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一段译事，兼怀唐长孺谷川道雄赵昌平诸先生
2011年，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被纳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出版，译者原拟写一篇“后记”，然而直到译稿付梓，仍未能卒篇。今年（2018年）此书被纳入同社的“海外汉学丛书”再版，译者除对译文校订一过外，终于有了机会补写这篇“后记”。下面先回顾一下汉译此书的缘起。
《中国法制史》，[日]仁井田陞著，牟发松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78.00元
译者所学专业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时段为汉唐间，于中国法制史素无研习，本科、硕士期间第一外语亦为英语，而承乏汉译仁井田氏此书，实别有机缘，主要与两位先生有关。
其一是业师唐长孺先生。唐先生是1981年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士学科点导师，却迟迟不肯招博士生，据称其理由是他自己都未曾读博士。当时“文革”后招收的首批硕士生毕业在即，八位师兄中固然有“文革”前大学毕业、读研前已有论著问世者，如张弓、李文澜诸兄，同时也有五十年代出生的王素、黄正建诸兄，其中有委婉提出想继续跟随唐先生读博士的，但唐先生说，该教的我都已教给你们了，你们出去工作吧。唐先生不肯招博，住唐先生楼上、号称“哈佛三剑客”之一的吴于廑先生也陪着不招。时至1984年，武汉大学相关部门领导登门劝说唐先生招博，称博士点三年不招即有取消之虞，而且吴先生也因之不招，则历史系两个博士点或将全军覆没云。兹事体大，唐先生终于同意招博。而当时译者行将硕士毕业。唐先生认为中国中古史研究要在理论上取得突破，须与西方中世纪史作比较研究，故招博考试科目中有“西欧中世纪史”，请吴先生命题，试卷即复印吴先生手书考题。唐先生终于招博的消息传出，慕名报考者众，及知要考此科，或知难而退，或临场放弃。译者因本科时选修过几门世界史课程，包括历史专业英语和德语，故决意报考，不料最后竟成为硕果仅存的考生，被侥幸录取，实与此门考试科目有关。唐先生又强调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在许多领域领先于我国，研究上要创新，首先须深入了解、充分利用日本学者的成果，他希望所在之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的研究生，都要通晓日语，故所里专门延请外语系的张葆华老师为我们开日语课（同时还延请了经济系的经济史专家尹进教授开《资本论》研读课）。报考博士我选的是修习未久的日语，即因此故。专业考试科目“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试卷中有一道50分的大题，大意为日本学界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时代性质有哪几种主要观点，各有哪些代表性学者，其所持主要依据为何，你认同哪种观点，为什么。博士生录取后唐师当面告我，这一题我答得极差，并嘱我务必下苦功夫学日语，以期全面、及时掌握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读博期间，由于唐师只招了我一人，外语课之外（时无政治理论课），其他专业课程就是每周半天到先生书房受业，汇报读书进度、心得，请疑问难。先生兴之所至，往往谈及各种学术问题或学术史掌故，可能是针对我的知识结构，以评介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多。唐师藏书中有大量日本同仁（及港台学者）的赠书，多为图书馆所无，唐师谈到某位日本学者，即命我从书架取出其论著，具体指授要义，有的还要我带回精读。
唐长孺
唐师多次提到日本学者在敦煌学、佛教史、法制史等领域的研究，不仅领先于我国，而且独步于世界。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唐师讲到仁井田陞早在三十年代即与牧野巽合撰长文《〈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1931，汉译本约16万字），考定《唐律疏议》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新颁《开元律》的律疏，而非历来所认为的高宗所颁《永徽律》的律疏。此说在日本学界已成为定论，但长期以来我国不少学者对此文及其价值缺乏了解，直到近年华东师大杨廷福教授发表《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1978）反驳仁井田说，指出唐代律疏的“撰定”仅有永徽四年一次，开元二十五年不过是“刊定”即部分修订而已，方才引起日本学者重视。杨说虽不足以全面否定仁井田说，但这迟到的回应和对不无理据的订正，毕竟为中国学界挽回了一点面子。唐师又谈到仁井田氏1933年出版《唐令拾遗》时，年仅29岁，此书迄今仍是唐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这部千页以上的鸿篇巨制，从中日古代典籍广泛搜罗、复原唐令715条，约相当于原唐令的一半，其中从日本古代律令以及新发现未久的敦煌文献中所收集的唐令佚文，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唐师还谈到一件事，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拟编写中国法制史方面的书籍，聘请的作者却是日本学者（此事具体情况不明，惜当时未曾细询）。总之，我对仁井田氏其人其学的粗浅了解，乃至对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兴趣，即得益于唐师的教诲和启发。唐师督促我学习日语姑且不论，因要备考“西欧中世纪史”而恶补相关知识，对于翻译深受德国法制史研究传统影响、同时以比较中西法制史为特色的仁井田氏此书，亦不无裨助。
其二是日本的谷川道雄先生。1980年11月至次年3月，9-10月，唐先生先后应邀客座京都大学研究、讲学，出席学术会议、访问东京大学，此后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和日本同行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当时的京都历史学派，除了第二代代表人物、元老级权威宫崎市定之外，最活跃的是第三代人物川胜义雄、谷川道雄、砺波护、吉川忠夫等先生，他们都是六朝隋唐史专家。其中川胜、谷川二氏所创“豪族共同体理论”，在国际汉学界影响极大，而中国学者却疏于了解。唐师给我开出的日本学者论著目录中，就包括川胜、谷川二氏的代表性著作，以及他们领导的日本中国中世史研究会所编论文集，书皆借自唐师，每本克日读毕归还，汇报心得后再借下一本。博士三年级上学期（77级本科及研究生皆冬季毕业）末的一天——1987年6月3日，以谷川先生为首的日本六朝史学者代表团，和以唐先生为首的武汉大学历史系、三至九所师生，在武大共同举行了题为“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的学术研讨会。
[日]谷川道雄
会上武大学者皆循资格依次发言，卢开万先生发言之后，唐先生突然指名要我发言。我当时提交了一篇长达一万五千余字的论文，题为《略评日本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的共同体理论》，其中对谷川先生所论贵族之“轻财好施”“自我规制”在克服阶级矛盾、维持共同体方面的作用，提出了质疑，谷川先生即刻作了答辩，双方往复论难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日方学者所作的“座谈会记录”称：“牟发松博士生站起来，就‘共同体理论’同谷川团长进行了磋商，因时间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有待于今后通过书信往来进一步解决。”可以推想当时译者无知者无畏、偏激固执的发言状态。而谷川先生在回应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性、平等、宽容与优雅，不仅深深感动了译者，也给在场所有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尤其能体现先生大师风范的，是译者这篇与其立异的肤浅之作，还被他收入所主编并在日本出版的论文集，以存其中一得之见。此后译者在学术研究中得到谷川先生多方面的指教和关照，并在其倾力帮助下多次赴日研修、出席学术会议。谷川先生自称“中国历史是我的情人”，他正是带着满腔的挚爱，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了中国历史的研究中，通过与先生的长期交往，译者亲身感受到了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深情，领受到为学为人方面的无尽教益。
2004年，译者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未久，在筹办“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际，谷川先生闻讯后主动提议所在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与历史系协办此会，予以慷慨资助，并亲率中村圭尔、东晋次、葭森健介、福原启郎等日本知名学者，组成豪华阵营与会。适逢先生的名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译本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古籍社决定将该书的首发式放在研讨会上进行，同时作为会议协办单位参会，亦对会议解囊相助。赵昌平总编、王兴康社长、该书责编蒋维崧编审一行亲临会议，发表高论。赵主编是著称的唐诗研究权威，他在会议上的报告《原理、思辨与势——〈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读后》，对谷川著作的评价高屋建瓴，直中肯綮。他指出谷川先生大著主要是北朝史研究，隋唐帝国的形成实为北朝历史发展的“结穴”，这种本源式研究的取径与陈寅恪先生的两部唐史“论稿”异曲而同工，如果“就题论题”，“惮烦做艰苦浩繁的溯源工作”，“结果只能是死于题下”。本源式研究实亦赵先生研究唐诗的夫子自道。在会议开幕式的致词中，赵先生认为就“‘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汉唐史研究而言，制度史的研究尤其重要”，谷川著作正是以制度特别是兵制的演变为线索，而且“并非一种单纯的制度史，而是将制度作为国家中各阶层人的意志与行动的复合物来探讨”，从中揭示出隋唐“国家形成的原理”。赵先生对该书研究理路及其特征的揭示，深得谷川先生认可，戏称赵先生是自己为数不多的学术知音之一。
赵昌平
正是在华东师大访问讲学、出席会议期间，谷川先生拜访了古籍社，与赵、蒋诸先生商议确定了“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这一意义重大的出版计划，并由谷川先生选择推荐了一批代表日本中国史研究水准的著作。他还和古籍社一起物色中译人选，并就中译本版权事宜分别同原著的出版商及著作权人联系、磋商。前此刘俊文先生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谷川先生是六位日方顾问之一（唐长孺先生则为六位中方顾问之一），而促成《选译》之“编译出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则是谷川道雄先生（刘氏为《选译》所撰《编者识语》）。《选译》所收为日本学者的重要专题论文，古籍社“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所收则为日本学者的代表性专著，二者在选题上相互交错，并行不悖，内容上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译丛”的策划、运营及顺利出版，谷川先生功不可没，同样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谷川先生曾要求我从“译丛”书目中选择一种翻译，我自然乐于从命。当时我对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和仁井田氏《中国法制史》两种最感兴趣，谷川先生则倾向我翻译后者。他特别强调了仁井田氏在中国法制史领域的卓越成就和崇高地位，又谈到仁井田氏研究成果极为繁富，而此书篇幅不大，却可视为仁井田氏法制史研究的集大成和浓缩。后承蒋维崧先生示知，增渊氏著作的中译，已为留学日本多年、且于增渊氏著作有专深研究的东京大学博士吕静女史承接，因此译者最后选定了仁井田氏此书。待翻译完毕，始领悟到此书尽管在历史分期上与谷川先生相左，然而其研究取径极其符合谷川先生确定的选书标准，即“在开阔视野下关注社会与人文，或运用新的方法和理论并在实证研究中取得成果的著作”（谷川先生为“译丛”所撰《总序》），而这正是仁井田氏著作和谷川先生论著的共同特征所在。
以上述说译者翻译仁井田氏此书的机缘、本末，连及与此译事有关、于译者学恩深重的唐、谷川二位先生，油然而生的缅怀感念之情难以自抑，不免行文枝蔓。今年（2018年）五月，满腹才学、温文风雅的赵昌平先生亦偕其道德文章匆遽仙去，新知旧雨不胜悲恸之至。上文由仁井田氏此书谈及“日本中国史研究译丛”，追怀为“译丛”出版作出决定性贡献的谷川先生、昌平总编，或亦属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转载自《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