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统计学用于《史记》研究——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访谈录（四）
张建安：研究《史记》，除了制作表格外，您还用过什么法宝？
张建安：请您解释一下“续、补、窜、附”。
张大可：这是今本《史记》与《史记》原书相比较而言的。关于《史记》原书，司马迁在的《太史公自序》中有明确的概括：“凡百三十篇，526500字，为《太史公书》。”而今本《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我当时统计了一下，为555660字，那么多出来的字数可能就是刚才所说的“续、补、窜”。续，是褚少孙续史篇目；补，是后来的好事者补亡篇目；窜，是后人抄读《史记》窜入的文字。附，是司马迁在太初以后附记的文字。
张建安：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张大可：这本身就是研究和考证《史记》的过程。要搞清楚今本《史记》是否还能保存司马迁《史记》原貌。
张建安：这确实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今本《史记》无法保存《史记》原貌，那么今本《史记》的价值就必然受到怀疑。请您谈谈具体的考证过程和研究结果。
张大可：这方面已经有人做过考证和研究。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崔适、余嘉锡等人。我的办法，是先汇总已有的成说，包括崔适、余嘉锡的说法，假定29篇是伪，假定10篇全亡，包括梁启超等人在他们的论著中提到的《史记》中的伪书段落，全都假定成立，全都做出统计字数来。
当时没有电脑，也没有别的捷径，我仍然用笨办法和死功夫，一个一个地数字，以三个字为一组，数到一百就是三百字，用铅笔在点校本字旁写下“1”，再数一百，写“2”，以此类推，数完一篇将总字数记在篇末。《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另作统计。续、补、窜、附分别统计。然后将统计数字排比分析，反复引用各家之说调整续、补、窜、附。最后将全书的字数用司马迁制表的方法，也做出图表进行比较。
得出的结论是：
今本《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字数为555660字。
其中，褚少孙续史12篇，字数是25055字；读史者增窜10篇，字数4839字；好事者补亡4篇，字数16878字；续、补、窜合起来总计46772字。
由于补亡中的《律书》是好事者从《历书》中分出来的，有2555字，所以这些字不能算作《史记》多增加的字数。计算时就应该补回去。
最后的结论，今本的存真字数为：
555660 - 46772 + 2555=511443
则《史记》的残缺字数为：
526500—511443=15057
为原书的2.8%。
也就是说，《史记》有97%以上的原文流传至今，基本上保持了原貌。
我出版的《史记全本新注》，便采用了这一成果。并用不同字体字号的排版技术，区分了《史记》的续、补、窜以及司马迁太初以后附的内容，以便读者参考。
张建安：您把统计学的方法用在了《史记》研究中。这让我想到周有光先生，他本来是学经济的，后来转行，研究并主持制订汉语拼音，得出很多成果，其主要突破就是采用了统计学的方法。您当时有这方面的意识吗？
张大可：我没有想过统计学，只是这样去考证了。
张建安：这样一来，您其实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下，用科学的方法，已经得出不同于前辈名家的结论。这样是不是很快就有研究论文写出？
张大可：我当时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写成论文，只是记录了许多自己思考的疑点，留下读书过程摘要的文献资料。20余年后才写成系列论文发表，后又收在《史记研究》论文集中。
张建安：这个时间跨度够长的。不合常理。您不是说当时尝试写了一篇论文吗？
张大可：我是试着写了一篇《也谈司马迁的生年》的论文，在论文中支持郭沫若的说法。不过1980年我在兰州大学开《史记》课重新整理时，改从王国维的说法。那么这篇失败的习作也就被废弃了，没有整理发表。
张建安：您间隔20多年没有发表论文，是不是跟当时的环境有关？
张大可：当然有关。因为很快就到“文革”了。不过在“文革”爆发之前，我还是完成了第三阶段的学习。在1963年秋季开学到1966年初的两年半时间，除去一年零三个月的“四清”运动，有一年多的时间，我都把课余时间全部用于读《史记》了，而且上升到了研究的层面。就是带着课题读《史记》，各用半年多时间作了两方面的工作。其一，继续1963年暑假研读《史记》的兴致，巩固、提高、蓄势，集中思考《史记》断限、《史记》疑案等问题。比如司马迁生卒年、太史公释名、《史记》的残缺与补窜等问题。而且做了一些札记，为20年后撰写《史记》的相关专题论文打下了基础。其二，规划编写一本《史记》论著，研究的课题是《史记论赞辑释》。《史记》中不是有130篇的“太史公曰”吗？《史记论赞辑释》就是注释和评析这些内容的。在1965年的下半年，我还耗时一个学期的全部课余时间，完成了《伯夷列传》、《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三篇的注释和翻译。可惜，到1966年“文革”爆发，我的《史记》研读便中断了，尘封15年后，等我重新回到大学校园，在兰州大学开设《史记》课后，我的研究《史记》的成果才陆续产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