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街回忆：永乐大戏院
作者 ▏ 普言
先摆两个永乐花衫（小旦）的龙门阵吧。
1946年，陈书舫22岁，就已是棉花街永乐戏班旳名角和台柱。
她,1924年生于河北辛集，六岁随母京剧名角九岁红学京剧。1931年，抗战开始，随父母来四川，七岁攺学川戏，师从月中红、阳友鹤、楊云凤等人。她天资聰慧又刻苦用功，青春靓丽且扮相俊美，嗓音髙亢圆润，行腔舒展自然。生活所迫，跑遍四川、西康两省，十年后在永乐剧场时，折子戏竟可演150多折，令人唏嘘不已。
这里引用“己丑初冬蜀伶选粹”（路朝銮著）中所述；“登台后，曾在川康、川南、成都献艺最久，所到之处，蜚声四溢。如旧剧的花衫，有楚宫会，白邙山，三巧挂画。有时反串小生，如调叔，赏夏，遊庵等，都有精心的造作。尤是新剧的歌曲更为出色，成绩斐然……”据说她还演过花脸和丑角。川剧中的昆髙胡弹灯，生旦净末丑她都敢试敢演，实在难得。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她收筱舫为徒，除了严加管教之外，全靠其父陈杰夫（音）教筱舫的唱腔和基本功。不久就开始登台。我曾亲自看过师徒二人在永乐合演的川剧“唐二别家”，陈书舫演花鼻子（丑角）唐二，筱舫演摇旦婆（儿）唐二妻。剧情已记不得，但筱舫脸上点了一个大黑痣却记忆犹新。她们夸张搞笑的动作，奇异的装束，曼妙的嗓音，打情骂俏的包袱……逗得台下观众轰堂大笑，给大家带来了愉悦，叫好声不断。由于剧目常新，永乐剧院常常客满也成顺理成章的事情。
娃娃喜欢娃娃，我当时年幼，大人的戏看不懂，听不进，只喜欢筱舫。照现在的说法，我是她的“铁杆粉丝”。只要她一上场，我就安定了，鼓起眼睛，看得专心。
那时的筱舫用四川方言形容，红头花色，细皮嫩肉，灵巧苏气，小乖小乖，人见人愛。她的唱腔圆润而带稚气，武功扎实，动作到位。只要一个亮相，一个下腰都有掌声。她当时的剧目已有“王三巧挂画”，“桂花亭”、“唐二别家”、以及后来的“小放牛”等。在街上也小有名气。也在这段时间，陈书舫曾带她来我家店面，要给她做件丝绵“滚身（儿）”，我母亲负责接待，和陈谈好价钱后，就开始给筱舫量尺寸。筱舫那天穿件深蓝碎花亮缎对门襟祅，深色长裤，绣花便鞋，颈围粉色丝巾，略描淡粧。和街上女娃（儿）穿着不一样，显得时髦而出众。而“偶像”到来，又隔那么近，想招呼怕招呼，诚惶诚恐，不知所措。而筱舫目不斜视，俨然一个髙贵的公主，只得作罢。这也是儿时的一段记忆吧。
故事扯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
要写永乐大戏院，先得讲棉花街江西馆。据“锦江竹枝词”记载，永乐剧院“院址为原江西会馆改建”，地与卓秉恬相府旧邸为邻。而最近在一次老成都的聚会上，看到一张“协记建中汽车修理厂”的发票（如下图），注明厂址在“成都棉花街江西馆内东首”。
一个汽车修理厂在内东首，一个剧场在内西首，说明江西会馆占地很宽，估计应在2~3亩以上，可惜没有资料，只待地方专家去考证了。
永乐大戏院主体为砖木建筑结构，记忆中应有25米宽，35~40米长。场内座位有近三十排，每排又有近三十个座位，过道呈“卄”字结构，还有楼厢（含收费女厕）和普通座，普通票大概镍币8分钱一张，与客座用木栅栏隔开。剧场应是民初建筑风格，因为它既无清代戏台的飞檐斗拱，也无雕樑画栋，而是非常经济适用。剧场离街面还有约十米距离，而临街的两个铺面及楼板全部拆空作人行过道，印象中东边一排房子要矮一些，还有光线从侧顶上透射进来。剧场客满时,千人上下，非常热闹。开演前,还有叫卖花生瓜子纸烟和热毛巾的，也卖过茶。
抗战时期，剧场的通风是采用一大块幕布由人工拉扯来散热。并且，后面还留有两排专门供军人和警察的免费座位。抗战胜利后，才安装了电吊扇，军人的优待也取消了。观众很随意也很挑剔，唱的好时鼓掌叫好，唱的不好或唱错，就要鼓倒掌，喊退票。不妨仅举一例，让大家笑笑：一个演张飞的演员第一句念白就念错“姓张名玄德…”“X你妈哟！”“翼德…”“哈哈哈，龟儿子…”。我觉得演员也是怪可怜的。
再来谈科班，据朋友讲三十年代叫进步科班，但街上一般都统称“永乐戏班子”。班主姓龙，绰号“龙瞎子”。上世纪其主要演员还有熊金铭（生），胡小凤（旦），辛大全（净），王国仁（丑）等。行当齐全，但限于篇幅，只介绍当时印象较深的熊金铭。他英俊潇洒，堂堂一表，并且文唱武功都有很深造诣，他和陈书舫的才子佳人戏在老成都也算绝配之一了。他的剧目有“反延安”、“男女盗”、“摊马”、“拖瓶”等。此外，胡小凤的声誉“更不是九里三分锁得住了”（蜀伶选粹语），而王囯仁是晓艇的师父之一，教过他“走麦城”戏。可以说戏班演员阵营强大，名家汇粹。反过来，宽敞的剧场，一流的演员阵容也成就了永乐大戏院，使它成为上世纪四十年代老成都川剧的四大剧场之一。
其他还有悦来场、三益公和华瀛大舞台（春熙大舞台1947年停办，且兼作京剧、话剧演出场所，未算。）另外，布后街、盐市口、祠堂街和提督街等还有些小剧场，不一一列举。
而棉花街由于街面较宽，又处繁华地段的末端，经常一场大戏，剧场外面就要停4~5辆小轿车，且一些轿车为防盗还通了电，摸上去还麻手，真真是夠气派、拉风和讲排场的。並且，戏快要煞割，私包车、黄包车也赶来湊热闹，加上拥挤的人群，嘈杂的人声，喇叭声，叮铛声，借道声不绝于耳，這用车水马龙，熙攘繁华来形容毫不过份。
但演员换场是频繁的，1948年后陈书舫到了重庆，熊金铭到了泸州。筱舫也随家人到盐市口“大众戏園”演出，同样她只有演出的份，钱是大人拿了，她还是身无分文。这时永乐少了台柱，剧团为了生计，就和悦来场排了“火烧红莲寺”一样，排了“瓦岗寨”连台本戏。
印象中，永乐原来从广告宣传上看，从来比不上悦来场和三益公，那边在街道上和剧场门口都有巨幅广告，画得热闹来招揽观众。幼时对悦来场一幅包振南（包整烂）的广告印象特别深刻。而在永乐却只有几块土漆小黑板用白粉写上头牌演员和折子戏的名称，用几根方板凳靠着，并排摆在棉花街的街面上。但这次在宣传“瓦岗寨”时不一样，在进戏院的人行过道的两边，掛上了十八条好汉的巨幅画像广告牌，第一条好汉李元霸，第二条好汉宇文成都，第三条好汉裴元庆，第四条好汉雄阔海……个个栩栩如生。而我连环图上所熟悉的秦琼、罗成、程咬金、尉迟恭都排到后面去了。这也是永乐的“与时俱进”吧。
再来谈戏班子，一言难尽。“芙蓉城郭夜闻歌，座有桓伊唤奈何。法曲飘零天宝后，青衫红袖泪痕多。”在演员表面光鲜靓丽的背后，却是社会底层的含辛茹苦。每天要吊嗓练功，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飯。他们生活窘迫，不要说跑龙套的，就是陈书舫的父母和筱舫母女都是在舞台两边或后台打地铺（后来好一点才有简易的平房）。吃的是班主“龙瞎子”提供的大甑子饭，管饱，但菜都要自已准备。据筱舫讲，她经常吃胡豆瓣（儿）和泡菜就过一顿，相当贫困。更要命的是，好多人还爱抽鸦片和吗啡，恶习难改，其中包括名演员陈XX。我就亲眼看见过，在老相府，在卓雨农和卓云汉两家之间的一间地板房间内，陈XⅩ在抽吗啡，她见我还小，也不当回事。而我却非常惊奇，在一张纸烟金锡箔上，一条白色粉末带，她用带铜笔筒（儿）的毛笔在上面吸食，我始终想不通，毛笔怎么能这样用呢？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看来，这的确是当时川剧艺人的一种悲哀。
而更悲催的是川剧艺人不仅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也受到不公的待遇。对他们一般贬称为戏子或戏娃子，更有甚者，以叽旦（儿）相称，纯属骂人的话。川剧也成为下九流行业。当时社会崇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髙”的风尚。川剧唱唱可以，若要想当演员，就会受到社会和父母坚决的反对。这里也摆个我亲身经历之事。
1948年前后，马家公馆太夫人去世，马家在棉花街上搭了近半条街长的蓝白黑色为主的丧棚，祭奠三天。香烟燎绕，法事不断。出殡那天，请来川剧团、京剧团，戴大沿帽、制服毕挺的军乐团，和作法事的和尚、道士、尼姑。而着装上也五花八门。不仅有天罡地煞、钟馗小鬼、黑白无常、鸡足神。也有韦陀、亨哈二将、笑头和尚，唐僧师徒四人和白龙马，八仙过海……然后是十六人抬的髙约两米的大棺椁，以及逝者親属及亲朋好友。出殡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好大阵仗。队伍逐渐排开，足足有一两百米，走走停停，各施其技……至于走了那些街道，就不知其详了。街邻们都出来看热闹，投以欣羡的目光和赞扬的话语。而我印象最深的却是邻家大伯对三哥的训诫：“你不好好读书，想唱戏，想早点挣钱，你看那些戏娃子，今天挣的钱还不够抽几泡烟的，好造孽哦……”我当时涉世不深，似懂非懂，从知书识礼的老伯的话中，也从欣羡中觉得有些道理。
不过，川人对于川剧本身还是热爱的，至少由于是乡戏、乡音而尊重川剧。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在成都已开始兴起，竞争是很激烈的，但川剧在中老年群体中，观众还是不少的，其中痴迷者不在少数，永乐夜场经常客满。当时，在棉花街上哼唱川剧的人不少，就跟现在唱流行歌曲的歌迷完全一样。幼时在街上听得最多的是“马房放奎”，听得耳朶都起茧巴了。不妨这里罗列几句。“明亮亮，灯光往前照，耳听得谯楼三鼓敲。陈文古做事他把心坏了，只怕人饶天不饶……”后来我竟也会唱了，直到现在，真真是没齿难忘了。
篇幅有限，再举一例。
我有一髙姓师兄，甚是痴迷，并且还专唱“小旦（儿）”，我看过他在草台班的演出，好像是“逼姪赴科”。他毕竟未进过科班，其唱腔、打扮、服饰、动作，都不敢恭维，有点“倒饭”，但他持之以恒，精神实在可嘉。他应是戏迷的典型代表……总之，川剧在当时为群众所喜爱，剧情为群众听传颂，甚至成为人生准则。如上面提到的，人不能心坏，“只怕人饶天不饶”，这也是当时人们的“底线思维”吧。
我不是戏迷。大学毕业后，政治运动多，业务任务重，工作没日没夜地干。宿舍虽住东郊建设路，但不要说进城看川戏，就是进城的机会也很少。我对川剧了解很少，但川剧作为乡音，早已深入我这个“街娃（儿）”的心。”情缘”所至，略讲一二吧。1979年，我在朝鲜工作已一年多，思乡心切。在我宾馆房间的办公桌上，有一台国产熊猫牌收音机。有一天打开，忽然听到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感到亲切。后竟播放竞华的弹戏“拷红”一折，非常清晣，听得我泪湿双眼。这既有游子之情，也有童年对川剧，对永乐的美好回忆吧。
再就是，1962年，我和表弟背我母亲骨灰回仁寿安葬，徒步走了一百多华里。他人很聪明，记忆力超强。川剧“五台会兄”一折能全部背下来，不仅唱词，连过门，锣鼓板铰钵也能强记。因此，他唱得有板有眼，有滋有味，土得掉渣，要点人来比。我们一路走，我一路跟他学，既打发了时间，又不觉得累。后来，我在“锦江剧场”买到了吴晓雷、蒋俊甫的五台会兄的原声磁带，藏界朋友又送了我一本56版原谱词曲，从此，我对川剧更上心了。学习中，感到川剧戏词非常优美。就以“五台会兄”为例。“远望见金乌往西墜，雀鸟归林玉兔催。”“不願在朝陪王驾，脱去蟒袍换袈裟。”……不胜枚举。而我更对方丈的两句印象最深：“走路不伤蝼蚁命，爱惜灯蛾纱罩灯。”这两句既表现出佛家的慈悲为怀，更和当今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相吻合，实属难得。据说川剧很多戏词都出自老成都五老七贤之笔端，更感可敬。
1950年后，川剧迎来新生。但社会动荡，人心浮动。永乐戏院经营困难，乏善可陈。这里只记一件事，筱艇受邀从其他剧场过来和筱舫联合演出“小放牛”。在永乐门前的街面上，并排摆着两个小黑板，赫然写着筱舫、筱艇的大名和即将演出的小放牛剧目。那时两人也就12~13岁，在川剧界是两棵新苗，在成都已小有名气，这对金童玉女的演出，在棉花街造成了一个不小的轰动。
那天来看演出的特别多，座位已全满，连过道上也全是人。二人在台上边歌边舞，青春艳丽，给人以遐想和唯美享受。但唱腔既不是髙胡，也不是弹灯，那就应该是昆曲或其它剧种的了。总之，给人以耳目一新旳感觉，加上布景和灯光效果也特别好，迎来全场观众阵阵的掌声和叫好声，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演出非常成功。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应是永乐川剧团的告别演出，因为不久之后，棉花街就迎来了群众京剧团，六年之后，又迎来了东风电影院，翻开了棉花街剧场的新的一页。
关于这件事，筱艇不承认，说他从未在永乐演出过，而筱舫说她已回忆不起，但我作为观众和棉花街的“街娃（儿）”来讲，应该比他们记得更清楚。因为我当时和他们同龄，没有钱到其他剧场去欣赏，这些就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公案吧。后筱艇改名为晓艇，以别于出自不同师门，这是后话了。
1952年以后，成立了四川省川剧团，成都市川剧团，之后又建立了成都市青年川剧团等。使川剧得到全面的发展。我个人以为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是川剧发展的黄金时代。由于政府文化部门的支持，拍摄了电影陈书舫、周企何的“秋江”以及“评雪辨踪”“五台会兄”“逼姪赴科”四部川剧拆子戏，1957年拍摄廖静秋等主演的川剧“杜十娘”电影。1962年峨眉电影制片厂又拍摄筱舫等主演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电影，在全国播放，再加上1963年上演的由陈戈、吴雪主演的“抓壮丁”，可以说四川的文艺，戏剧在全国的影响面是很大的。
这方面和四川籍的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朱德、陈毅等的支持分不开。据筱舫讲，当时成都市李宗林市长非常重视，亲历亲为，也不无关系。之后是文革以及改革开放伴生的美日港台电影，通俗歌曲，哈日哈韓风……再就是手机的兴起，这些对戏曲、特别是川戏影响是灾难性的。虽然政府和业界多次呼吁振兴，但前景堪忧，本文不及深谈，只表美好的祝愿吧。
最后，再讲些棉花街的生活往事吧。
先讲“鬼”茶铺。在蔴酱铺的街对面，由于茶铺没有招牌，邻居们就给他取了个绰号，称“鬼”茶舖。因为他开得很早，关得很晚。的确老成都大雾多，早上天还未亮，全街黑灯瞎火，雨雾朦朦，远处一盏灯火，也与“鬼火”无异，甚至还有点吓人。茶铺有十来张茶桌，竹茶椅有几十把。老板用水讲究，不用井水，而是每天靠送水车从新南门拉车锦江河水过来，然后用一水缸，装河沙过滤並消毒。茶叶主要是三花，镍币5分一碗，价廉物美。据一位茶叶专家讲，当时三花茶的加工工艺很复杂，要加香料烘培多次，因此茶汤色浓纯香，生津止渴，经久耐喝。茶铺也有一花、二花，但茶客不喝，价贵而味淡。
早茶一般六点开门，我父亲就是常客之一。他不爱睡懒觉，一起床就去坐茶铺，连洗脸水也是茶房提供，然后三花泡起，“一日之计在于晨”了。上午茶客最多，很闹热，“茶钱我给了”之声不绝于耳。来客休闲交流者居多，但调解纠纷，袖笼内做生意的也不少。幼时，对袖笼做生意很好奇，只见袖内在做“活塞”式运动，而脸和眼睛表情“丰富”。有一次有两个人在袖内只搞了几下，就脱手。只听见“添添添，差他妈一帽子远，不添几根指姆（儿）搞不成…”“就这数可以啰，有钱大家赚，不要吃整（音耿）笼心肺嘛…”“算了，算了，生意不成仁义在。”用语也十分丰富。
下午茶人要少些，主要是下象棋的和找写字先生写信的居多，我们孩子玩累了会去讨口茶喝，号称“吃加班茶”，甚至喝得茶母子都不剩。晚上喝茶旳更少，主要是消食，解酒的。而这时戏迷往往约到来茶舖“打围鼓”，各个行当齐备，非常认真，围堆堆看热闹的人不少，往往闹得很晚，茶铺才能关门，棉花街也才恢复平静。那时还没有嗓音分贝概念，邻居还能隐忍，相安无事。
“茶”字我是在学前，父亲用手指蘸茶水在茶桌上写教认的，加之经常用温水瓶去买开水，鬼茶铺伴随了我的青少年，感情至深。
而我在“棉花街敘事”一文提到在棉花街无妓院，但并不能说上世纪四十年代棉花街上无妓女，特别是永乐大戏院门口，每睌差不多都有聚集。
先讲我的亲眼所见。1950年初，我从暑袜南街的私立正本小学，转学到书院南街的公立一区一小（后为书院南街小学），读髙一。也就在这条街上，就有一妓院。地点就在原锦江区政府大门旁。是一典型的清代建筑，一壁风火夾墙青砖砌就，大门却很窄，两旁有两个青石石墩，而大门上方嵌入“与人兴乐”的石刻扁额。门内厅堂较大，约2~30平方，摆有几对太师椅和茶几。石墩上坐着两个身着旗袍，塗脂抹粉，依门卖笑的女子，只是当时人小不懂而已。这种景象不到三个月就给“运动”了。这里只想说明棉花街周围的确有妓院招嫖，谈何暗娼。
下面就是从大人们和哥哥们处听来的故事了。既然有妓院存在，在永乐大戏院门口有妓女揽客，就不足为奇了。当时叫她们为“捹电线杆杆的”、“吊膀子的”、“野摩登（儿）”、“货儿子”等。但棉花街民风纯朴，一般家庭家教都很严，对妓女是鄙视和看不惯的，认为她们有伤风化，破坏家庭。其中一些好事的青少年也爱去戏场门口臊皮，非难和谩骂。经常可以听到“快走，那些半截子么爸（儿）又来了！”一些跑得快的跑了，一些被拦了下来，然后是围堆堆，骂得很难听。因此大人们常说永乐戏院院内院外都有“戏”看。由于棉花街是老成都繁华地段与娼馆交界之地，因此妓女较多。所以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棉花街特有的一种生活现象。
棉花街消失已六十多年了，我是在用余生做钩沉留忆之事。心有情丝，柔肠百转。谬误难免，褒贬由人。特别是对川戏班门弄斧，一窍不通。只想作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