陆文化交流的趋势,印证了原始人群由东亚内陆向朝鲜半岛移动的历史。
  综上所述,新石器时代的朝鲜半岛的陶器文化,确有其独立发展的特征。但据中国学者研究,在新岩里、釜山东三洞、东莱多大浦等遗址中,发现有与辽东半岛小朱山下层和后洼下层文化的那种压印席纹的直口筒形罐相同的陶器。义州郡美松里洞穴遗址,也有类似辽东半岛的压印席纹和压印“之”纹的陶器。咸镜北道雄基郡屈浦里西浦项等遗址中的刻划纹,有一种双勾涡纹(即所谓的螺旋纹)与小朱山中层和山东半岛蓬莱紫荆山下层的双勾涡纹彩陶图案是一致的。辽东半岛石佛山文化类型中出土的几何纹陶器,在朝鲜的西浦项等遗址中也有发现,这说明其受属于中国龙山文化的辽东半岛文化因素的影响很大。韩国学者在论及美松里遗址出土有“之”字形纹饰的陶器时,认为这种纹饰见于内蒙古赤峰红山后第一期文化与林西一带的平底栉纹陶上,在编年上与中国东北、西南地区及内蒙古地方的文化属于同一时期。而为了追溯朝鲜文化的渊源,平壤版的《朝鲜全史(第一卷)》从中石器时代开始就大篇幅引证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古资料,直到新石器时代以后,甚至把中国东北的龙山文化也写进朝鲜原始文化之中。这种做法实为不妥,但也证明了中国龙山文化对朝鲜半岛史前文化影响之大。龙山文化传播到朝鲜的途径为,由海路传播到半岛的南部与东海岸,并由陆路经辽东半岛进入朝鲜半岛。
  新石器时代末期与青铜器时代的初期,朝鲜半岛已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地下发掘的文物,反映了人类文明的黎明期。忠清道大田槐亭洞石室墓遗址出土的无纹陶器容器,是向死者提供食饮祭品的器皿随葬品;其逗号形斑点的天河石玉珠或许是死者佩戴的装饰品配件,考虑到各种青铜礼器的出土,这意味着在无纹陶器时期像祭司首领这样的氏族酋长已经登场,而且从居住房址、墓冢和器物的分布状况可知,由几个村组成并有像祭司这样的酋长领导的农村公社,即氏族公社已经形成。最早出现的氏族公社是母系氏族公社。
  在母系氏族社会,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比以前更加丰富和有序,除陶器外,对与之相适应的各类器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西浦项遗址四期层第十一号房址出土了一把兽骨制作的汤匙,其残存的匙部,长7厘米、宽5厘米、厚0.15厘米左右,前端略呈扁平状,与后世金属汤匙几乎一样。当时的服饰虽已无存,但往往能出土各种装饰品。如,弓山遗址与西浦项遗址出土了用兽的牙齿、兽骨、贝壳或石头磨成一定形状带孔眼的耳佩或项链。弓山遗址与虎谷洞遗址一期层出土了骨串珠。西浦项遗址四期层出土了一些大理石磨制的精致石环,内侧直径为2~2.5厘米,似是耳饰或佩戴在身上的一种装饰品。金滩里遗址第二期层出土了数只由数段连在一起的腊石制手镯。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不仅在装饰生活用品方面表现出丰富的情趣,而且还制作出正式的艺术雕刻品。西浦项遗址出土有鹿角与兽骨磨制成的人形,鹿角者的模样有四方形的面部与长而尖的身体,在面部上刻有三个点,表示两眼与口,围绕身体的中心,刻有数个圆点,表示其为女性;兽骨有两件,每件各刻面孔的一半,二者合在一起即为整个面容,其口部是先绘成半月形的四周,其内绘以横线,在口的下部有一贯通的孔区,眼睛是用一圆盘沟槽,眉毛与上眼皮用一条粗线来表示。农圃里遗址出土的象征整个身体的土捏塑的人形保存完好。这个人形在胸部分为两股,做得如同左右两臂。腹部以下较细,其下部似象征女性。这些人的造型十分图案化,但较好地体现了想要表现的人的形象。西浦项遗址出土了象征蛇的野猪牙齿雕刻品,还有象征幼兽的作品。幼兽的两耳尖部突起,小嘴做得又翘又圆,其端部有一贯通的孔,可在其间穿绳佩戴。农圃里遗址还出土有蜡石制作的飞禽形象的艺术品,嘴都做得很长,飞禽脖颈磨得细长弯曲,耳朵直立,眼睛下垂,嘴巴已折断,其上有鼻孔,可系绳佩戴。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具有原始信仰。原始信仰和原始宗教形成了原始社会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朝鲜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发现了猪的雕塑品与专门埋葬猪下颏骨的风俗。虎谷洞遗址出土了用土刻制的猪雕塑品,猪身上钻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洞,如同用锐利锥子扎的一般。民俗学证明这是当时人们的魔法行为,也许是当时人们用这种魔法驱逐妨害猪繁殖的行为。这是“万物有灵”、“自然力人格化”的观念的反映。按一定顺序安葬亡人的墓葬,并且给死者随葬是对灵魂的崇拜。人们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导致自然的崇拜,从而产生了天神观。新石器时代后期,原始农业的经营和植物的栽培,更依靠自然界的风雨阴晴,使得对天神(上帝)的崇拜加强了。在原始社会中,族长即军事酋长主持氏族或部族的事务,为使其日益扩大的权势合理化,他们常常把自己说成是天神的化身。朝鲜最古老的“坛君神话”就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这方面的社会内涵。
  神话是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檀君神话”反映了朝鲜半岛部分地区史前社会的状况。从神话学上说,“檀君神话”是兽祖神话与天降神话的结合,是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融合的体现,是熊氏族和虎氏族为基础组成的天神部落关于本氏族起源的神话。朝鲜半岛,尤其是其中西部地区的考古发现,与“檀君神话”描述的有关的史前社会展开的情节大体吻合。早期原始平底无纹陶器和隆起纹陶器文化似属熊氏族和虎氏族所有,以中一西区栉纹陶器为中心的文化可能属于檀君天神族,而褐色纹彩器或许是华夏“仙人”的遗存,这三支势力的融合构成了朝鲜半岛的史前黎明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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