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孔子为释迦出一口气？——梁漱溟在北大执教期间

1916年，梁漱溟向蔡元培请教，不料蔡元培竟让他到北大当老师，教印度哲学。梁漱溟虽然应聘，但由于他尚在司法部任秘书，一时无法脱身，便推荐许季上代他授课。1917年后半年，许季上大病，自暑假后开学便未上课。而梁漱溟也因政局变动不再是公务员了。蔡元培于是催促梁漱溟到北大就职，梁正式成为北京大学讲师。

应聘之前，梁漱溟就对北大校长蔡元培、北大文学院院长陈独秀说：

“我此番到北大，实怀抱一种意志一种愿望，即是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自述》）

为什么这么说？

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陈独秀、胡适等人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主张全盘西化，同时贬抑东方文化。北京大学中有很多讲旧学的教授，他们虽然对西方文化不屑一顾，自己的研究却完全脱离现实。所以，当《新青年》杂志发表文章质问他们旧学的价值何在时，他们说不出个道理。梁漱溟感觉到这是一个需要中国人急切解决的大问题，就说：

“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讨一个解决。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迫！”（《值得感念的岁月》）

梁漱溟当时有这种认识，便要一步步解决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与他的讲学内容、思想变化及时局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他既然受北大聘请，为学生讲授印度哲学，则首先必须负责任地讲好这门课程。刚讲学时，他用的是许季上原有的讲义，并做了些增订。许季上的讲义是“参酌取材于日本人书三四种、西洋人两三种而成”（《印度哲学概论·第三版自序》）。梁漱溟在讲课的过程中，察觉到其中的缺点，即与学生的思想隔得太远。老师讲是讲了，学生听是听了，但讲和听都比较勉强。学生只是听到了现成的说法，好象懂了又好象不懂，勉强记诵，效果自然不好。梁漱溟这个凡事“较真”的人，当然容不得这种现象，于是决定自己来写讲义。一年之后，梁漱溟写出了《印度哲学概论》，其特点是：“取问题为本，先了解问题，则彼其一言一句咸可得味矣。既以问题分讲，则各宗略史不能不别为记述。故先于第一篇叙之，并稍说对于印度哲学大体之观察。”（《印度哲学概论·序》）如此一来，老师是带着问题来讲，学生是带着问题来学，老师对问题解答时又建立在切近的观察、思考与消化之后，所以便能将这门深奥的哲学讲得尽可能的浅显，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梁漱溟此时不仅是印度哲学的讲授者，而且是身体力行者。从1911年到1920年前，是梁漱溟“志切出家入山之时，虽以老父在，未即出家，而已守佛戒茹素不婚”（《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像这样的老师，实属罕见，自然吸引了不少学生。所以，在梁漱溟的记忆中，“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似仍不少。”（《值得感念的岁月》）

此时的梁漱溟虽过着佛教徒的生活，但关心国事、凡事认真的生活态度没有改变。他的意思：

“不到大学则已，如果要到大学做学术一方面的事情，就不能随便做个教员便了，一定要对于释迦孔子两家的学术至少负一个讲明的责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绪论》）

面对中国掀起的学习西学摈弃旧学的潮流，梁漱溟保持着一贯的独立思考的态度。他不轻易肯定，也不轻易否定，他觉得只有真正了解情况后、真正有了自己切实的判断后才能够有发言权。

1918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刊登一个广告，征求研究东方学的人。他在广告上写道：“据我的看法，东方化和西方化都是世界的文化，中国为东方文化之发源地；北京大学复为中国最高之学府；故对于东方文化不能不有贡献，如北京大学不能有贡献，谁则负贡献之责者？”（《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绪论》）在这个时候，梁漱溟自身的生命状态及思想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当时，他的寡欲生活与生命自然生长产生的情欲，两者之间形成巨大的冲突，使梁漱溟出现思虑呆滞、非常难受的状态。他的思想上出现困惑，而外界的刺激又促使他翻阅以前根本不愿去看的孔孟之书。而一翻开《论语》，梁漱溟发现了孔子的真价值：“特使我思想上有新感受者是在《论语》。全部《论语》通体不见一苦字。相反地，劈头就出现悦乐字样。其后，乐之一字随在而见，语气自然，神情和易，缕指难计其数，不能不引起我的思寻研味。卒之，纠正了过去对于人生某些错误看法，而逐渐有其正确认识。”

梁漱溟以前极端认同“人生本苦”的观念。但看了儒家经典后，他的身心为之大变，生命和思想均得到了升华：

我觉悟到欲望之本，信在此身，但吾心则是卓越乎其身而能为之主宰的。从而吾人非定然要堕陷纠缠在欲望里……

人非定纠缠于欲望，则亦非恒在苦中而已耳。儒家之乐又何自来乎？前说“所欲得遂则乐，所欲不遂则苦”者，应知是片面之见，未尽得其真际。苦乐真际视乎生命之流畅与否。一言以尽之：生命流畅则乐，反之，顿滞一处则苦。说苦乐之视乎其所欲遂不遂也，盖就一般人恒系乎外来刺激之变换以助其生命流畅者言之耳。外在条件长时不变，其乐即转为苦矣；此不难取验于日常生活事实者。人们欲望所以层出不穷，逐有增高者，正为此也。有道之士——得乎生命自然流畅之道者——更不须待外来刺激，固可以无时而不乐。（《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

有了这些觉悟，梁漱溟的生命进入了新的阶段，受益无穷。他有了切身的感受，就更不会苟同于别人菲薄孔孟的言论。

当然，他也要认真了解那些新言论，看是否有可取处。他翻开《科学与人生观之论战》，一读之下，发现了不少毛病：“科学派说反科学派所持见解不过如何如何，其实并不如此。因为他们自己头脑简单，却说人家头脑简单；人家并不如此粗浅，如此不通，而他看成人家是这样。他以为你们总不出乎此。于是他就从这里来下批评攻击。可以说是有意无意的栽赃。”（《如何成为今天的我》）这样一来，梁漱溟更下定决心，要解决中国急需解决的文化问题，于是他开始研究并讲解东西方文化及现实问题，边讲课边写出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

梁漱溟所讲的，非常有针对性。针对的是中国当时面临的最大最急切的问题。他从自己的研究态度入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指出当时流行的种种说法的优缺点，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启超等人的学说“有一说一”，都是他深思熟虑后的真见解。

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学说中，梁漱溟不容许有私人情谊的干扰。师友归师友，在学术上则毫不客气。

梁漱溟因此指出陈独秀、李大钊探到中国最需解决的根本问题的重要性，认为：“陈独秀他们几位先生的意思，要想将种种枝叶抛开，直截了当去求最后的根本。所谓根本就是整个的西方文化——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如果单采用此种政治制度是不成功的，须根本的通盘换过才可。……经他们几位提倡了四五年，将风气开辟，于是大家都以为现在最要紧的是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不是政治的问题。”但也指出李大钊的矛盾处：“李君所说虽然很急迫，而其文章之归结还是希望调和融通，而怎样融通，他也没说出来，仍就俟诸未来，此点差不多是李君自己的矛盾。我以为这种事业虽然要在未来成就，而问题却不在未来，实在是目前很急迫的问题。”

对于如日中天的胡适，梁漱溟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他在讲学及著述中的缺点。梁漱溟先引用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观点：“（东方哲学与西洋哲学）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然后即批驳：“胡先生这样将东方与西洋两派哲学相提并论，同样尊重的说话，实在太客套了！我们试看中国的哲学，是否已经经过西洋哲学的那样的批评呢？照胡先生所讲的中国古代哲学，在今日哲学界可有什么价值呢？恐怕仅只做古董看着好玩而已！虽然《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后半部还没有作出来，而胡先生的论调却是略闻一二的。像这种堂皇冠冕的话恐怕还是故相揶揄呢！所以大家一般人所说精神方面比较西方有长处的手法，实在是很含混不清，极糊涂、无辨别的观念，没有存在的余地！”

对于自己非常尊重的梁启超，梁漱溟的批评也毫不含糊，认为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种种否定“西方化”褒扬“中国化”的说法，“没有一个是对的！”，“他所说的中国古话，西洋人也会说，假使中国的东西仅只同西方化一样便算可贵，则仍是不及人家，毫无可贵！中国化如有可贵，必在其特别之点，必须有特别之点才能见长！他们总觉得旁人对我称赞的，我们与人家相同的，就是可宝贵的；这样的对于中国人文化的推尊，适见中国文明的不济，完全是糊涂的、不通的！我们断然不能这样糊糊涂涂的就算了事，非要真下一个比较解决不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所讲说的，当然也是他的一家之言，未必全对。但他指出的中国最需要急切解决的根本问题，他一一剖析广受关注的种种观点的深入性和创造性，使他本人的观点迅速受到世人的关注。人们奔走相告，怀着极大的兴趣来听梁漱溟的讲说。

刘子钦回忆：“有这么几天，看见校园内人们匆匆来去，在几个教室门前窗口，都挤满人群，上前打听，方知一个教室是胡适在讲学，而另一个教室，则是梁漱溟先生的讲坛。好奇心驱使，我也挤入人群，听先生讲道，中心问题是提倡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当时有些人奔走相告，说是胡、梁在唱对台戏，其实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也是阐述中国古代文化的，尽管他当时以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为己任。”（刘子钦：《回忆梁漱溟先生二三事》）

梁漱溟不仅在北大讲课，也被邀请去济南等地讲演。不仅推崇他的人来听他的课，那些反对他的人也来听课。这些讲课内容被梁漱溟的学生记录下来，整理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梁漱溟称：“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所以，他的讲学内容涉及古今中外各种学说，其中也包括佛学。这时候，还出现了一次很有趣的事情：

佛学不属旧学之列，却亦不合于新思潮，因此难免遭非议。此时，于学生纷纷建立之种种社团中，更有“反宗教大同盟”之成立。顾名思义其宗旨自是反宗教。该“同盟”曾组织讲演会，邀请对宗教问题持不同观点者发表意见。我研究佛学、讲佛学，自是被邀对象。我应邀作了题为“宗教问题”的讲演，地点在三院南河沿室内操场，可容千人左右。记得当时以我到得早些，便由我先讲。从早八点多开始，讲了一上午，意犹未尽，下午又继续讲，待结束时竟日落西山。原安排在同一日的另一讲演人李石曾先生（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当时倡导无政府主义），在台下自早听到晚，最后竟无时间供他发言。听讲者众多，且有耐心，可见对讲演内容感到有兴味。但须知对主讲人观点持反对态度者亦大有人在，如我讲“儒家哲学”时，有学生对旁人说：“我倒要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值得感念的岁月》）

这次讲演的内容，也收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当中。（见《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第95页）

梁漱溟这个阶段的讲学及著述，使他不知不觉中成为一名具有国际声誉的学问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出版后，不仅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1921年印刷第1版，1927年即印刷第8版，而且日本也迅速予以出版。这本书是梁漱溟的一部重要著作，被蒋百里称之为“震古铄今的著作”，直到现在仍是备受推崇的经典学术著作。

1923年，梁漱溟在北大哲学系讲授“孔家思想史”，将儒家思想归纳了十三条十四种态度：（一）乐；（二）仁；（三）讷言敏行；（四）看自己；（五）看当下；（六）反宗教；（七）非功利；（八）非刑罚；（九）孝弟；（十）命；（十一）礼；（十二）不迁怒，不贰过；（十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深入浅出地讲清楚儒家的真面目，并引领他的学生迈向正确的人生道路。当时有几位四川师友王平叔、钟伯良、刘念僧等人读过《东西文化及哲学》之后，仰慕梁漱溟的为人及哲学思想，先后到北大听梁漱溟讲学，并作记录，以油印本传播。1988年，梁漱溟逝世。跟随他数十年之久的李渊庭也双目失明，但每想到身边珍藏的油印本，任其湮没，心中很是不安。他的老伴阎秉华知道后，提议由她逐字逐句念，然后共同加以修订。这项工作从1989年春天开始一直到1990年6月23日，历时一年半完成修订此书。事后又由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加以复核。这些内容收入《梁漱溟全集》中，后来还成为《梁漱溟先生讲孔孟》一书的主要内容，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在北大执教期间，梁漱溟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合理的人生态度”；到山东曹州中学讲演，提出“农村立国”的话；在山西讲“东西人的教育之不同”；应邀到武昌师大讲“孔子人生哲学大要”……他还发表了《这便是我的人生观》等文章，并收集1915年至1922年发表的19篇文章，汇编成8万多字的《漱溟卅前文录》，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1924年暑假，为更好地实践自己对教育的认识和设想，谋求把讲学与社会生活打成一片，梁漱溟辞去北京大学教席，转赴山东办学。梁漱溟对七年的北大生涯很有感情，认为：“这七年之间，我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说之不尽。论年龄，蔡先生长我近三十岁，我至多只能算个学生，其他同事也都比我年长。所以我说北京大学培养了我，绝非是谦词。”（《纪念蔡元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