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民 | 普洱茶散论
近年来品评普洱茶的热潮方兴未艾，进而掀起了普洱茶文化研究的新浪潮。普洱茶的医疗保健功用的深入研究与广泛认识，为普洱茶的销售拓展了广阔的市场；普洱茶市场发展日益增长的需要，又为普洱茶文化的兴起与发展推波助澜。
最早写文章介绍普洱茶的是先师方国瑜教授。20世纪30年代他在报刊上写了短文《普洱茶》，第一次简明扼要介绍了普洱茶的历史。〔《方国瑜文集》第四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20世纪80年代初，方先生指导我在他的文章的基础上，写成《普洱茶史话》，发表于《民族文化》1980年第一期。
1993年4月4日至11日，当时任思茅地委书记的李师程先生倡议，由思茅地区（今普洱市）主办“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181位学者出席会议。这次研讨会收到学术论文76篇。出席会议的专家，就普洱茶历史与文化、普洱茶的传播、普洱茶商道、普洱茶树资源与古茶树研究、普洱茶的分类学、普洱茶栽培学、普洱茶制作技术、普洱茶保健功能等问题展开广泛研讨。会后，本次会议的秘书长黄桂枢先生主编《中国普洱茶文化研究》〔云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4月〕一书。从向大会提交的76篇文论中选编42篇论文。这是第一次研讨普洱茶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总结了普洱茶研究的学术成果，提出了普洱茶研究的新思路、新观念，对于推动普洱茶的研究，对于普洱茶文化的探讨与传扬，对于普洱茶的生产与销售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十多年来，普洱茶研究，尤其是普洱茶文化研究，取得了极大进展，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发表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普洱茶的专著和发表的文章真是令人应接不暇。仅2004年就出版了好几种讨论、介绍普洱茶的著作。〔周杰红：《云南普洱茶》，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年3月；邓时海：《普洱茶》，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年4月；周重林主编：《天下普洱》，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邹家驹：《漫话普洱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11月〕
在广泛汲取近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教正。
1952年，西双版纳佛海茶叶试验站〔云南省茶叶研究所的前身〕在勐海县南糯山深箐中发现三株野生大茶树，有一棵已枯死，科学工作者锯其干，从年轮推断，已有八百多年的树龄。当地哈尼族（僾尼人）把它称为“茶王树”，说是五十五代前的祖先种植的。〔1971年笔者在胡海县茶厂当工人，曾两次到南糯山看过依然茂盛的两棵古茶树。后来这两棵茶王树出现病态，枝叶减少，树势衰弱。日本德岛小川造园有限社经理小川正之先生，实地査看后，认为古茶树呈现病态的原因有二：一是害虫的侵蚀；二是树周围的土地被踩踏板结，导致土壤中氧气不足，有的根部窒息而死。他曾提出治理方案。小川正之先生以为，按其方案治理，“一年后，树势便可回复，枝叶逐渐茂密生长”。云南省茶叶研究所副所长李远烈研究员也提出保护南糯山及其他地区古茶树的建议。据说现在已经枯死，殊为可惜。〕南糯山茶王树被科学工作者确定为栽培型茶树。1961年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研究所张顺高先生在勐海县巴达公社的原始森林中发现九棵更高大、更古老的茶树。其中一棵高32.12米，胸径1.03米，据科学工作者估计，树龄在1700年以上。〔张顺高：《八大野生大茶树的发现及其意义》，载《茶叶通讯》1963年第一期〕巴达大茶树被专家确定为野生茶树。1991年3月，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思茅地区茶叶学会理事长何仕华先生等，在澜沧县富东乡邦歲村新寨发现了一棵大茶树。〔肖时英等：《云南邦歲大茶树》，载《中国茶叶》1992年第三期〕经组织专家考察论证，认为邦歲大茶树的树龄在千年以上，介于野生与栽培之间，原始与进化之间的过渡型茶树。定名为“邦歲古茶树”，肯定它是与“南糯茶王树”、“巴达茶王树”并列的世界三大古茶树之一。而且巴达大茶树、邦歲古茶树、南糯茶王树形成从野生型、过渡型到栽培型的完整系列。这三大古茶树的发现，证明茶树起源与驯化栽培在地理上同源，对茶树起源，茶树资源学、茶树驯化生物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均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张顺高、梁凤铭：《古生态学与茶树起源、传播、驯化的系统猜测》，载《中国普洱茶文化研究》第273页〕
三大古茶树的发现，为茶叶起源地提供了活生生的实物证据。我们可以断定至少在一千年前，西双版纳与思茅地区就已经利用和种植茶叶。这里是古代濮人居住的地区。古代濮人是今天德昂族、布朗族、佤族的先民。所以，德昂族、布朗族、佤族的先民对于茶树的利用与栽培做出了重大贡献。哈尼族（僾尼）居住在思茅和西双版纳的山区和半山区，他们何时迁到这里文献无征，依据哈尼族的传说，他们在这里生活、生产也有千年之久。他们世代与茶相伴，茶叶与他们的生活、生产紧密关联。
澜沧县芒景的布朗族传说，茶种是名叫“艾愣”的祖先给人类留下的，他不仅是“阿佤”（芒景布朗族的自称）的英雄祖先，也是人类茶叶的发明者，给茶起的名字“腊”，意为绿叶。据说，“茶祖”艾楞临死前还对儿孙们道言：到他死后，留下金银怕你们用完；留下牛马，怕会死亡；留下茶叶，让子孙后代取不完用不尽。布朗族把茶当做祖先留下的“永恒财富”，分外珍惜，倍加爱护，世代相传。
德昂族也是以茶为祖先。他们认为茶是德昂的始祖，德昂人是茶的子孙。他们认为人类祖先产生于茶树，原来茶树愿意到大地上生长，于是万能之神达然，让风神吹落了她的102片叶子。于是，单数变成了51个精明的小伙子，双数成了51个美丽的姑娘，这51对年轻人在茶神的指引下，组建家庭繁衍后代。
德昂族认为茶不仅生育了人，还创造了日月星辰。茶是万物之灵。现在，居住在缅甸的德昂人以蓝、黄、绿三色作为自己民族的旗帜和徽记。蓝色代表蓝天，黄色代表南传上座部佛教，绿色象征自己的祖先——茶。在德昂族地区几乎所有的木雕佛像，都是用上百年的老茶树主干雕刻而成。这不仅是因为茶树木质坚硬，便于雕刻，打磨光滑度高，不易开裂破损，散发着茶的清香，是雕刻佛像不可多得的好材料，更主要的是茶是德昂人崇奉的始祖。崇拜茶树，就是崇拜祖先。用茶树雕刻佛像，就把德昂族对祖先的崇拜与对佛的顶礼巧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德昂族的地方就有茶，德昂人每迁居到一个新地方，第一件事就是种上茶树。茶是祖先，茶是神灵，茶是生命，茶是魂魄。德昂族对茶的尊崇与膜拜，深入到社会生活、宗教信仰之中，几乎无处不在。
佤族的巫语有“你喝了茶叶水，你见到了鬼魂”。茶树就是鬼魂，就是祖先。佤族对茶的崇奉、敬仰、膜拜与布朗族、德昂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古代濮人的后裔——德昂族、布朗族、佤族——对茶的共同崇拜，说明古代濮人早就利用茶叶，并将茶树从野生驯化为人工种植繁衍的茶树。
从古茶树发现的地区，从古茶树所在地区的古代居民——濮人，从濮人后裔德昂族、布朗族、信族把茶奉为自己的祖先，虔诚地崇拜，他们至今保持的爱茶、敬茶、护茶、种茶、制茶、饮茶、售茶等生产、生活的方式与文化传统，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居住在今天思茅和西双版纳一带的古代濮人，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利用茶叶，并将茶树从野生驯化为人工种植繁衍的茶树。
邓时海先生在他的大作《普洱茶》的“史话篇”中引用《华阳国志·巴志》的记录，“断定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云南的濮族人已经生产茶叶了”。邓先生的论断看似有道理，但细细推敲，还是难于令人信服。
邓先生所引《华阳国志·巴志》原文是：“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页〕。这段话，是讲周武王伐纣时，得到巴蜀之师的支持与援助，这件事《尚书》也有记录。不仅与茶叶毫无关系，而且根本就没有说到濮人以茶进贡的事。
《华阳国志·巴志》的下一段话是：“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5页〕。稍有点历史常识和古文知识的人，就会发现这段话，是讲“巴”的地理范围，进而说“巴”地的物产，这些物产都要向朝廷纳贡。这里所说的“茶”明明白白是“巴”地所产的茶，与云南毫无关系。而且这段话所说的时间当是汉晋时期，而不是商周时期。
邓时海先生用两个删节符号，把两段话连在一起，“断定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云南的濮族人已经生产茶叶了”〔邓时海：《普洱茶》，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年4月〕。这样的论证不能说是严谨求实的，这样的结论也不能说是科学的。但是，邓先生的这个“断定”被不少谈论普洱茶的人津津乐道，为不少论著引用。我们希望普洱茶有悠久长远的历史，但是这应该建立在实事求是、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而不能用歪曲史料的办法，牵强附会地说三千年前云南濮人已经生产茶叶，并向朝廷进贡了。这对我们宣传普洱茶，深入研究普洱茶文化，应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周红杰副教授在其所著的《云南普洱茶》中说，“据罗平、师宗县志考证，早在2100多年前，罗平、师宗一带已进行了野生茶树人工驯化栽培。另据傣文记载，在17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云南已有茶树栽培”〔周红杰主编：《云南普洱茶》，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年第4页〕。其实，周红杰副教授依据的罗平、师宗县志、傣文记载也是不可靠的。
至今为止，关于茶叶起源于云南，起源于云南思茅、西双版纳最有力、最确凿的证据还是在这一地区发现的巴达野生大茶树、邦歲古茶树、南糯山茶王树。
邓时海先生依据檀萃《滇海虞衡志》所记“茶山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认为“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打开了普洱茶史话”。邓时海先生解释说，“武侯就是诸葛亮——孔明先生，相传他在公元二二五年南征，到了现在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勐海县的南糯山，在他的《出师表》中，曾经提到'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就是进入滇南的记载”〔邓时海：《普洱茶》〕。尽管邓先生认为“孔明先生到了南糯山，是否真的种了普洱茶树，并因而流传至今，已不可考据”〔邓时海：《普洱茶》〕，但是，他还是将这个“传言之说”作为在“普洱茶还没有正史的记载时，却是相当好的依托归属吧”〔邓时海：《普洱茶》〕！邓先生是确信孔明先生“到了南糯山”，而且以孔明先生自己写的《出师表》作为孔明进入滇南（南糯山）的历史“记载”，进而证明孔明先生到了南糯山。
稍微了解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诸葛亮在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率大军进入南中征讨“大姓”。诸葛亮率领的大军兵分三路在春天从成都出发，秋天三路大军会师滇池，接着就凯旋班师，取道汉阳返回成都。其作战的区域主要在今天的大理、楚雄、曲靖、昆明。〔参看《诸葛亮南征路线考说》，载《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诸葛亮根本没有“到了现在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勐海县的南糯山”。因此，所谓“武侯遗种”就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后人的攀附之说。
关于“武侯遗种”和“夷民”祭祀茶王树的记录，见于清代檀萃所著《滇海虞衡志》。檀萃著书的时间在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据此推测，“武侯遗种”的传说和当地夷民祭祀茶王树的风俗当在18世纪中叶以后。在此之前，普洱茶还没有受到世人的重视，到18世纪普洱茶开始在茶叶市场中脱颖而出，普洱茶逐渐“名重于天下”〔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一，见《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一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0页〕。名声大振的普洱茶，自然售价渐高，利润渐大，成为云南税收的来源之一，也成为当地茶农和外来茶客赖以致富的重要源泉。道光《云南通志》卷八“普洱府风俗”说，当地民众“衣食仰给茶山”。茶叶已经成为当地百姓的衣食之源，民生之本。檀萃说：“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一，见《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一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0页〕。清人刘慰三在他编纂的《滇南志略》中写到：“思茅茶山，地方瘠薄，不产米谷，夷人穷苦，惟藉茶叶养生”〔刘慰三《滇南志略》卷三普洱府，见《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三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普洱茶既然带来“大钱粮”，必然引起当地茶农、茶客（商）的重视。为保证茶叶生产兴盛，茶叶贸易繁荣，便逐渐产生了茶、茶树的崇拜。祭祀茶树的风俗随之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祭祀茶树的风俗直到清代嘉庆年间才见于记录的缘故。
今天我们在德昂族、布朗族、哈尼族中还可以看到崇拜茶树、保护茶树的习惯。种植茶树已成为德昂族、布朗族、哈尼族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村寨附近、住宅周围几乎都有茶树种植。他们非常珍惜茶树、爱护茶树。不允许糟蹋茶树，更不允许随意砍折、毁坏茶树。茶树几乎成了他们的生命。笔者在勐海茶厂工作时，在傣族、哈尼族、布朗族的村寨里时常听到大家说：“茶树是我们的绿色银行。”“茶树给我们带来油盐钱。”“养鸡生蛋，种茶得钱。”这就是清代“衣食仰给茶山”的现代版。珍惜茶树、保护茶树、敬重茶树与茶树给人们带来的实际利益是紧密相连的。
对茶树的崇拜祭祀看来十分神圣，但是在庄严肃穆的神秘氛围后面，我们不难发现世俗的物质利益。没有对世俗物质利益的追求，就没有世人对神灵虔诚的祷告与膜拜。当普洱茶没有带来“资利”，没有带来“大钱粮”的时候，对茶树的崇拜就不可能兴盛起来。
对茶叶利益的追求，导致对茶树的崇拜。对茶树普遍的崇拜，又发展为对茶王树的崇拜，从而将茶崇拜推向新的高度和境界。在德昂族、布朗族中流传着茶树是上天赐予、祖先留下的“永恒财富”的神话。他们把茶树的祭祀和崇拜与对祖先的祭祀和崇拜连在一起。在六大茶山则逐渐地从虚幻的神灵与单个的祖先演变为一个具体的人物，这就是诸葛武侯。
诸葛亮渡泸（金沙江）南征，在云南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诸葛亮南征仅只到过云南的一部分地区，尽管诸葛亮在云南征讨的时间前后不过三四个月：但是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云南，以至东南亚诸国，都有诸葛亮的传说，都有诸葛亮到过的遗迹。诸葛营、诸葛城（寨）、孔明山、（诸葛亮）饮马/洗马河等等，在云南随处可见。云南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诸葛亮教他们生产、生活的故事。
诸葛亮在云南已经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文明、生产发展的象征。在云南少数民族眼里，诸葛亮是华夏的代表、国家的使者，是给他们带来福音的圣人。诸葛亮在云南已经成为许多美好事物的“创始者”。把茶树的来源归之于诸葛武侯的传播，不仅是给当地茶树的来源找到国家认同的依据，而且提高了远在边陲的茶叶在中原的地位，对于渴求“大钱粮”的当地茶人和外来茶客，诸葛武侯无疑是一个鲜亮光耀的牌子，是大家乐于攀附的对象。
当我们看到普洱茶产地的人们攀附诸葛武侯，把当地的茶树来源说成是“本武侯遗种”，不禁会想到，神农尝百草发现茶叶的故事。《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其中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唐代学者陆羽所著《茶经》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认为神农氏发现了茶，也发明了饮茶。其实茶和饮茶都不会是神农一个人发现、发明的，而且神农不过是神话中的人物。事实上，茶作为饮料的时间应该在秦汉之间。顾炎武《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王褒的《僮约》说到“烹茶尽具，酣已盖藏”，“武阳买茶，杨氏担荷”。见于记录，饮茶、茶叶交易不应早于西汉。所以神农发现茶、发明饮茶，都是附会之说。当我们明白“茗饮之事”并非神农的发现和发明，不仅不会责怪古人攀附神农的做法，相反我们会对古人把发现茶叶和饮茶归功于神农的缘由、初衷、理想视为正当合理的逻辑给以充分的理解。对于六大茶山的茶农、茶客创作“武侯遗种”传说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同样也应得到相应的体察与理会。
今天，为了推动普洱茶的发展，开拓普洱茶的市场，促进普洱茶的经济产业与文化产业不断繁荣昌盛，运用“武侯遗种”的传说，祭祀茶王树的传统，提出“孔明兴茶”，应该说也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的（参考附录《孔明兴茶别解》）。
普洱茶最早见于文字记录是唐代樊绰《云南志》。〔邓时海先生说：“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樊绰出使云南”。见邓时海著《普洱茶》。按，樊绰于咸通三年二月随安南经略使蔡袭到安南，为对付南诏，留心访求南诏事迹，编纂《云南志》十卷。樊绰编纂《云南志》主要依据韦皋的《开复西南夷事状》和袁滋《云南记》。樊绰本人并未到过云南。〕
樊绰《云南志》又称《蛮书》。其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第七》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李石的《续博物志》卷七也说：“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桂烹而饮之。”樊绰作书于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根据的是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以前的记录。至于李石的书作于宋代，摘录樊绰《云南志》，用字过省，不尽符合原意。
所谓银生城，在今景东县，是南诏所设“银生（开南）节度”区的首府。银生节度又称开南节度，其辖区相当广袤。在其管辖范围内有“茫乃道”。据方国瑜教授考证，茫乃道为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相邻的地区。〔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第488页〕银生节度管内还有奉逸城和利润城，奉逸城在今天普洱县，利润城在今天的勐腊县的易武乡。〔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487页〕樊绰所谓产茶的“银生城界诸山”应为在开南节度管辖界内的茶山。檀萃说：“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帮，四曰莽技，五曰蛮耑，六曰慢撒，周八百里。”〔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之十一，见《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一卷，第220页〕清人阮福著《普洱茶记》，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福来滇，稽之《云南通志》，亦未得其祥，但云产攸乐、革登、倚帮、莽枝、蛮专、蛮撒六茶山。而倚帮、蛮专者味最胜。”又说：“本朝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平云南，那酋归附，旋叛伏诛。编隶元江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纳地设普洱府。并分防设思茅同知，驻思茅。思茅离府治一百二十里。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厅治有茶山六处：曰倚帮、曰架布、曰嶍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物产三·普洱府》，见《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28—529页〕。可知樊绰所说“银生城界诸山”，就是檀萃和阮福所说的“六大茶山”〔六大山茶，檀萃的《滇海虞衡志》与《云南通志》相同。阮福的《普洱茶记》有易武、嶍崆、架布，而无攸乐、蛮枝、蛮撒〕。
刘慰三《滇南志略》说：“普洱府，元至元二十九年置散府。……本朝顺治十六年取其地，编隶元江府，调元江府通判分防普洱，其车里十二版纳仍属宣慰司，雍正七年裁元江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及橄榄江内六版纳地设普洱府。乾隆元年，增置宁洱县，附府，移攸乐同知驻思茅，而省旧设之通判”〔刘慰三：《滇南志略》卷三“普洱府”，见《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第196页〕。可知普洱府在元代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设为散府。当时以思麽部、步日部设置长官司，隶属元江路。思麽就是今思茅；步日就是今普洱。明代，普洱隶属车里宣慰司。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贡象道路”说：“由景东历者乐甸行一日至镇源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为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明代思茅、普洱隶属车里宣慰司，由傣族土司派“一头目”管理。清朝在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以六大茶山和橄榄江内六版纳设置普洱府，到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在今天的普洱县设置宁洱县，作为普洱府的治所。同时设置思茅厅。攸乐同知驻思茅。清朝廷为了更好地控制六大茶山的茶叶，以六大茶山为基础和江内六版纳设置普洱府。见于记录，明清两代，都以六大茶山隶属普洱。所以六大茶山所产的茶称之为普洱茶。从以六大茶山的范围作为普洱府行政区划的基础来看，建立普洱府的一个重要动因应该是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六大茶山的管理，进一步控制当地茶叶的贸易和税收。清代檀萃《滇海虞衡志》说，普洱茶“出普洱所属六茶山”。十分清楚地把普洱茶界定为六大茶山所产的茶叶。阮福的《普洱茶记》说：“本朝顺治十六年平云南，那酋归附，旋叛伏诛。编隶元江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纳地设普洱府。并分防设思茅同知，驻思茅。思茅离府治一百二十里。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之思茅厅界也。厅治有茶山六处：曰倚帮、曰架布、曰嶍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这里同样明确地说，清朝廷以六大茶山为基础设置普洱府。以往不少学者认为，普洱府不产茶，普洱茶的得名是因为普洱府是茶叶集散地。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上引万历《云南通志》“行二日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有车里一头目居之”，可见，普洱产茶，不过产茶的地点在六大茶山。六大茶山隶属于车里宣慰司，车里派一个头目管理普洱及其六大茶山。
六大茶山产茶的历史相当久远，但是普洱茶的制作、饮用、销售，应该说是在明代。樊绰《云南志》卷七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如上所述，“银生城界诸山”就是六大茶山。研究普洱茶的学者无一不注意到关于云南产茶、制产、饮茶的这一最早记录。但是不少学者就把这个记录当做“普洱茶”生产和饮用的标志。如果我们细细研读樊绰《云南志》的记录，就会发现，当时饮用的茶，还不是今天我们饮用的“后发酵”的普洱茶。樊绰在《云南志》中写道：“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散收无采造法”。当时，中原饮茶之风已逐渐兴盛。樊绰编纂《云南志》时，距茶圣陆羽去世已六十年。这时，陆羽所著《茶经》已闻名于世。《茶经》三卷十节，讲了茶的源、具、造、器、煮、饮、事、略、图。包括茶叶的生产技术、烹茶的技艺、饮茶品茗的方式，还有关于茶的轶事等，是我国古代茶叶的百科全书。相比之下，银生诸山的茶叶生产和制作，就显得相当粗糙，在当时中原人看来，不能入流，所以说“散收无采造法”。
说到唐代云南饮茶的方式，在当时中原人看来可算是“奇特”。蒙舍蛮是白族的先民，开创了南诏国。这里“蒙舍蛮”泛指南诏国诸族。他们用“椒、姜、桂和烹而饮之”，与中原饮茶品茗相比，真是“大有不同”。不过古代中原也曾经有过这种烹饮茶方式。古代本草家认为茶味甘苦微寒，椒、姜、葱俱是热性，以椒、姜、桂等和烹而饮之，以去寒，被誉为饮茶良法。〔据研究，今天品茗的方式虽然“高雅”，却不如古代连茶叶一起吃更有益于健康。日本人把茶叶磨成粉末饮用，保存了中国古代“吃茶”的一些特点。〕
只是后来，逐渐用冲泡纯净茶叶的方式，取代了古代“以椒、姜、桂等和烹而饮之”方式。所以，樊绰才觉得“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的方式有些奇特。用“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的特殊饮茶方式，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是白族的“三道茶”〔当然今天白族的“三道茶”也不全是用“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有了不少改变。“三道茶”也不是白族普遍的饮茶方式，通常要在十分庄重严肃的场合才制作品饮〕。可见，唐代云南茶还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后发酵“普洱茶”，只能说是普洱茶的源头。
元代李京《云南志略》在《诸夷风俗》一节中的“金齿百夷（傣族）”条中说：“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见《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第129页〕。可知元代今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集市上，以物易物，以有易无，茶叶成为贸易的主要商品。这些茶叶当出自六大茶山等处。但此时还没有普洱茶的称谓。
谢肇淛《滇略》卷三说：“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谢肇淛：《滇略》卷三〕。谢肇淛作书在明代万历末年（约公元1620年）。这本书首次提到“普茶”。所谓“普茶”当就是普洱茶。普茶的显著特点是“蒸而成团”。不过，谢肇淛认为云南没有好茶，这不是因为云南不产茶，而是不懂得制茶的方法。制出茶叶也不懂得如何烹瀹品饮，等于“无茗也”。他甚至说，普茶不算好茶，只不过比喝白开水强一点。谢肇淛是福建长乐人，万历年间来云南担任右参政。这时，闽浙一带饮茶之风盛行。闽浙人自认为他们的茶叶淳厚和饮茶方式“高雅”，自然把他们喝不惯的普茶视为异类，以致说“滇苦无茗”。其实，他们还没有发现普茶的优点。但是，当时的云南人，无论有身份的士人，还是没地位的庶民，都饮用普茶。
明末方以智在《物理小识》有“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这是“普洱茶”一名见于文字的最早记录。不仅正式用“普洱茶”一名而且说明其制作方式为“蒸之成团”，主要销售地点是“西番”，即藏族地区。
明代，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改变了“夷多汉少”的状况，汉人占云南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进入云南的汉人带来了中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原和江南制作茶叶的技术与品茗的方式随之传入云南，对普洱茶的生产与制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六大茶山中的易武，到清代晚期其居民基本上都是汉人。易武的茶庄数量在六大茶山中居于首位，其制作技术在六大茶山中最先进，其茶叶质量也是最好。
到了清代，普洱茶名声大振。檀萃说，“普洱茶名重于天下”。阮福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世人逐渐发现普洱茶不仅“味最香醇好喝，而且有益健康。当时的评价说：“其茶能消食，理气，去积滞，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吴大勋：《滇南闻见录》下卷《团茶》，见《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第36页〕。普洱茶的身价日益增高，成为京师争购品饮的名茶，也成为云南进献皇帝的贡品。
阮福说，“福又捡'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厅本地收取鲜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干茶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物产三·普洱府》，见《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第528—529页〕。云南布政司每年要用一千两银子交思茅厅负责采办普洱茶进献皇上，为此专门建立“贡茶”的档案册。
皇帝得到来自云南的普洱茶，不仅自己品尝，而且赏赐给皇亲国戚，并作为礼品赠送外国使臣。云南进献的贡茶，完全是来自六大茶山，特别是依邦、蛮崙两大茶山。“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茶之号。茶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釆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成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张泓：《滇南新语》“滇茶”，见《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一卷，第401页〕。贡茶必须在二月间采摘，要“蕊极细而白”的“毛尖”，“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物产三·普洱府》，见《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第528页〕
由于普洱茶声名鹊起，假冒者也四处蜂起。“滇茶有数种，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劣”〔张泓：《滇南新语》“滇茶”，见《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一卷，第401页〕。木邦在今缅甸东北部，靠近西双版纳，其地也产茶，但味道远不如西双版纳的茶叶好。真正的普洱茶还是产于六大茶山。
上面已提及，普洱茶的一大特点是“蒸而成团”。这在清代人关于普洱茶的论述中比比皆是。《思茅志稿》说：“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犹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之劲黄而不卷者，名金天月。其团结而不解者，名扢搭茶，味极厚，难得。”〔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物产三·普洱府》，见《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第529页〕吴大勋《滇南闻见录》说：“团茶产于普洱府属之思茅地方。茶山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焙，制成团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每年土贡有团有膏。思茅同知承办。团饼大小不一，总以坚重者为细品，轻松者叶粗味薄。”〔吴大勋：《滇南闻见录》下卷《团茶》，见《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第36页〕“蒸而成团”，也就是用晒青毛茶，蒸软后压制成的紧压茶。依据压制的形状，有团茶、沱茶、砖茶、饼茶等。这种茶是后发酵茶，具有醇和、耐泡、陈香等特点，不仅口感好，而且有利健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普洱茶做一个明确的界定：普洱茶是产于六大茶山的大叶种茶叶，以“蒸而成团”为主要特点。
2003年3月云南省标准计量局公布的普洱茶定义是：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区域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后发酵加工成的散茶和紧压茶。这是当代官方确定的普洱茶定义。但是，普洱茶的名称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就出现了。我们对普洱茶的界定，是以文献纪录为依据，对明清以来普洱茶内涵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这个界定，专指明清文献的“普洱茶”，不包括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普洱茶。这个界定与云南省标准计量局的定义是一致的。只不过我们将“一定区域”限定在“六大茶山”而已。应该说，云南省标准计量局的定义是在总结明清以来普洱茶的原料与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的结论。今天普洱茶的区域已经远远超出六大茶山。
六大茶山分布在西双版纳境内，除了攸乐在景洪外，其余五座茶山都在勐腊县。最近，西双版纳州政府组织茶叶、农业、茶文化等方面的专家以及记者34人，做了全面深入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古茶树和古茶园分布在景洪市、勐腊县和勐海县的19个乡镇，100个村寨之中，区域面积13万多亩，百年以上古茶园共82234亩；古茶树树龄多数在200年至500年之间，发现上百株500—800年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树和茶树王。最具代表性的有勐海巴达的树龄在1700多年的大理茶野生型古茶树、南糯山的树龄达800多年的栽培型古茶树、勐腊倚邦古茶山小叶种古茶树。〔《云南日报》记者赵汝碧报道，见《云南日报》2004年10月4日第一版〕
西双版纳六大茶山生产的茶叶，大都是“蒸而成团”的紧压茶。今西双版纳的傣族、哈尼族、拉祜族都称茶为“la’，勐腊在傣语中就是产茶的地方，就是“茶叶之乡”。普洱茶与六大茶山紧密连在一起。从历史到现今，说到普洱茶必然要说到六大茶山，说到六大茶山就一定说到普洱茶。六大茶山就是普洱茶的故乡。
历史上，西双版纳的茶叶生产相当兴盛。清代，到六大茶山制作、采购、贩运茶叶的茶客多达“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一，见《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一卷，第220页〕。20世纪上半叶，六大茶山，几乎村村寨寨都以茶叶为生。在倚邦有丰和、庆丰益、元昌、恒盛、园信公、惠民茶庄、升义祥、鸣昌号等茶庄。在易武茶山，出现了同顺祥、同庆号、泰来祥、同昌号等十数家经营茶叶的商号。勐海的茶庄更多，勐海（佛海）茶厂的生产的普洱茶可谓誉满天下。西双版纳茶叶的种植、采集、制作、贸易盛极一时。
六大茶山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这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树，这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茶树，这里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古老茶园，这里的茶叶种类十分众多，这里是民族最多的产茶区，这里流淌着最丰富动人的关于茶树、茶叶、茶农、茶客、茶情的传说与故事，这里有各种制茶的方式，这里有饮茶的不同风俗，这里是世界上最漫长、最艰险的茶叶之路的起点，这里有悠久的茶史，这里有丰富多彩的茶文化。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的茶文化博物馆。我们应该向全世界亮出“世界天然茶叶博物馆”的光彩名号！
“茶马古道”这个名称，不见于历史文献，“是由木霁虹、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等六位（笔者案：这里只列了五位，还有一位是李旭）志同道合者于1990年7月至10月步行'茶马古道’时首先使用的，并在随后的专著《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中进行论证”〔木霁虹：《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4页〕。十多年来“茶马古道”已经被大多数学者认可，不少的新闻媒体、学术著作都采用“茶马古道”这个名称来概述滇藏川地区的交通与商贸。“茶马古道以马帮运茶为主要特征”，“茶马古道上的马帮把汉地的茶和吐蕃的马、骡、羊毛、羊牛皮、麝香、药材等互换，运输的方式是人赶着马在高山峡谷中跋涉，这就形成了茶马古道的重要特征”。〔木霁虹：《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第26页〕关于茶马古道的著作和文章层出不穷，演绎着在这条道路上的人、马帮、茶叶的各种传说与故事，成为新文化大潮中一朵耀眼的浪花。
“茶马古道”与“茶马互市”有密切的联系。“茶马互市”主要是用中原产的茶叶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换马匹。西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饮乳食肉，缺少蔬菜，不仅不易消化，且易积热；而茶之功用，能释滞消壅，泣喉止渴。所以西北少数民族与茶叶结下了不解之缘，达到没有茶就无以为生活的地步，有“倚中国茶为命”之说。〔《明史·朵甘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列传》〕从唐代开始，历代统治者都采取利用“茶马交易”的方式与西北民族联系。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与回纥茶马互易，开创了茶马交易的历史。北宋茶马交易主要在陕甘地区，茶叶取于川蜀，并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设置榷茶和买马司。南宋，中原的战马有相当多一部分来自大理。元代，朝廷废止茶马交易的治边政策。到明代，朝廷恢复了茶马政策。由于茶产于内陆，交通不便，价格高昂，以至“以金一两，易茶一斤”或“一驮茶易一上驷”。〔《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十五〕历代朝廷，用内陆的茶与西北诸民族交换马匹。即所谓“摘山之产，易厩之良马”。清代，政府对茶马贸易的控制有所松动。私人经营茶马贸易增加，政府经营的茶马互市费茶多而获马少，得不偿失，最终在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终止了官营茶马贸易。
随着茶马交易的兴盛，勤劳的各族人民，从西南边陲到遥远的西北赶着马，开拓了漫长、崎岖、艰险的“茶马古道”。所谓茶马古道，实际上就是运送茶叶的马帮之路。
“茶马古道”是将普洱茶运送到康藏地区的道路。茶叶传入吐蕃的时间，至迟在公元8世纪初。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所著藏文《汉藏史集》的第十三章题为“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记述了公元679～704年都松莽布支在位之时茶叶和碗传入西藏的情况。藏语称茶为ja，与“槚”同音。“槚”是茶的别称。又据《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番，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薪门者，此昌明者，此港湖者。’”可见，当时西藏不仅已有茶叶及饮茶之风，而且唐朝的名茶，差不多齐备。
普洱茶行销藏族地区的年代很早，到明代已很发达。明末云南各族人民坚持抗清斗争达十七年之久，以致供应西藏的茶叶减少。清兵入滇后，藏胞即来交涉茶马贸易。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北胜（今永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刘健《庭闻录》〕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在北胜州开茶市以藏马易普洱茶。后来，丽江府改设流官，且交通方便，茶市改设丽江。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九月至次年春天赶马到丽江领“茶引”赴普洱贩茶。从丽江经景东至思茅，马帮结队，络绎于途，每年贸易额达五百万斤之多。同时汉族、白族、纳西族商人也从普洱贩茶供应藏族地区。
近代云南的不少商人的发展与贩运普洱茶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大理喜洲的严镇圭在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与江西商人彭永昌、北城商人杨鸿春合资纹银一万多两，创立了“永昌祥”商号。“永昌祥”创业初期，主要是从六大茶山和凤庆等地买来上等的青毛茶，运到下关的茶厂，经过筛、拣、蒸、压制和干燥等工序制作成形状似碗，下面有一内凹圆窝，外径约80毫米，高45毫米的紧压茶。这种茶颜色澄亮、香气馥郁、滋味醇厚，既能解渴提神，又能帮助消化，深受康藏人民的喜爱，有“沱江水，云南茶，香高味醇品质佳”的佳话流传。“沱江水，云南茶”连起来，就有了“沱茶”的名称。“永昌祥”也以经营沱茶为基础在商界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经营茶叶、生丝、布匹、洋杂、山货、药材、烟草等土特产的大商号。喜洲董澄农开设的“锡庆祥”商号，尹莘举开的“复春和”商号，也都经营过普洱茶生意。丽江纳西族商人杨守其、中甸藏族商人马铸材都以从事普洱茶贸易在藏族地区享有极高的声望。“恒盛公”商号生产的紧茶，“永昌祥”出产的藏庄茶，“洪盛祥”生产的紧茶与砖茶，都深受藏胞喜爱。
由于普洱茶外形紧结，内质细嫩，味纯回甘，香高耐泡，非常适合藏胞口味，藏胞长期饮用，形成对普洱茶的偏爱。因此有“藏人非车佛茶不过瘾”之说。“车”是车里（景洪）、“佛”是佛海（勐海），“车佛茶”就是普洱茶。英国印度总督海士廷格派间谍入藏活动，就曾运锡兰茶到西藏，企图取代普洱茶。因不合口味，藏胞拒绝购买。1904年英国派兵侵入西藏，同时运入印度茶强迫藏民饮用，也遭到拒绝。为适合藏民口味，就盗窃普洱茶茶种在大吉岭种植，并在西里古里（Siliguri）秘密仿制佛海紧茶，无耻伪造佛海茶商标，运至噶伦堡混销，但外表相似本质不同，藏胞还是没有受骗。
“茶马古道”既然是“以马帮运茶为主要特征”，而且主要是运输藏民偏爱的“车佛茶”，我们何尝不可以把这条道路称之为“普洱茶之路”！
运送茶叶到西藏的马帮之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拉萨。大约3100多公里。另一条就是从普洱茶原产地六大茶山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的邦达、察隅或昌都、罗隆、工布江达、到拉萨。全长约3800多公里。周红杰《云南普洱茶》“漫漫茶马路”一节，把普洱茶路的起点定在今普洱县，其说法不妥，所附“茶马古道”地图也不确。运送普洱茶的起点应该在六大茶山。尤其是到缅甸、老挝、越南的普洱茶路，都是从今勧腊或勐海出发，根本不必经过今普洱县。
20世纪20年代，丽江纳西族商人杨守其先生，开创了一条运送普洱茶至西藏的新道路。杨守其先生的岳父是云南省腾冲县人，岳母是缅甸王室公主。其岳父对缅甸的情况十分熟悉，他带领杨守其从印度经过缅甸进入腾冲。杨守其到双江县的勧库创办茶厂，制造适合西藏人口味的“原山沱茶”。他把“原山沱茶”从双江的薊库运到腾冲，从腾冲到缅甸的密支那、八莫、曼德勒。在曼德勒装上火车运至仰光港口上轮船，运至印度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再上火车运到西里古里，再用缆车运至葛伦堡。葛伦堡是云南普洱茶的交货地点，西藏的马帮到葛伦堡来接货。由葛伦堡进入锡金，往北到甘托克，翻过回惹嘎拉山口进入西藏的亚东关口，经帕里、江孜最后到达拉萨。〔杨丹桂：《“新茶路”考》，载《中国普洱茶文化研究》，第352—353页〕这条路，被称之为“新茶路”。后来，缅甸的汽车路修筑到景栋，于是用马帮约6日程将茶叶从西双版纳的勐海运至景栋，从景栋用汽车2日程运至海河，又装上火车用3日程运至仰光，再装上轮船3日程运至印度加尔各答，再用火车2日程运至西里古里，又用缆车1日程运至葛伦堡。再用马帮18日程到拉萨。从勐海到拉萨全长约7642华里，比传统的马帮路6705华里增加了937华里，但是其中有6257华里是利用现代的交通工具，费时仅11日。全程历时35日。而传统的马帮路从勐海县到拉萨，要花100日左右的时间。这样，新茶路就减少人马60多天的艰苦跋涉。〔李拂一：《西双版纳与西藏之茶叶贸易》，见台北云南同乡会编《云南文献》第32期，2002年2月〕传统的“茶马古道”沿途皆崇山峻岭，夏天苦雨，冬季大雪，道路十分艰险。到了冬季，西藏的道路基本不能通行。这条“新普洱茶路”由于可资汽车、火车、轮船，运输时间缩短而成本降低。成本降低，使普洱茶在西藏的竞争力加强，扩大了销路，推动了生产。
普洱茶还向南运往东南亚诸国销售。通往东南亚诸国的普洱茶运输线主要有3条：一条是从勐腊的易武出境，进入老挝的千补掌，转到越南的河内；一条是从勐腊进入老挝的朗勃拉邦，再到万象，由万象南下到柬埔寨的金边；一条是从勐腊的勐捧、勐润出境，经过老挝到泰国的清迈，再南下曼谷。
纵观历史，我们知道，普洱茶运到西藏有传统的“茶马古道”，也有20世纪20年代开创的“普洱茶新路”，还有通向东南亚的普洱茶南路。“茶马古道”这个概念显然无法涵盖普洱茶这三条主要的道路，也就不能涵盖普洱茶文化中的中外交流的丰富内容。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名称——“普洱茶之路”，以便我们在更广阔的范围研究普洱茶文化。在研究普洱茶与国内市场的关系之外，扩大研究普洱茶与国际市场的关系；在研究普洱茶与民族文化交流的关系外，扩大研究普洱茶与国际文化的交流。
普洱茶之路，是一条人文精神之路。勤劳勇敢的“马锅头”，不畏艰难险阻、不惧毒蛇猛兽、不怕暴雨风雪，以刚强的毅力、勇敢的精神、机敏的智慧，用汗水和鲜血开拓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峻、路途最遥远、路况最险恶、气候最严酷、民族最众多的运送茶叶之路。这条路沟通了汉、藏、傣、白、哈尼、纳西、布朗、德昂等数十个民族间的深厚友情与血肉关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增强了民族团结、巩固了国家统一。
如今，悠悠千年古道上，很难看到昔日络绎不绝的马帮勇敢奋进的踪影，很难听到在山间回荡的马帮悠远动人的铃声，但是在这条路上闪耀着的中华民族开拓奋进、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崇高精神将一代一代传承，激励着华夏子孙一代一代奋勇向前。
（载《普洱茶经典文选》，云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12月）
随着普洱茶热的兴起，“孔明兴茶”之说也在各种媒体和论著中广泛传播。
“孔明兴茶”见于清代檀萃所著《滇海虞衡志》。其书卷十一《志草木》说：“茶山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侯遗种，至今夷民祀之。”有普洱茶专家据此宣扬：诸葛亮（孔明）在公元225年南征，到了现在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勐海县的南糯山，“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打开了普洱茶史话的第一页”。
稍微了解三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诸葛亮在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率大军进入南中征讨“大姓”和“夷帅”。诸葛亮率领的大军兵分三路在春天从成都出发，秋天三路大军会师滇池，接着就凯旋班师，取道汉阳返回成都。其作战的区域主要在今天的大理、楚雄、曲靖、昆明、昭通。诸葛亮根本没有到过现今勐海县的南糯山。所谓“武侯遗种”并非历史事实，而是后人的攀附之说。
檀萃著《滇海虞衡志》的时间在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据此推测，“武侯遗种”的传说和当地夷民祭祀茶王树的风俗当在18世纪中叶以后。在此之前，普洱茶还没有受到世人的重视，到18世纪普洱茶开始在茶叶市场中脱颖而出，普洱茶逐渐“名重于天下”。名声大振的普洱茶，自然售价渐高，利润渐大，成为云南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成为当地茶农和外来茶客赖以致富的重要源泉。道光《云南通志》卷八“普洱府风俗”说，当地民众“衣食仰给茶山”。茶叶已经成为当地百姓的衣食之源，民生之本。檀萃说：“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清人刘慰三在他编纂的《滇南志略》中写到：“思茅茶山，地方瘠薄，不产米谷，夷人穷苦，惟藉茶叶养生”。普洱茶既然带来“大钱粮”，必然引起当地茶农、茶客(商)的重视。为保证茶叶生产兴盛，茶叶贸易繁荣，便逐渐产生了茶、茶树的崇拜。祭祀茶树的风俗随之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祭祀茶树的风俗直到清代嘉庆年间才见于记录的缘故。
对茶树的崇拜祭祀看来十分神圣，但是在庄严肃穆的神秘氛围后面，我们不难发现世俗的物质利益。没有对世俗物质利益的追求，就没有世人对神灵虔诚的祷告与膜拜。当普洱茶没有带来“资利”，没有带来“大钱粮”的时候，对茶树的崇拜就不可能兴盛起来。
诸葛亮在云南已经成为许多美好事物的“创始者”。把茶树的来源归之于诸葛武侯的传播，不仅是给当地茶树的来源找到国家认同的依据，而且提高了远在边陲的茶叶在中原的地位，对于渴求“大钱粮”的当地茶人和外来茶客，诸葛武侯无疑是大家乐于攀附的对象。
这里还要说一说在滇缅边境被称为“小诸葛”“小孔明”的明末大西军将领李定国。
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后，清军入关，南明永历元年（公元1647年）大西军进入云南。大西军在云南革故鼎新，养兵恤民，急图善治，社会秩序安定，社会生产有所发展。大西军将领李定国率兵进军湖广，围全州，捣桂林，毙投降清军的汉奸定南王孔有德。又会战衡州大破清军，毙主帅亲王尼堪，收复湘、粤。天下为之震动。公元155年，李定国把永历帝护送到昆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十二月，清军三路入滇。永历帝离“滇都”昆明西奔。李定国率部殿后，退至怒江西岸磨盘山设伏以待清军，意图一鼓歼敌，不料因奸细告密失败，全军溃散。李定国率军走腾越，过南甸，至勐定，从三宣六慰，转战勐腊等地，联络诸土司，聚集力量，待机而起。
永历十五年（公元1661年）十二月，永历帝被吴三桂自缅甸引渡回滇，次年四月被杀。李定国得知永历帝死讯，愤郁成疾，卒于勐腊。
李定国转战勐腊等地，与当地土司民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结下深厚情谊。当地人称他为“汉王”“诸葛亮”“孔明”。他病逝后，土司和民众在勐腊为他建立坟茔，在坟茔旁建盖“汉王庙”，纪念他在当地关爱民众、发展生产的功德。
驰名中外的普洱茶六大茶山都在西双版纳，其中五座茶山在勐腊。享誉世界的“茶王树”就在勐海的南糯山、巴达山。这里正是李定国率领大西军余部转战的地方。由此推测,“孔明兴茶”故事中所谓的“孔明”，也许就是被称为“小诸葛”的汉王李定国将军，而非三国时候的诸葛亮。
(载《影响力》杂志2007年第八期)
摘录自《林超民文集》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8—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