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新华百货人
《口述宁夏》 讲述宁夏人自己的历史
新华百货的前身—新华街第一百货门市部,那时我们都习惯叫“新华百货一”。尽管那时在平房里的商店不是太大,栏柜间的距离有限,但是只要进到商店里,就会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这种感觉来自商店里的售货员。这里的售货员服务态度好,见人面带微笑,哪怕是只花一分钱买一根针,她(他)们都会为你热情的服务,让你“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说到“新华百货一”的售货员,就不能不提到吴菊英。
吴菊英,上海人,58年支宁来到银川,是“新华百货一”的售货员。吴菊英的服务态度好,对人热情,后来是劳动模范,曾被西北局树为标兵。
记得那时门市部里贴有横幅,意思是赶超吴菊英之类。好多人都到门市部去,花一点钱买点儿东西,主要是想看看吴菊英,看看她的服务态度到底好不好。当然,最后的结果都是满意而归。
我的童年是在银川度过的。小时候,我也经常到新华百货一去买东西,也曾去看过标兵吴菊英。
文革中,吴菊英受到冲击。70年代初小吴调到了药材公司(当时药材公司归百货公司领导)。
我就是在药材公司的鼓楼门市部(那时叫药材西一部)认识的吴菊英,并且有幸和她在一班共事。
有几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记得小吴(当时我们都这么称呼她)刚来时,我听说她很特别,是因为她家夏天做饭的炉子烧煤球都是按頓数着数烧的。
那时工资是不高,商业上的工资更低,一级工的工资在工厂是42.5元,在商业则是40.50元。
小吴的生活并不富裕,一家四口人每月工资100元左右。那时我们最盼望的事就是调工资。
后来又听说,在以前一次调工资的时候,她竟把名额让给了别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年,小吴不满周岁的三儿子生病住院。我和同一班的朱惠珍去看她。
听说孩子需要输血,小朱说:我胖,身体好,抽点血没关系。我也表示愿意输血给她儿子。
小吴坚决不同意,说怕影响我们的健康。在她的坚持下,我们俩到底没能输血给她儿子。
在和小吴交谈时,她说过这样一件事:刚到新华百货一时,一次一个男青年让售货员给拿一个胸罩。
当时的银川还很封闭,年轻人去买胸罩都不太好意思。
售货员给他以后,男青年又问,“怎么用啊?”售货员是个年轻的姑娘,站柜台时间不长,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到女售货员的窘态样子,男青年越发来劲了,手举着胸罩,嘴里说着“怎么用,到底怎么用,你说,你说呀”。
在邻组的小吴看不下去了。她走到男青年面前,从他手里拿过胸罩,说:“来,我教给你怎么穿!”
想闹事的男青年一看有人过来帮忙,又看到周围的人鄙视的目光,赶快溜走了。
小吴说,其实我也不好意思,可看到那人实在太欺负人了,就什么也顾不了了。
小吴调到药材西一部,分配在草药组里抓中药。
这个活儿的技术性很强:首先要认识中医师书写的处方中的草字,还要认识各种中药饮片,记熟近百个中药斗子的位置。
对她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很短的时间里,她拿下来了。
当时中药很缺,有时配齐一副药要跑好几个药店,有时银川市的四个药店都跑完了还是配不齐一副药。顾客为此经常冲我们发脾气。
在几年共同工作的时间里,我从未见过小吴发脾气。
即使因为配不齐药,顾客用非常不好听的话说她,她也非常生气,有时甚至气得嘴都在抖,她依然不会向顾客发火,仍旧一句、一句心平气和的给顾客做着解释。
她和我说过,生病的人心里着急害怕,药配不齐,就会影响治疗结果,这是关系到他或他的亲人生死的大事。
其实我也很着急,非常想帮他们,可是没有药,我也实在没办法。
他们冲我发发脾气,出出气,也是能理解的。要体谅他们。
还有一个人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她叫朱亦仪,浙江宁波人。17岁时瞒着父母从家里跑出来,参加支宁大军。
65年老百货大楼开业,从大红门抽调到老大楼卖毛线。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长着一副娃娃脸,不太爱笑。
我到西一部时,只有17岁。领导安排我俩各负责一个班的收款。
交班前,小朱就把各组的售药卡上的钱数统计好了。
交接班时,实际收钱数和卡相符时,她会看着我把钱一张一张数好,放在装钱的抽屉里;如果钱和卡数不符,她会把各组的卡从头到尾再用算盘打一遍,从各方面找原因,直到账款相符为止。否则绝不回家。
她对自己是这样,对我也是这样。那时“一打三反”刚结束,营业员还心有余悸,见钱都躲着走,生怕万一钱少了找自己的麻烦。
其实集中收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想出来的办法。小朱对我的帮助,除了业务,更主要的是对我的信任,并建立了我俩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
这很重要,尤其是在商业工作中。
我当时刚参加工作,什么都不明白,小朱就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教我,算盘打不好,她就叫我用两种方法练习,一个是把625连加十遍,直到结果是6250;另一种方法是先打出123456789,然后见几打几,连加十遍以后,结果仍然是123456789,只是进了一位。
1972年,我参加了共青团银川市商业局百货公司代表大会。
这是文革以来百货公司召开的第一次团代会。大部分人都是69年以后学校分配到商业上的老三届中68级的毕业生。
除了调出去的人,留下的人基本上都成为各部门的骨干。
会后,我们在老大楼的楼顶上合影,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2001年,我参加了宁夏大学和首都经贸大学合办的企业管理研究生班,花名册上有新华百货的徐鸣凤和邓军。
在几年的上课学习时间里,她们总是按时到校,在班上从不张扬,甚至课间从未听她们大声说过话。
如果不是花名册上有她们的名字,电视和报纸上经常出现她们的影像,你绝不会想到她们是谁。毕业时才听说,邓军做完大手术时间不长。
前些年,我的外甥女回家了。
她是售货员,在新华百货工作了二十多年。她和我说,回家了,如果我还想工作,可以到任何一家商店去上班。只要你在新华百货站过柜台,商店老板都会欢迎你。
这就是我认识的新华百货人。他们都是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创出了品牌。
她们做着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切身的事业。
文章作者系宁夏医科大学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