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经是我国古文献中的瑰宝，自1900年敦煌写经卷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密藏多年的敦煌文献随即流散，许多完整的写经卷均被国外的探险家所劫掠。直到1910年，清朝学部才将劫余部分运抵北京。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写经，上起两晋，下至宋元，其中的大部分是唐代的写经卷子，并且有很多写经卷子有抄经者以及年月的题记，为人们了解唐代经生及其书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敦煌写经书法具有浓厚的特色，以至于为人称为“经生体”。在师承渊源上我们却发现，经生们仍以社会流行的书法范本作为自己的楷范。敦煌写经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卷子的抄写者大多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他们常年抄写，熟能生巧，久书成艺。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今天介绍的几幅敦煌艺术更是其中的精品。
敦煌遗书的幅式主要有三类：一是长卷，个别的卷尾装一木轴，由一张张高低宽窄大致相等的纸张连接起来。最长的《金刚经注》达九十九英尺，《法华经文疏》达九十九英尺。二是蝴蝶装的册子，这类文书都是两面书写的，在对折的中缝线上涂以糨糊，然后一张张粘贴起来，装成册子，有方形的，也有长方形的。三是散页，一张一张，大多是图案、信件、收据和契约之类。这三类样式中长卷最多，因此人们习惯把敦煌遗书称作卷子。敦煌遗书的纸张多制于北方，其原料因地制宜，主要为麻、楮皮和桑皮。不同时期的用料也不尽相同，晋和六朝多是麻纸，隋唐除麻纸外，有楮皮纸和桑皮纸，五代时以麻纸居多。东汉时代，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敦煌为西域进入中原的第一站，“华戎所支一都会”，因此得风气之先，佛教盛行，“村坞相望，多有寺塔”，敦煌的寺院不仅主持佛事，同时还兼办学校。为了培养抄经人才，它们都比较重视书法教育，常用破旧卷子的反面或空白处给学生练字，敦煌寺院学校培养出一大批抄经人才和各类机关中的刀笔小吏，促进了书法的普及。在这种教育环境和社会风气中，敦煌地区书家辈出，书写者的职业主要有四类：一是“经坊”人员，经坊为官办的抄经机构，专抄各类典籍；二是寺院僧人，只抄佛经；三是学士，或称学仕（使）郎，所抄多是经史子集之类的书；四是经生，或称写生、书手，他们以抄书谋生，只要能换钱谷，什么书都抄。这四类人的社会地位不同，物质生活和文化修养有高低好坏之别，反映到书法上也各有各的风格特色。僧人的生活比较安定，虔诚事佛，心平气和，把抄经作为一种功德，书写非常认真，点画严谨，结体平正，字形大小一律，章法纵横有序。《四部律并论要用抄卷上》的题记说“纵有笔墨不如法”，在他们眼中，法度高于一切。经生分为两类，抄得好的清丽流畅，一般来说工整有余而天趣不足；抄得不好的，有经卷书法的习气而没有其精巧娴熟，有蹩脚的法度而无自然的烂漫稚拙。四类人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学士，他们生活还过得去，思想不受佛教戒律的束缚，而且学问修养高，潜心书法，出于自然，不同凡响，属于当时的代表书家。敦煌遗书纪年最早的是前秦甘露元年（359），最晚的是北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前后时跨七百年，这段漫长的历史正是中国书法从隶书向楷书、从章草向今草的转变并走向成熟的时期。新旧交融，新胜旧汰，书法风格层出不穷，形式面貌千变万化。敦煌书法历史悠久，往上追溯，晋代的索靖、汉代的张芝，张芝之上为崔寔，元代刘有定《衍极注》说：“蔡邕得书于嵩山，以授崔寔及女琰，张芝之徒，咸受业焉。”崔寔承上启下，开一代草书风气，因此敦煌地区的书家非常尊重他，奉他为书家代表。隋唐以后，南北统一，敦煌文化受中原及南方影响，王羲之书风逐渐兴盛，王的各种法帖大量涌入，成为广大学书者摹习对象。今天，我们在敦煌遗书中可见许多临王作品，如《瞻近》、《龙保》和《足下》三帖的残本。敦煌书法，虽点画欠精，结体欠工，但潇洒磊落，与王字精神暗合，这可为今人学王字借鉴。《妙法莲华经卷第三》、《愿文》、《金光明经》、《汉将王陵变文》等，起笔侧锋切入，点作三角，垂竖作悬针，捺笔尖锐，转折之处雄奇角出，点画或大刀阔斧，或利锷薄锋，让人油然而生“威剑决浮云”的慷慨之气。这种极富生命力的阳刚之美，对帖学无疑是一帖良药。敦煌遗书以其自身的魅力，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艺术价值，它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绚丽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