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征及天启《滇志》的史料价值

摘要：天启《滇志》为明代刘文征所撰，它记载了战国至明代，尤详于明代的云南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等云南的史实。该书撰成之后，因种种原因未能付梓印刷，后人也没有对之进行过系统全面的整理研究，使该书的史料价值缺乏科学的论证。文章作者对这本书的作者及所记史实进行了考证、研究后指出，天启《滇志》以其体例精密、记事完备而堪称云南志书中的善本，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元明清三代，是我国方志发展的高峰时期，反映各方面情况的总志、省府州县志等纷纷问世。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刘文征所撰《滇志》，记载了战国至明代有关云南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等方面的史实，是一部学习和研究云南历史的重要著作。三百多年来，《滇志》流传民间，辗转传抄，讹误甚多。本文仅就这部珍贵史籍的作者及史料价值略作论述，以就教于专家和同行。

一、刘文征及天启《滇志》

刘文征事迹，《明史》无传，主要见于康熙《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滇南碑传集》《滇系》等书所载明末傅宗龙撰《刘太仆传》一文中。另外，《明实录》、光绪《续云南通志稿》、《新纂云南通志》《昆明县志》《续修昆明县志》《滇南历代名人传略》等书也有零星记载。刘文征死后，安葬于今云南省嵩明县阿子营乡格基冲半山腰，其妻卒后亦合葬于此。1976年2月，此墓被掘，出土志石一盒，志盖篆书“皇明赐进士太中大夫太仆寺卿右吾刘公配椒人张氏合葬墓志铭”，并志文共1700余字(现嵩明县文化馆及云南省博物馆均藏有拓片)，由明吏部尚书王锡衮撰文，兵部尚书傅宗龙书丹，兵部侍郎杨绳武篆盖。志文对刘文征生平作了大致介绍，内容与傅撰《刘太仆传》相近而有异，二者可互补。

刘文征，字懋学，号右吾，云南右卫人(其故居位于今昆明市金碧路省第一人民医院附近)，生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月，卒于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享年七十二岁。先世原籍云中(今山西大同市)，洪武初迁于江浦(今江苏江浦县)。一传为拜旗公，明初随军平定云南，遂家于滇。六传至其父刘体仁，中嘉靖庚子科(1540年)举人，仕蜀新繁县(治所在今四川新都县西北新繁)县令，继升保宁府(治所在今四川阆中县)别驾，去世后返滇归葬。刘文征弟兄七人，他排行最末，万历癸未(1586年)中进士后，历任四川新都县县令、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广西梧州知府、浙江绍兴知府、浙江及贵州按察副使、四川按察使等职。晚年辞职居家，被加以太仆卿之衔致仕。

刘文征的一生，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正值朱明王朝走向下坡的衰落时期。早在正统——正德年间(1436—1522年)，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就爆发过大大小小的许多农民起义。万历初年张居正实行改革，社会矛盾稍有缓和，但不久张居正死后，宦官集团把持朝政，官僚集团陷于党争，政治更加黑暗，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各地人民纷起反抗，起义斗争风起云涌。作为封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一员，从维护本阶级利益出发，他多次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而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导致人民反抗的原因，在于统治者剥削压迫的过分残酷。他在《滇志·沿革大事考》中，记载天启初年罗平等地少数民族暴动时说：“罗平各夷之乱，由有司横征无艺，岁额之外，溢三千余金，而歇户诸色，横索尤甚。民不堪命，乱所从来矣!”说明他具有较清醒的政治头脑，有着同情劳动人民的一面。

刘文征出身仕宦之家，学有渊源，加上他长期为官，深入社会，丰富的学识及阅历为他从事学术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墓志铭》载他“坐卧不离卷帙，晚年益嗜奇书，抽毫赋诗，兴致不竭，……著《茶花馆集》《思母编》《松注》《滇志》总若干卷”；《明史·艺文志》又载他著《刑部事宜》十卷。今留传在世著作唯有《滇志》，另尚有几种单篇碑记，如：万历四十七年撰《重修白玉楼记》、天启五年撰《重修太平寺并常住田记碑》。（云南省图书馆藏有二者拓片），天启六年撰《自证庵碑》《自证庵常住田碑》（北京图书馆藏有二者拓片），等等。

《滇志》成为今天反映刘文征学术成就的代表之作，其撰写时间及经过史载不详。他最后辞官家居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参见阚勇《刘文征墓志考》，载《昆明师院学报》1982年第四期)，其开始撰《滇志》，亦当为是年之后。书中“沿革大事考”一目记事止于天启五年(1625年)六月，可知直至去世前一年，他仍孜孜握笔不倦。该书完稿于天启年间，故后人称其为“天启《滇志》”。

刘文征在《滇志·凡例》中说：“旧《志》(指李元阳撰《云南通志》)十七卷，叶榆李仁甫氏编，杀青之岁为万历改元癸酉。新《志草》（指包见捷撰《云南通志草》）二十二卷，㽛町包汝钝氏编，脱稿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汝钝氏取前志而笔削之，即使刊布，尚轶岁年之半，而竟没没也。比台司发故府所藏本循环读之，最善者，色泽前言，囊括迩事，煜煜井井；其他，若淳若驳，若出一手，若不出一手，或前已删改旧志，别又沿袭用其全文；又甚，则有雅俗杂进芜秽不典者，且稿成往昔，而事记来兹。掩卷寻求，只开疑府。又索副本于其家，弗获。夫书固有赝而传，文有托而传，方司空作志时，已逆知有今日，而卒符合也。可叹已夫!今一以其所著为主裁，伪者正，舛者易，非其本者锄而去，印证取之旧《志》及郡县志，要以成一家之言而已矣。”其撰写《滇志》的宗旨及资料来源，于此可窥一斑。

自汉代司马迁《史记》较系统载记滇域史迹，此后历代，屡有西南专篇或云南地方风土志见之。元代李京以亲履云南见闻及有关史籍作《云南志略》四卷，为元明时期云南志书最早者，但较简略，且流传中出现缺佚。明平滇之初，云南儒臣王景常等曾先后修成洪武《云南志书》及《云南志》，二者均毁而失传。景泰间陈文、王榖修成《云南图经志书》十卷，成为明代云南现存最早的省志。但其书“详于诗文而略于事实”(正德《云南志》卷二十八载彭纲《云南总志》序语)，且缺景泰以后事，故其后又有弘治间李介《云南总志》、正德间周季凤《云南志》、万历间李元阳《云南通志》、包见捷《云南通志草》、谢肇淛《滇略》等省志相继修成。其中《云南总志》因未能锓版，不久即失传。《云南通志草》，为包见捷受云南巡抚陈用宾之嘱而修。万历二十一至二十四年，陈用宾为防御缅甸而行建关筑堡、大兴屯田等事，包见捷认为处置不妥，“书法不隐”，颇有责难之语。万历二十五年，顺宁土司猛廷瑞与大侯土司奉赦构杀纷争，陈用宾命下属勘处，处理中剿、抚意见不一，最后出现参政李先著被诬逮死于狱之冤案，时人诸多议论。包见捷记载此事，与朝廷处分及巡抚陈用宾意见相左。基于此类原因，其书最后虽成，当权者即以不便传布为由，不准付梓。书稿收藏故府，遭人窜改，待后来刘文征寻找阅读之时，已大非原貌。感慨之余，刘文征立志重修省志，以前此二志为基础，辅以郡县之志及档案传闻，补入近几十年之事，修成《滇志》三十三卷，终于遂了“成一家之言”的心愿。

二、天启《滇志》的史料价值

《滇志》，体例仿之于旧而更精密，资料取之于前而更鸿富。全书约一百一十万字，总分十四类，每类各具分目于下，共一百零四目。书中记载自战国时楚将庄蹻开滇至明天启五年共一千八百多年间云南乃至部分川黔二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军事、民族等方面的史实，而叙明代事迹尤详。全书共分十四类：

一曰《地理志》

首为“地图”“星野图”“沿革大事考”三目，记载了明代全省及各府地图二十三幅，按天文星象分划的滇之所处区域，战国至明天启间滇地沿革及大事，等等；次为“沿革郡县名”“疆域”“形势”“山川”四目，记载了汉代以来全省各地行政区域的建置、沿革、名称、位置、形势、山川及疆域的变迁；第三为“风俗”“物产”“堤闸”“桥梁”“宫室”“古迹”“冢墓”七目，记载了全省各地的风土人情、文物水利等等。这为研究云南古代的地理、政治、文物、民俗等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二曰《旅途志》

有“陆路”“水路”二目，记载了明代云南省内及通往省外的水陆交通要道。

三曰《建设志》

有“秩官”“城池”二目，记载了明代云南各地对官吏、公署、城池、仓堡、关哨、亭铺、养济的设置等等，为了解明代云南的吏制及军事设置提供了方便。

四曰《赋役志》

有“进贡”“户口”“田赋”“民役”“课程”“盐法”“差发”七目，记载了明代云南地区有关赋役的各种规定及数目，可为研究明代云南的社会经济制度和人民生活提供参考。

五曰《兵食志》

有“官数”“军实”“屯征”三目，记载了全省各地军事组织卫、御的力量分布、物资装备及军队屯田、获粮的多少。

六曰《学敩志》

有“庙学”“科目”各二目，记载了各府州县当时存在的庙学、书院概况及明代历届登科的举人、进士名单。

七曰《官师志》

首为“总部宦贤”目，记载了自庄蹻开滇以来，历代在滇辟地拓土、出使开路、平叛守疆、治行卓著的名宦官吏二百六十余人；次为“郡县宦贤”目，记载了自汉以来，各府州县在任有绩的官吏四百余名；第三为“总部题名”目，记载了明代曾于滇任巡抚、巡按及于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使司任职的各级官员名单；第四为“流寓”、“郡县题名”二目，记载了自唐以来以贬谪等因从外地来滇寓居的有名之士五十余人，记载了明代各府州县的主要官员名单。

八曰《人物志》

首为“人物”“乡贤”二目，记载了自汉以来滇人士中为官有绩、品行高洁、名声卓著的官民人等；次为“孝义”“列女”二目，记载了自汉以来各府诸多忠信孝友之士及贞烈守节之女。

九曰《祠祀志》

有“祀典”“群祀”二目，记载了各地祭祀祖宗神仙、云雨山川的各种神祠坛庙及其位置、始建。

十曰《方外志》

有“寺观”“仙释”二目，记载了各地的寺观所在及笃信佛道二教的仙释人等。

十一曰《艺文志》

首为“遗文”“御制”“赋”“颂”“赞”五目，记载了汉以来有关云·南的文章及著作目录近一百三十种，唐、明两代有关云南的皇帝敕书、制诰及诗三十二篇，明人所作之赋八首，汉、明人所作之颂三篇，唐以来历代所作之赞十一篇；第二、三、四均为“记”目，记载了历·代各种游记、建置记、题名记、碑记、祠庙记元时五篇，明时一百一十九篇；第五、六均为“疏”目，记载了历代大臣上皇帝有关云南奏疏隋、唐、元时各一篇，明时三十六篇；第七为“序”“碑”二目，记载了历代有关云南的文章著作及诗集的序文唐、元时各一篇，明二十三篇，各类碑文唐时一篇，元时二篇，明时十篇；第八为“表”“牒”“檄”“书”“露布”“铭”“文”“论”“说”“议”“辨”“对”“考”“跋”十四目，记载了汉以来历代有关云南的表、牒各类文章四十八篇，其中明时三十二篇；第九为“古体诗”“歌行”“五言古诗”三目，记载了汉以来历代有关云南的“古体”等三类诗六十五首；第十为“七言古诗”“五言排律诗”“五言律诗”三目，记载了唐以来历代有关云南的“七言古”等三类诗一百二十三首；第十一为“七言律诗”，记载了唐以来历代有关云南的七言律诗二百六十二首；第十二为“五言绝句”“五言六句”“六言诗”“七言绝句”四目，记载了隋以来历代有关云南的“五言绝句”等四类诗一百一十首。此项内容，包括各类文章三百零四篇、各类诗歌五百六十首，其中既有滇人的作品，也有寓居云南及未到过云南的外地人的作品。它反映了近两千年中云南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及往来，同时保存了大量有关云南古代文化的珍贵遗迹。

十二曰《羁縻志》

有“土司官氏”“属夷”“种人”“缅甸始末”“外传”五目。“土司官氏”记载了明代云南各地少数民族土司的任命及承袭。“属夷”，记载了车里、木邦、八百大甸、老挝、孟养、缅甸六军民宣慰使司，孟定、孟艮二府，南甸、干崖、陇川、耿马、猛密、蛮莫六宣抚司，湾甸、镇康二州，潞江安抚司，芒市、孟琏、茶山、里麻、钮兀五长官司等地的概况。“种人”，记载了分布于西南地区三十余种少数民族的种别、名称、居处、生产及生活习惯。“缅甸始末”记载了自汉以来，缅甸与中原历代中央王朝的往来及其附属、战和关系。“外传”记载了自汉以来，在滇为官者或残暴黩武，或贪墨反叛而导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激化，从而给当地人民带来灾难的二十人之劣迹。此项内容，反映了当时云南境内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成为后来清代撰修《明史·云南土司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为我们今天研究云南古代兄弟民族、邻近国家的有关历史及中外交通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十三曰《杂志》

有“灾祥”、“灵异”二目，记载了自春秋以来滇地发生的各种怪异现象及传说故事，其中虽杂有若干迷信色彩，但也保留了大量有关旱涝灾害、饥荒、瘟疫、地震、彗星等自然史方面的纪录。

十四曰《搜遗志》

首为“补事”“补地理”“补山川”“补形胜”“补风俗”、“补物产”“补官师”“本朝诸王”“胜国诸王”“补人物”“补祠祀”“补方外”十二目，次为“补艺文”“补羁縻”“补灵异”三目，对前十三类内容中已载之外的遗闻佚事作了搜访补充。

天启《滇志》以万历间李元阳《云南通志》、包见捷《云南通志草》为蓝本，包《志》今已佚，除书中少数引用处注明“志草曰”“志草新入”之类，其余内容已不可详考。以李元阳万历《志》与天启《志》，较之，二者有若干不同之处：

1.万历《志》叙事止于万历初年，全书约六十万字，天启《志》叙事止于天启末年，全书约一百一十万字，资料增加近一倍，其“沿革大事考”“官师”“人物”“艺文”等类，补万历、天启五十余年间事更详；

2.万历《志》诗歌、文章除《艺文志》有收录外，还散见于《地理》《建设》《学校》《祠祀》《方外》等志中，天启《志》则将其集中，统一归类于《艺文》一志之中，并作了详细分目；

3.万历《志》中《地理》一类先分府而各具其目于内，天启《志》则先分目而系府州县于下；

4.万历《志》无《旅途》类，《羁縻》类中无“土司官氏”目，天启《志》则新增此二项内容。

在明代所修志书中，万历《志》优于此前诸种，而与天启《志》相较，后者由于成书更晚，因而涉及内容更广泛，保存资料更丰富，体例更精密，于读者阅读查询更方便。

《滇志》记事，略古详今，三分之二以上篇幅写明事。明以前史料，基本来自《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新旧《唐书》、《元史》等正史及有关云南的地方史志；明代部分，有来自前人所修云南方志者，有来自群书档案及访闻者。该书可贵之处，除补前志所不足外，还在于其中许多史料至今或为他书所未载，或零星散见于其他不易寻见之书。如洪武年间傅友德、沐英等进军云南时明太祖朱元璋颁发的若干诏书敕令，保留了反映明初平定云南期间军事部署及进展状况的原始资料。又如万历年间云南巡抚刘世曾、参将刘、邓子龙等人平定陇川土司岳凤、耿马土司罕虔勾结缅甸发动的叛乱，罗雄土司者继荣叛乱平定及顺宁土司猛廷瑞与大侯土司奉赦构杀被平定后的改土设流，太监杨荣到滇督矿税贪暴被杀，武定土目阿克、郑举叛乱平定，天启年间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奢寅与贵州水西、乌撒土司安邦彦、安效良叛乱平定，沾益土妇设科及土目补鲊、武定土司凤阿歹、张世臣叛乱平定，万历时地方守臣对云南镇守总兵官沐氏庄田兼并土地、鱼肉乡民行为的揭露，等等。这些史实，在“沿革大事考”及《艺文志》类云南地方官的奏疏中都有反映。这无疑为研究明代云南地区改土归流及汉族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剥削政策，为研究明代云南地区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产生及其表现形式和特点，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和依据。

《滇志》由于系明代最后纂修之云南通志，较全面、系统、集中地反映了明代云南各方面的情况，书成后影响极大，明末清初，学者多所征引。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南备录》十二目全出自《滇志》，其《肇域志》中云南二册亦多取材于此；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南》注明引《滇志》者五处；清康熙《云南通志》中明代及以前部分，则-大都抄录此书。所以已故著名云南地方史专家方国瑜教授曾言：“故言滇史者，受天启《滇志》之影响甚大也。”(见《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434页)

总之，天启《滇志》以体例精密、记事完备而颇受后人称道，堪称明代及以前云南志书中最善本，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原载于《思想战线》1990年第1期。作者古永继，云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