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拾贝】张书林：又是一年芳草绿 / 开普饭

又是一年芳草绿

————节选自张书林自传《走过荆棘的旅程》

文/张书林

春回大地，又是一年芳草绿。长白山上的野花，现在一定在吐露芬芳吧？松花江的水，现在一定又淙淙地奔向了远方？“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改革的春风已将乡村贫苦的旧貌换了新颜，丰衣足食的农村老人在孩子的环抱中无忧地安享晚年。但是，现如今，生活好了，我的母亲又在哪里呢？她有没有想我们？夜晚，很深刻，却读不懂我追忆往事的忧伤。我不得不独自宽慰自己：我们既然要承担命运的欢乐和骄傲，我们就能去承受命运的苦痛和孤独……

1977年，秋。那一年，我考上了花园公社驻地的靖宇第二中学。那时母亲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无情的命运把她双腿残余的一点力气完全抽走了。平常她只能无力地躺在炕上，靠深深浅浅的记忆来打发昏迷的时光。只有当她感到五脏六腑被剥离一般疼痛，自己不得不用筋脉突兀的老手紧紧地抓着被子来抵御疼痛时，她才又重回到不堪的现实。晚上，我常常听到母亲在梦中被病痛折磨得痛苦呻吟，作为母亲的儿子，我只能在黑夜里束手无策地看着她，背过身子听着她隐忍的痛苦声音，痛恨自己不能为母亲承担一丝一毫的病痛，泪水滂沱。

白天我和三弟去上学，小弟去放猪，母亲自己一个人在家，这让我始终放不下心：她这一天将会怎样度过，她有时下不了炕了，渴了怎么办，谁会给她拿水喝呢？那时候，我虽然是班长兼班里的团支书，但我每天没有更多的心思去读书，跟母亲比较而言，学业和理想根本就不重要了。我天天盘算着下午放学要赶快回去，要早一点回家，推着母亲去医院看病。

学校操场上，看门老汉敲打着放学的铃铛，校园里“叮叮当当”放学铃声响起，像其他厌学、想要逃离学校的孩子，我这个学习尖子生也抓起书包，一溜烟儿跑出教室，风一样飞奔在蜿蜒起伏的山路上。

我必须赶快回家，家里有疾病缠身的母亲！我的大脑飞速运转：如果走人工修葺的沙土公路，从学校到我家少说得二十多里，我得走上半天。如果抄山间小路，虽然路坑坑洼洼，但路程至少节省一半，这样可能会更快一些。为了尽快到家，我便选择山路，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疾行。每次走到半路，我都会感觉头很涨，胸口生疼，腿也抬不起来，全凭毅力听着大脑发出清晰的指令，脚下的步子一刻不停地往前拔……头皮冒着热气，汗水顺着一绺一绺湿漉漉的头发落在脚下，脸上汗水横斜也顾不得擦，淌进嘴里，又苦又涩。

我多想躺在平地上，哪怕烟尘弥漫，我多想摊开四肢放松歇一歇！母亲昨夜痛苦的呻吟浮荡在我的耳边，远远近近，隐隐约约，抽得我心里一阵一阵紧，我不由得加快脚步，将在公路上骑自行车的同学远远甩在了身后……

我的母亲，多么善良、勤恳、朴实的一个人啊，为什么让她这一生遭受这么多罪？我问天，问地，问后山，我咆哮，我质问，我愤怒，我把胸中所有的彷徨与呐喊全部抛撒后山，那些声音随着清凉的山风呼呼作响，回音穿越山谷，回荡天边。山静默着，久久地注视着我，像天际温暖的星光抚慰我，平息我心中的怒火……于是，我一次次回到家，眼神困倦而坚毅。每次我用手推车推着母亲到医院，看着医院里的大夫忙碌而专业地为母亲注射、开药，我总是天真地想象，并用这想象宽慰自己：母亲的病总有一天会好起来，这次吃了大夫开的药，母亲一定会好，这次一定行！就这样，发自心底的这种微茫的期望，支撑我不知疲倦地推着母亲在医院和家两点之间来回奔忙！

贫困与病痛交加，母亲的病越来越严重。

全村静悄悄的，秋夜的露水把大地万物腌渍得蔫儿了吧唧，没有一丝风愿意去摇动它们。一切都沉浸在雾中。我让两个弟弟先睡，就在我迷迷瞪瞪快要睡着时，母亲的呻吟断断续续传来。我赶紧醒来，打开灯，只见母亲沉睡的眼皮在灯光下微微战栗，嘴巴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我大声呼喊着母亲，她迷迷瞪瞪着急想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我既无助又害怕，我不敢往坏处想，赶紧叫醒三弟，让他和我一起把母亲拉到公社医院。当时人们尚在睡梦中，我急急忙忙来到邻居家，喊开大门，借来地排车，推回家在车上铺了一床被子，急忙和三弟把母亲搬到车子上，收拾妥当，我们两个推着母亲赶紧往医院赶。

满地都是被秋风扫落的叶子，抬头望着前方，群山连绵，一眼望不到尽头，我们一边使劲往前推着车子，一边叫着：“娘！娘！”急切的声音飘荡在上空。我们唯恐母亲昏过去，从此再也醒不过来。听到母亲含混的“嗯嗯”的声音，我们的心里才有了着落。

盘山路蜿蜒曲折，是一个高大的上坡，我们兄弟俩与其说是在走路，不如说是在山路上爬。为了防止车子滑下去，我和三弟坚持一步一步沿着斜坡走S形，我在前面扶着车把手往上拉，三弟就在后面扶着车身使劲儿往上推，大风捶打他，寒冷侵袭他，他丝毫也不放手，看到三弟柔弱的身影随风微微摆动，我觉得他真像后山山崖边上一棵脆弱而坚韧的野草啊！

我们当时年纪小，没有多少力气，也不懂得驾车的技巧，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出蛮力抬着车子往前走啊！兄弟俩累得实在爬不动了，咬牙坚持到坡顶，两个人就停下来稍微歇一歇。三弟摸摸母亲的脸，再握握母亲的手，还是温热的，听着母亲微弱的呻吟，我们便有些放心了。但我俩也不敢多休息，晨光熹微，东方天际逐渐显露出深色红晕。下坡路好走一些，步子也迈得快了。就这样，我们兄弟二人拉车走了二十多里山路，终于在天亮之前推着母亲来到花园公社医院。医院有一位姓崔的大夫在值班。她先翻了翻母亲的眼皮，再用听诊器听听母亲的心脏，又给母亲开药打了一瓶吊瓶。

黎明的第一缕曙光微微洒向大地，冻了一夜的小草重新振奋了精神，轻轻舒展着自己细长的叶子。母亲醒了。她缓缓地睁开眼睛，见我和三弟都在，嘴唇翕动，却仍说不出话来，只能“啊啊”地叫着，两条瘦长的胳膊在空中乱抓着什么，她越想着急表达，结果就越表达不出来，她愧疚地流着泪。我明白母亲的心思，我们走过去抱着她的头给她拭去眼泪，我们在她的耳边轻声安慰着：“娘，你别急，没事了，大夫再给你打几针就好了！”母亲不再出声，只是用含泪的眼睛呆呆地注视着我俩。

为了不耽误治疗，大夫建议我们为母亲办理住院手续，如果不住院恐怕会有生命危险。但母亲要想住院，前提是得在住院前先把押金交上。

崔医生量了量母亲体温，说：“小伙子，你们赶紧去交钱吧，你们母亲的病不能再拖了，不交钱是不让住院的！”

家里早已一穷二白，哪里还有钱住院治病呢！想到这里，我急得直流眼泪，不知该如何是好。我向崔医生哭诉家里的实际状况，但崔医生也只是同情，没有办法。于是，我赶紧跑到学校，找花园二中的老师，但也只借到八块钱，可这些都不够药费啊，更别谈住院了！见此情形，崔大夫只好带我们去见医院院长。

见到院长，我和三弟一下子给院长跪下了，我们哭着说：“院长叔叔，求求你了，求你想想办法帮帮我们救救俺娘吧！叔叔，求求您了，想办法帮帮我们吧！”

院长赶紧把我们二人扶起来，仔细询问详情。我向院长说明了家里的具体情况和母亲的病史。院长听后唏嘘不已，深表同情。他沉吟片刻，叮嘱崔医生一定要先给我母亲治病，然后又对我们哥儿俩说：“孩子们，你们现在马上回村里，去找村支书给你们开一个贫困证明，我们医院可以根据国家现行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给你们母亲减免医疗费。”这真是个好消息，我和三弟感动地对院长千拜万谢。

告别院长，我对三弟说：“三弟，你好好在医院陪母亲吧，我现在马上回村里开证明。”

弟弟点了点头说：“哥，你放心吧，我在这里守着咱娘！”说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哥，你能不能回来之前从家里带一个菜饼，我饿了！”

忙活大半天，我这才注意连昨天的晚饭弟弟已有两顿没吃了，再加上劳累了一夜，弟弟本来身子骨就弱，这下可怎么受得了啊！我暗暗懊悔自己粗心，望着三弟，我心疼地说：“好弟弟，你先在这里等着，我回家开完证明就给你带干粮过来！搁这儿等着啊！”

“行，哥，你去吧！”三弟没有再多说什么，但他语气是那么坚毅，那么刚强，那年，三弟才13岁。

我出了病房，走到拐角转头看到三弟紧紧握着母亲的手，他头发凌乱，面颊苍白而瘦削，他的眼睛是那么黑，那么亮，那么大，他认真而关切地一会儿看看母亲，一会儿看看吊瓶……

就这样，在院长和崔大夫以及村支书的帮助下，我母亲侥幸从鬼门关绕了一圈，捡回一条性命。

为了给母亲治病，我和三弟费尽心思积攒每一分钱，去后山采山货，拾破烂，到处打零工。三弟跟我一样半工半读，可他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每次期末考试他在全年级都独占鳌头，我真为他感到高兴和骄傲。可等他上小学三年级，家里的负担实在太重了，而且他的功课不能再耽误了，我便主动退了学。三弟为我感到惋惜，几次三番劝我不要半途而废，但现实处境由不得我多犹豫，三弟才是个读书的好苗子，他生来就是读书的。我只能故作轻松劝他好好学习，替我们争口气，我常跟他说：“弟弟，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你是个学习的好料子，别辜负了我的心意！”

从此以后，三弟在学习上更勤奋了，因为成绩优秀，他连连跳级，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每次年级排名，他都能和第二名拉开相当大的一段距离。

我不上学的第二天，学校的老师、领导就来找我，他们打算好好劝劝我。可一进我们家门，他们就都惊呆了，没想到还有人活得如此窘困。家徒四壁，炕上一床薄棉被，看不出颜色。见此情形，他们准备的劝解的话几乎全都咽回去，张口说出的全变成了安慰的话，他们跟瘫痪卧病的母亲连连夸赞我们哥儿俩懂事，让我母亲放心，老师们陪我母亲聊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我把老师送到大门口，老师转身把随身带的所有钱都拿出来塞我手里，情不自禁地叹口气，摇摇头，心思沉重地离开了。

人穷志不能穷。退学后，我想方设法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挖空心思多赚点钱，供应我两个好弟弟顺利读书上学。现实处境就像一个大泥沼，越陷越深，越挣扎越难脱身，但束缚自己的往往是自己的心，当心画地为牢，生命其实已了无生机；不要绝望，更不能放弃，坚定地依靠自己活下去，只要自己还能在雷鸣电闪中对着天空张开双臂，早晚有一天，你就能飞翔。

我冬天去抚松县卖柴火时，认识了付县长的妻子，她的眼睛笑眯眯的，笑起来脸上有两个小酒窝，因她姓顾，我亲切地喊她“顾大姐”。顾大姐得知我的遭遇之后，非常同情我的不幸经历，为了减轻母亲的病痛，她帮我牵线认识了抚松县药材公司的陈经理。

出于礼仪，第一次见面，我就从后山上挖了一些山野菜送给陈经理当作见面礼。见多识广的陈经理居然也不嫌弃，还一个劲儿地夸我懂事尊礼。他得知我的家庭状况后，禁不住夸赞我是一个孝子。陈经理跟药材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我跟他一讲母亲的病史，他心里大体就有了数，每次在进药材时，他都会帮我留心，好几次帮我特批，卖我一些中成药用于治疗母亲的病，这些药一般药店买不到，母亲吃了很有效果，那可真是救命良药啊！

为了给母亲补养身子，我还找到我们公社供销社的王主任，向他陈述家境，央求他批我一些白糖和白面。王主任也是非常同情我的家庭遭遇，他把自己的指标让给我，帮我顺利批了一斤白糖和两斤白面。要知道，这些东西在当时仍是凭票供应的，那可是紧俏货啊。我在去之前压根没有指望王主任会帮助一个无名的穷小子，但我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后来，村干部到我家跟我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可以申领国家救济金。为了寻求民政部门的相关救助，我独自一人步行了九十多里山路，到靖宇县民政局求助。我的陈情和努力最终打动了民政局的领导，他们批准我的请求，并立刻联系公社领导，批给我一百元的家庭救助金。我牢牢攥着这一百块钱，连声说“谢谢，谢谢”，除了谢谢，当时我激动得再也说不出话来，我忘了自己怎么走出的民政局，又怎么回的家。我记得那天直到夕阳西下，我还站在门口，默默流泪……我抬头看看天，冉冉的太阳已经又升得很高很高，沐浴在蓝天阳光下，真是温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