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章草的取法与创作
作者王晓光
王晓光：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西泠印社社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潍坊市书协副主席，《书法研究》杂志副编审。
当代章草的取法与创作
与行书、今草等主流书体相比，章草仍是当前书法创作中的小宗，章草书家们虽创作了一些精品力作，不过总的看，章法书法仍不算兴旺，创新型章草亦不甚景气，能开时代新风的作品也不多。探其缘由，取法借鉴是一个重要因素，许多人的章草取法还是老一套、甚至相当单调：或承袭传本皇象《急就章》体钵，或一味摹习陆机《平复帖》，或主攻现代王蘧常等书家的写法，而对巨量的出土简牍帛书迹的研究借鉴不够或不太到位，漠视秦汉简牍中的草书（章草）书迹，至少是对宝贵新资源的浪费。
章草的取法与创作
当代章草取法视角不够宽广，取法途径少，容易形成书风雷同局面
一个现象是取法求近而舍远。比如有研究者说的当代章草“令人惊异地抛开了索靖、赵孟頫、宋克灵活游动的章草，而对当代老一辈书法家王蘧常的章草却倾尽全力。”［1］以篆籀之法写章草、笔圆而劲足、省减之极、含高古浑厚之意，是王蘧常章草特色。这种风格有着诱人的独创性和新颖度，被人们追捧仿效很自然。有学者指出：“新时期以来书坛上出现的章草热，基本上是因为王蘧常的出现才引发的。”［2］不过大家都去追仿这一家，很容易造成同质化、雷同型章草。这是取法较单一的一个例子。
二是取法元明人章草或刻帖章草。章草自魏晋以后即趋式微，唐宋少有问津者，元赵孟頫复起倡导章草，邓文原、康里子山等助其澜，宋克等明代书家承续之，令章草千余年后再现盛景。然而元明人写章草，都是筑基于刻帖，即魏晋人的程式化的章草（皇象《急就章》、索靖《月仪帖》等），只顾“突出雁尾，呆板程式，聊备一格而已。”［3］当代有作者仍然主攻皇象、索靖等的章草，这其实仍在走元明人老路，取法仅止于此则新风难以自树。当然也有不少作者致力于章草与今草的糅合，然而若视点仍囿于传统刻帖＋陆机等晋人草书、孙过庭等今草，则视角仍嫌过窄，因为汉晋简牍墨迹（内含大量汉人章草、今草及章今杂合的墨书）资源仍未被拿来借鉴。
三是直取陆机《平复帖》等作品。一些作者依凭《平复帖》的基础上稍做变化，但总离不开《平复帖》影子，同样形成多人一面的现象，即便这样的作品屡屡在展赛中获奖、入展，但若仅止于此，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提升并不见得明了。
某些章草爱好者仅止于形式的简单模仿，或截取某些经典章草的笔画用于自己的创作，而没有全面、深入研究章草体演化的来龙去脉以及经典的本质特征，或“着意于依着葫芦画瓢式的摹古手段而疏于文字本身的结构要素”的思考［4］。字结构为章草难点之一，王蘧常上溯三代以求篆籀隶等体与章草体的融通，形成个性化的精简结字法。规范的章草体具有草法谨严、笔画精省、波磔分明几个特点，如王世镗《论草书章今之故》中所概括的“谨饬”、“骨格”、“严重”、“循环一致”等，卓定谋《章草考》对章草简约笔画做出统计：“章草画数，自四画至八画者最多，而十画以外则属寥寥。”简牍墨书中，像尹湾草书简《神乌傅》，虽不致“谨饬”，波角亦未泛滥，但笔画减省度不逊于后汉典型章草，在西汉晚期，《神乌傅》式的“删难省烦，损复为单”［5］也有普遍性，与之近似的有《爰书误死马驹册》等作，它们并非增加或夸张弧形笔画就能得其精髓的。师法不同时期的章草书，须针对不同对象特点分别对等，而不能简单模仿外形。
由于章草创作毕竟是整个草书创作系统内的小宗，专攻章草的书家仍较少，尚未形成群体倾向、群体行为的章草创作，较大的、成熟的章草创作流派不多见，章草创新之作不足以高标自树，遑论形成鲜明的（章草）时代风格或引领风骚者。
简牍草书借鉴与当代章草创新
张怀瓘《书断》说“章草即隶之捷”，今人裘锡圭认为章草是古隶的俗体发展而成。就已有墨迹资料看，自秦简至西汉前期简牍，再到西汉中后期简牍，可以看出隶变、草书形成的轨迹，亦可看出章草发展、成熟过程。要实现当下章草求变出新，就不能不做章草体的溯源工作，也就离不开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30年出土的简牍帛书迹；不但要研究西汉初古隶形态，亦须上溯秦隶乃至秦以上，以梳理整个隶变过程及草体演进，理清章草源流。 王蘧常先生通过溯源来研究、创作章草的做法，能给我们很多启示。
作者考察云峰、大基、天柱诸山摩崖刻石
已出土的简牍跨战国至魏晋，可供章草借鉴的墨迹颇多，以下几个环节或可作为章草创作借鉴的重点：
里耶等秦简。
里耶、放马滩秦简有一些草率字迹，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草书”，只是基于实用目的的草率随意书写，但它预示了书体演进的倾向，在隶变进程中意义重大。秦简中的草写是汉代草体的前身，其中各种约省法、变曲为直、弧形笔、点化笔等，都含演变为章草等草法的趋势。探究秦简草写有助于上探章草前身。
汉简草书。
其一是纯章草墨迹，如尹湾简、居延简等。前者有《神乌傅》、《集簿》，均是西汉晚期章草书，《神乌傅》结构自如，字形变化多，全篇13个“之”字各不相同；《集簿》笔触、笔势的和谐一致性颇值得品味。后者代表作有东汉初的《爰书误死马驹册》等，该册草书笔画更加纯粹，点线、笔法更为统一，整篇的谐调性较《神乌傅》更胜一筹，可作为简牍章草典范。
其二是章草兼有今草笔意者，如《武威医药简》、《王骏幕府档案》等作。敦煌马圈湾草书代表作《王骏幕府档案》（新莽时）用锋特色鲜明，有大量提顿笔和绞锋笔法，这既形成点线粗细差别，也萌发早期今草笔意。居延《寇恩事册》、武威《医药简》同样有着顿挫用笔、解散结构、点化笔普遍等特征，甚至惊现了后来新体（早期今楷、行、今草）因素。章、今间杂者还有《永元兵物簿》《致尉曹吏书》等简。这些草书反映了书体变动发展期内实用书写中的复杂情形及由此引起的丰富多彩的笔墨效果，它们能给当下章草创作不少启迪。
东牌楼简草书。
2004年出土的长沙东牌楼简填补了东汉末简牍墨书空白，其中有大量草书简，而且大部分是早期今草，处于今草形成、发展阶段，遗存某些章草痕迹，还有部分属章、今草间杂的作品。东牌楼简草书可使我们理清西汉后期——东汉初——东汉末这段时期章草成熟到式微、今草兴起与发展的轨迹，这些墨迹当然有益于我们的章草创作与创新。
近几十年以来出土的新书法遗迹极其丰富，二千年前古人手书墨迹（简牍帛）有传本刻帖不具备的优势，就章草而言尤其如此。元明清人只能依据刻帖学章草，今人则可以把玩、研究、临习汉魏真迹，当代章草作者乃至行、草书作者完全可以面向这个新世界，对它们进行研读、汲取、融通，并藉以写出个性风格，而不是一味局限在《平复帖》、《急就章》以及宋克、沈曾植、王蘧常们。
写章草易流于程式化，或只把握了波磔一类细节而缺失了气质精神，如八届国展获奖作者谈创作时王冰所说：“章草高古，但容易写'板’、写'僵’、写'死’。”［7］除了参入六朝、隋唐人今草以求变化外，融入简牍草书实为明智选择。
王晓光 楷书荷风松月联
西部残纸文书中含大量章草、今草、章今间杂作品，如《华玄残纸》《得必安残纸》等，这些书迹大多属于十六国前期，上距汉魏不远，保留较多古意，可看作汉魏草书古法与江左名家今草的“连接点”，除去技术上的启示外，其存留的时代风气充斥于构字、用笔、面貌上。
另外，六朝以降章草墨迹也是参考资料，敦煌写经行草书（唐代作品）兼具章草意味，古意内含，如《妙法莲花经玄赞卷》、《妙法莲花经明决要述卷》等，它们与绍兴本《出师颂》风格有些相近。宋黄伯思认为《出师颂》已经离魏晋人的章草书有了较大距离，只存少许古体遗风，是很有道理的。该本《出师颂》实为章、今之融合，如同《妙法莲花经明决要述卷》等含章草意韵的作品，《出师颂》等作的融合比元明书家那种章、今杂糅来得自然些。
“汉魏风骨”被后人津津乐道，“汉魏的凝重与浓郁”、“汉魏的莽苍之气”（韩玉涛语）不仅体现在碑版隶书中，也流露于简牍笔墨间。力感与骨势是书法必备因素，章草亦然。索靖书“银钩虿尾”、“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汉晋书法的质朴厚重、骨势力感在《急就章》等刻帖以及《平复帖》等墨迹中可以体味出，同样也显现于简牍墨书里。宋克曾大力夸饰章草波磔的棱角感，虽波险太过，于当时却令人耳目一新；晚明张瑞图将章草曲势结构、圆转笔法改做直势方笔，造方势、显圭角，令其草书个性凸显；民初沈曾植也突出章草的波磔棱角感。他们的做法强化了章草的骨势、劲力色彩。王蘧常章草外表曲圆，却外圆内方、劲力充盈，线条绝不孱弱虚浮。凝重与沉郁之气、骨鲠之感，乃章草应具有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