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滇、黔两地，位居祖国西南高原。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等史籍记载中，均可看出同属西南夷的滇、黔地区，自古以来即渊源深厚，风气相通、地域相连，在地理、民族上浑然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关系密切。明永乐十一年（1413） 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成为全国十三大行政区之一，正式确立了作为一个省的独立地位，从而在社会发展史上翻开了自己新的一页。但后来人们在对滇、黔两地古代历史的追溯上，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截然分开。
中国古代的地方志中，有一种合两地为一书的合志，如清代江苏昆山、新阳的《昆新合志》，四川叙永、永宁的《叙永厅永宁县合志》等，显示了行政区划不同的两个地区在地域、风土或史事上具有某种难以分割的联系。此类合志一般涉及地区层次较低，因而有“郡县志”之称。滇、黔两地的密切关系，在志书上也有所反映。清乾隆时，即有谢圣纶所辑而记载滇、黔两省社会和自然状况的志书——《滇黔志略》，成为同一书中涉及不同省份而级别最高的“合志”，为现存中国古代方志中为所仅见。①近年来，滇、黔两地的旧志多有整理出版，但《滇黔志略》却“长在深闺人未识”，尚未被人们充分了解、熟悉和利用，兹对其加以介绍和简析。
谢圣纶，字研溪，福建建宁人。生卒年不详。从其生平活动推知，大致生于康熙末，卒于乾隆中后期。曾中乾隆六年（1741） 顺天乡试举人。由教习任上，选授贵州天柱知县。在天柱五年，调移云南。于乾隆十七年（1752） 起，莅滇九载，历任大理府云南县（今祥云县） 知县、代理宾川州知州、丽江府通州判主政维西，其间又代理贵州柳霁县知县等。乾隆二十六年（1761） ，因祖父去世，辞官归乡，再未复出。为宦近20年，大部分时间任职滇、黔，对改变当地落后面貌、促进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道光《云南通志稿》、道光《福建通志》、民国《福建通志》均记录有关史迹，将其收入《循吏传》。
谢圣纶一生的黄金时期基本在西南度过，滇、黔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国家当重熙累洽之会，极徼荒翳之乡、椎髻凿齿之民，胥已涵濡圣化，以归于风淳俗厚、力田安业，而鲜斗狠嚣凌、争竞告讦之习”。②两地在其眼中变化巨大，从“极徼荒翳”到“涵濡圣化”，由愚昧开化为文明，这其中不乏自己付出的一份汗水、努力和艰辛。而他对滇、黔两地的特殊感情和关注，并不仅仅局限于其对辖区的尽职尽责和有效治理。自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以后，再无人从历史的角度，将滇、黔视为一个整体对其加以记述。“凡名贤宦游是邦者，往往根据见闻，详登卷帙，然边地荒远，不久旋归散佚；又宦游无定踪，故前贤记载滇、黔，从无合编。”故他有感于长期以来西南此类相关文献的缺失，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当地、为后人留下一笔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到天柱不久他即留心此事，“所至之处，得于簿书，余闲从容搜择，悉其见闻，合纂成编，以备西南夷之文献，以征我国家天威遐畅，一道德、同风俗之隆”。十余年间，利用公余闲暇搜集资料，考订纂辑。在云南县时先撰有《勤学录》，并增修《云南县志》，继而在“采于志乘者什之三，采于史子集者什之七”，“始于乾隆戊辰 （十三年，1748） ，迄辛巳（二十六年，1761） ”的基础上完成《滇黔志略》初稿，辞官回乡期间“复详加校正”，最后成书。
《滇黔志略》，全书30卷，约33万字，问世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 ；前16卷为《滇志》，后14卷为《黔志》，各自为篇。书首有乾隆癸未（1763） 秋仲李俊序，序中言谢氏“前后官滇、黔，足迹之所游涉，耳目之所闻见，风土之所流传，随时札记，遂成《滇黔志略》一书”；认为该书在沿革的考订旁稽、人物的阐幽搜访、山川的甄综标举、物产的掇拾参证、歌诗的因物即事等方面，分别兼采了南朝裴松之《三国志》注、晋皇甫士安《高士传》、晋王子年《名山拾遗记》、唐段公路《北户录》、明高青邱《姑苏杂咏》等众书之美，而与明末清初顾祖禹的《方舆纪要》相比，“则各据其胜，不得轩彼而轻此也”，对该书的特点和成就进行了精要分析和点评。其次为谢圣纶所作凡例，从体例方面概述了该书在类目的安排、材料的取舍上与一般省志存在的异同及其原因。再次分列有全书的总目和各卷细目：总目中上半部为云南、贵州各卷标题，云南部分为卷一《沿革建置附》、卷二《山》、卷三《水》、卷四《气候》、卷五《名宦使命武功附》、卷六《学校选举附》、卷七《风俗》、卷八《人物》、卷九《列女》、卷十《物产》、卷十一《古迹》、卷十二《流寓》、卷十三《轶事》、卷十四《土司外徼附》、卷十五《种人》、卷十六《杂记》，贵州部分则《气候》附于《水》后，《土司》卷中无《外徼》，《种人》改为《苗蛮》，其余相同，因而总体上比云南少一卷；卷目后为谢氏于癸未年中冬所作《再识》，交待了该书的撰辑宗旨及有关概况。总目下半部为各卷细目，结合正文内容详列了书中所叙人物、事件等各有关史实标题名称，为读者查阅提供了便利。
中国的方志流派中有尚繁派与尚简派之说，《滇黔志略》的书名，即明白昭示了自己属于尚简派之列。书中30余万字分两大部分：一为辑录有关两省史籍或旧志中的内容，每条注明出处，约20万字，构成了全书的基本框架；二为间以“圣纶按”形式出现的按语，约13万字，占总量1/3强，为对正文的说明、补充、考释和评析。书中记事，云南部分始于上古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迄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 吴三桂叛乱平定、其孙吴世璠伏诛；贵州部分始于上古尧、舜，迄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 开辟苗疆后的建置裁设。书中的类目编次和内容安排遵循通志体例要求，在煌煌巨著之中凸显其小巧玲珑之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综观《滇黔志略》全书，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浓缩清初以前滇、黔史志精华，使其成为了一部便于人们阅读的跨省简志。滇、黔远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教晚开，历来被视为偏僻蛮荒之地，但在方志的发展上并不落后，特别是云南，从唐代起省志编修即领先于内陆大部分地区，而贵州自明初单独建省后也大步跟上。现存省志，云南有唐代樊绰的《蛮书》（《云南志》） ，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明代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万历《滇略》、天启《滇志》5种，清代的康熙《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道光《云南通志稿》、光绪《云南通志》、光绪《续云南通志稿》5种。贵州有明代的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万历《贵州通志》、万历《黔记》4种。清代的三种，康熙《贵州通志》及乾隆《贵州通志》、乾隆《贵州志稿》等。这些志书大都卷帙浩繁，明清通志更是规模庞大，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字，如在《滇黔志略》前成书的天启《滇志》约120万字、万历《黔记》与雍正《云南通志》均约100万字、乾隆《贵州通志》70万字，而记载了两省内容的《滇黔志略》则仅30余万字，唯有约15万字的万历《滇略》与其类似。书中各卷材料的取舍经过了谢氏认真的挑选，体现了整体内容简要适当、浓缩诸志精华的特点。该书对两省山水的记载虽简略得多，但主要的高山大川已收录在内；其他卷中有关人物、风俗、物产、古迹、民族等的记载，也体现出同样的特点。读者观阅此书，不需花太大力气即可了解清初以前滇、黔历史各方面的概况。这对于欲从“历史原生态”角度了解滇、黔社会和自然状况而又艰于卒读巨著者，无疑提供了一部较为理想的简要通志读本。
其次，保存了大量清初以前滇、黔两地今已无存或难以寻找的方志及其他文献资料。清初以前方志及其他文献资料，滇、黔两地原成书众多，而流传至今者甚少。如方志类，据不完全统计，仅明代云南即修有113种 （其中省志类9种、府志34种、州志40种、县志18种、司甸志12种） ，但今所能见到者仅10种；贵州修有89种 （其中省志类11种、府志30种、州志16种、县志9种、卫司志23种） ，现存9种。③前文所引谢氏曾言，《滇黔志略》内容“采于志乘者什之三，采于史子集者什之七”，而据初步查阅其采引状况，云南部分引用史志著作80余种、文10余篇，贵州部分引用史志著作70余种、文60余篇，其中包括从《史记》到《明史》的部分正史、涉及滇黔两地的各类方志、野史、笔记、游记、碑文等。这些资料，有的今已无存，如方志中云南的《金齿军民司志》、《姚安军民府志》、《丽江志》、《江川县志》、《石屏州名胜志》，贵州的《贵阳府志》、《安顺府志》、《都匀府志》、《平越府志》、《黎平府志》、《普安府志》、《黄平志》、《镇宁州志》、《贵定县志》、《清平县志》、《印江县志》、《婺川县志》、《遵义县志》、《施秉县志》、《桐梓县志》、《清镇县志》、《安平县志》等，均问世于乾隆以前的明代及清初，④如今成为稀见书目；有的虽存留至今，但却数量稀少或内容零落分散在不同史籍之中难以寻觅，如《峒溪纤志》、《事物纪原》、《智囊补》、《泳化续编》、《泳化类编》、《盐法考略》等。《滇黔志略》对诸书的辑录引用，无意中为后人保存下了大量的可贵资料。该书中对前人资料的辑录，并非原文照搬照抄，而是有删有节。如卷一《云南·沿革》引《大理志》 （经查为康熙黄元治等修《大理府志》） 所载唐代南诏各王状况时，对原书中的“改元××”及“伪谥××”之类一律不用；所录文句顺序与原书也不完全一致，时有调前或移后者，但并不影响文意，包括对正史诸书资料的引录也是如此。这表明谢氏在资料的选择上根据需要灵活掌握，并不生搬硬套。
第三，以按语形式作说明、补充、考释和评析，并指出有关史实记载中的若干问题和错误。该书以条目记事，每隔数条即以“圣纶按”的形式对其史载进行说明、补充、考释或评析。在全书33万字中，按语约13万字 ，共388条，平均每卷近13条。按语中各条字数悬殊，最短者卷一中首条为说明型按语仅12字，最长者卷二十一中《阳明书院》条后为补充与评析结合型，达1900余字。诸多按语，性质各异，作用不一，为人们正确理解书中内容和扩大视野提供了帮助。其按语类型大致可分以下几种：
1.史料阐释和现状说明。如卷一《云南·沿革》载唐贞元时南诏异牟寻与唐将韦皋联合大破吐蕃，“吐蕃惧，退至铁桥，南诏毒其水，人马多死。吐蕃退屯三泸水，南诏与皋部将杜毗罗击败之。”下文“圣纶按”即曰：“铁桥，在金沙江南崖，怪石嶙峋，绕一径如羊肠，折数百步，俯瞰一小河，崖势险峻，仅通一骑。今易以木桥，结构颇巧。余任维西时，出入所必经，其地安弁兵数十，曰铁桥汛。所谓毒其水，当在小河之上流；其三泸水，当在巨津州。《大理志》云：'铁桥，在丽江巨津州，隋开皇年铸。’按巨津距铁桥尚六十余里，今州废，土人呼巨津曰巨甸。”
2.谢氏任职滇、黔时的见闻评析及诗文记载。如卷二十一《贵州·学校》在引录《通志》及贵州巡抚张广泗《请建苗疆义学疏》中数条后“按”曰：“我朝声教四讫，文德覃被，以故前后抚驭黔疆者，胥得奏请建学设教，以维风化。自新疆既辟以后，上下游苗人子弟，均随地分设义学以广训迪，盖已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立之教矣。余仰体宪仁，莅柱邑时，曾捐建义学一区，立条约二十余则，暇则亲诣训课，并捐置学田以资膏火，阅数载而人士奋兴，遂亦著有微效。”并在按语末增附了自己所作《兴贤书院记》、《自亲图说》及《示义学诸生》诗二首等约1400字。
3.相关史料补充和史事辨析。如卷五《云南·名宦》“樊莹”条源于《广舆记》，载都御史樊莹巡视云贵，“单车屏从，躬访利弊，虽岩阻瘴疠，亦所弗惮。劾镇守官罪状，黜不职吏数百人，威惠大行”。其下按语曰：“《明史》云：'樊莹，字廷璧，常山人。天顺末进士，累迁至刑部右侍郎。弘治十六年，云南景东卫昼晦七日，宜良地震如雷，曲靖大火数发，贵州亦多灾异。命莹巡视，至则劾镇巡官罪，黜文武不职者千七百人。廉知景东之变乃指挥吴勇侵官帑图脱罪，因云雾晦暝，虚张其事，劾罪之。’按此，则景东之变乃其虚张，即使果实要，岂尽边地官员之罪?乃奏黜文武不职者，何至有千七百人之多?国朝滇黔文职，大小总不过七百余员。明代设官约略相等，史多浮夸失实。所谓'尽信不如无’，即此已可概见也。”弘治间刑部侍郎樊莹在云贵受灾后奉命巡视并罢黜当地大批官员，为明代西南地区的一件大事，史志多有记载，但各书详略不一，且罢黜官员数字有异，⑤而影响最大者为《明史》“千七百人”之说。谢氏通过按语引《明史》记载对事件始末作了补充，但明确指出其罢官“千七百人”的说法“浮夸失实”，不足为信。
4.纠正不实记载和传闻。如在卷十《云南·物产》“蔓菁”条按语中引清人陈鼎《滇黔纪游》云：“滇中番瓜如斛大，重至数百斤者；茄大如斗；瓠匏可盛粟二十斛，片之可为舟航；梨至有七斤重者”。在明清时有关西南地区的史籍中，类似的稀奇古怪记载甚多，让人真假难辨。谢氏对此不随便轻信，而是根据自己的亲履所见加以判断订正：“余在滇岁久，并无瓜茄瓠梨有如许之重且大者。”并接着指出了某些相关的传闻之误：“维西同城魏协镇曾语余，武定佛手长大如东（冬） 瓜，蒙化香丸重四十余斤。云邑与蒙郡接壤，余宰云邑时，因公曾至其地，所见与寻常等，并无重至一二斤者。然则传闻讹谬，物非目击，要未可遽形诸纪载也。”
在中国方志的流派中，除尚繁派与尚简派之外，还有历史派和地理派之分。清代的地理派与“考据学派"关系密切，重视地理沿革及其考证，史事简略，重于旧材，轻于现实；类目则以前人拟著为依据，重视资料的来源和体例的根据，内容以他人资料排比组成，注明出处，似资料汇编。重视旧材、保存史料、资料来源清晰为地理派的最大长处，而囿于陈规、轻视现实、缺乏作者观点则为其最大之短。《滇黔志略》基本内容采自前书、各条注明出处，无疑属地理派之作，但其众多的按语却又与一般地理派不同，也为历代方志所罕见。这些按语构成了全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使该书形成了与他志不同的重要特点，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地理派志书缺乏现实反映的不足。书首李俊序中称该书兼采南朝裴松之《三国志》注等众书之美，确非虚妄之称。特别是谢氏不迷信书本、不盲从前人而求真唯实的科学态度，使其在资料的取舍上尽可能择其精华，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垃圾史料的搀杂阑入，这对人们了解史实真相提供了可靠依据，也极大地提高了该书的整体价值和学术品位。
但该书在若干地方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如从目录和内容来看，该书的编次安排完全遵循了通志体例的要求，但却缺少田赋、经费、职官、兵防几项。尽管谢氏已在“凡例”中对此作了说明，认为：“朝廷自有定制，各郡邑并有全书。是编就滇黔与他省迥异者详加搜择，其间多异见异闻，颇足新耳目而备掌故。故田赋、经费等类，俱略而弗录。”而从系统、完整的通史角度来看，这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另外，该书在资料的来源注明上存在一个很大毛病，即对引录史籍的相关情况毫无交待，所涉各书除书名之外，其时代、作者既未在凡例、也未在正文辑录中加以说明。如在云南、贵州各分条史料末尾频繁注名出现的《通志》，即让人搞不清具体指的是哪一本书，因在《滇黔志略》成书之前，已有多本明清《云南通志》及《贵州通志》存在，而谢氏对史料采取的又为非全文照抄的灵活用法，这就给人们查寻资料出处和核对原书原文带来了极大困难和不便。
《滇黔志略》一书问世以来，滇、黔两地都将其列为各自省志。同清代其他省志动辄上百万字相比，该书显得内容单薄，史料价值似乎有限，特别是该书长期中流传稀少，现仅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乾隆刻本，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大学图书馆有传抄本，贵州省图书馆有油印本等，客观上给人们的了解和使用造成了困难，从而导致该书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利用率极低。其实，篇幅较小恰成为其优势之一。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时间日益紧张的当今社会，为人们提供一部记载滇、黔古代历史发展的简要通志读物，该书十分合适；特别是由于该书所具特点，在我们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今天，该书在对人们进行有关滇、黔地县考证沿革、编写方志、开发旅游资源及帮助学者和领导干部了解省情县情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① 其他尚有东北地区分别于1915年、1924年出版的徐曦纂《东三省纪略》、白眉初纂《满洲三省志》，但已属不同的历史时期。参见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滇黔志略总目》。本段下文中所引同出于此。
③ 拙文《明代滇黔桂地区方志书目考》，《西南古籍研究》2001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文中贵州方志书目总数为51种，实应为89种。
④ 拙文《明代滇黔桂地区方志书目考》，《西南古籍研究》2001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清代滇黔桂地区方志书目考》，《西南古籍研究》2004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 天启《滇志》卷1《总部沿革·大事考》为“罢黜者千余员”，万历《黔记》卷36《宦贤列传》为 “罢黜贵州一省参政等官三百余员”。
原载于《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10期。作者古永继，云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