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的“觉醒时代

劳伦斯的“觉醒时代”
说到1915年是国人的觉醒时代，其实也是劳伦斯思想的觉醒时代。一次世界大战让世界觉醒。劳伦斯因此觉悟大开，不仅跟罗素联手要改良英国社会，还真正成了独特的文学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节约纸张大战期间出版社半年内不再出版新书，将年轻作家的书都做退稿处理。而出版社正对《虹》不满，就借机“名正言顺”退了他的小说。劳伦斯无法得到预期的版税，立时陷入贫困境地，靠朋友捐助维持生活。对这次物质主义加帝国主义的战争，劳伦斯和许多文学艺术家一样持反对态度。但他此时却因身无分文及意大利可能卷入战争而无法离开英国回意大利，只能困居英伦。战争及由于战争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和个人际遇，令他正在写作的《哈代论》“一怒之下”脱离了哈代研究主题，写成了一部大随笔，成了一部他自称的“我心灵的告白”甚至是“我心灵的故事”，几乎“除了哈代”，无所不论：哲学，社会，政治，宗教，艺术等，洋洋洒洒地展开去，一发而不可收，可说是一部“文不对题”的奇书。这样的文艺随笔为他以后犀利恣肆、谈天说地的随笔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有，它为劳伦斯写作其史诗般的小说《虹》找到了哲学根据，他的创作肯定与《哈代论》有强烈的“互文”互动，其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在这部长篇文艺随笔里，劳伦斯有两大发现或曰心得。其一是文学创作中作家的观念与创作之间的矛盾问题：一部小说必须有一个形而上的哲学框架，没有哲学理念的作品不成其为大作品；但如何让这个理念的框架服务于和服从于连作家本人都难以理喻的无意识艺术目的而不是相反，最终决定了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他看来，哈代和托尔斯泰的小说每当理念大于小说时，都失败了。劳伦斯的这个理论与后来大家熟知的马列主义文艺观里“作家世界观与创作之间的矛盾”及弗洛伊德主义里意识与无意识的冲突理论是不谋而合的。其二是艺术家自身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冲突问题：劳伦斯认为每个作家在写作时都经历着内里两性的冲突，其“男性”代表着理性、意识，决定着作品的形而上的理念形成，而其“女性”则代表着无意识的生命冲动，决定着作品的艺术流向。只有这种两性的冲突和互动才能催生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只有当这两性的冲突和斗争达到某种和谐状态时，作品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劳伦斯的这个理念与后现代理论对于“性别学”（gender

study）的痴迷关注是一致的。考虑到劳伦斯在1914年就对此有了如此的真知灼见，即使这本书拖延到身后的1936年才发表，在时间上都可以说劳伦斯在这一点上是开了“后学”之先河的。

但这毕竟是以哈代研究为目的而开始的著作，书中还是有相当篇幅专论哈代的小说创作及理念，显示出劳伦斯是哈代最好的知音和继承者。这些洞见如此鞭辟入里，以至于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颇有见地地指出，劳伦斯甚至在自己的哈代研究中按照自己的体会挖掘出了更深层次的哈代性，看似是哈代在“模仿”劳伦斯。还有论断说，如果哈代晚生一代，很有可能就是另一个劳伦斯。[3]这本书中涉及哈代创作的一些章节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完全可以是优美的书评和散文，其中论及哈代与自然的关系的段落富有强烈的诗歌节奏，应该说是最美的书评了。

与此同时劳伦斯积极地投入当时的反战活动，倡导社会革命，在结识罗素后两人有一段成了莫逆之交，甚至准备共同在伦敦开办讲座。在这段时间里劳伦斯写下了一系列的社会随笔，其中以《皇冠》为代表作。但很快他和罗素就从意气相投到互不相容，关系破裂，共同的讲座流产，不仅分道扬镳，日后还成了敌人，特别是罗素对劳伦斯恨之入骨。日后劳伦斯还断断续续写过诸如此类的随笔。这些随笔因其强烈的政治性和哲学性而难以纳入其文艺性散文随笔加以考量，实质上是与其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随想录或通俗的journalism，如这个时期创作的长篇巨制《恋爱中的女人》里主要人物伯金的一些言论干脆就直接来自《皇冠》中的文章，这至少说明伯金的思想体系的来源，虽然不能说明这些随笔对小说写作有决定性影响。现在这些随笔一般是被纳入劳伦斯的社会思想范畴内加以研究的。一个青年作家的社会政论，处处闪烁灵光，珠玑四溅，难能可贵，并非每个大作家都能有如此之高的哲理写作起点和理性思维的高度。但作为思想的整体来看，应该说是不成体系的，对它的欣赏还是重在其璀璨的思想火花和行云流水的文笔，还是其文学价值。因此有些篇章如《鸟语啁啾》和《爱》作为文学散文经常收入劳伦斯的散文集中,这也是种瓜得豆，出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