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之儒家化”是否为一个伪命题？ | 反方向·早茶夜读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茶夜读。我是反方向，本月和大家共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本书的作者瞿同祖， 1910年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世宦之家，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求学时主修社会学，抗战爆发次年于云南大学执教，开设了中国社会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法制史课程，后又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讲授中国社会史课。教学期间，瞿同祖决心以社会史为专业，用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社会，遂有了这本奠定其学术声誉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左起依次为傅幼琼（瞿同祖先生的祖母） ，瞿兑之（瞿同祖先生的叔父），幼年瞿同祖、瞿鸿禨（瞿同祖先生的祖父） ，1911
啰嗦了这些大家可能都看过的作者简介，主要是因为本书中涉及到的作者经历的部分（包括《重印序言》、《学术年表》、《访谈》），我又反复读了几遍，重读的原因自然是力求理解作者所下结论。
啰嗦的原因也解释了，书归正传，说实话，瞿老的这本书我有点卡壳，主要卡在第六章、《结论》和《附录》。细细思考卡壳原因，大致是我本人对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的根本认知与书中论断多有不同，故处处觉得卡，也就在所难免了。简单说来，我主要卡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东汉桔槔取水图
一、是否需要词汇辨析：书中“法治”这个词该如何理解？
我始终没有搞明白，作者是如何区分古代意义上的“法治”与现代法治概念的？
作者将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与“法治”这个词直接做了连接，这种连接是如何直接就发生了的？我很好奇，也非常不解。在我粗浅的理解里，这就是一种 “嫁接”，一种中国古代与现代西方的词语的无缝连接，这种连接甚至缺乏必要的解释与说明。当然，法的移植是比较火的一种观念与现实，但在阐释这个问题前，是不是有必要辨析一下？否则，任谁看到“法治”一词，难免代入现代法治教育中对法治的种种印象与观念，而这，与法家思想的内核是非常不同的。
法家思想里，王权是不可动摇的，虽然法家思想里最为老百姓赞颂的大概是刑罚平等观，即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作者说“人人平等，无差别心，是法家文化”，可法家讲了 “王犯法”该怎样吗？儒者孟子对此态度则很明确，在《孟子·梁惠王下》一书中有如下对话：“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在儒家这里，制约对象直指貌似不可动摇的王权，这也怪不得孟子思想一直被压制、遮蔽了。
二、是法律之儒家化？还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过程或刑名化改造过程？
在读《附录：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在考虑如何表达我的这种困惑。至少在附录的题目中，应该明晰几个概念：什么是法律？中国法律呢？儒家化又是指什么？是儒家核心治国理念的制度化、法律化，还是儒家思想的刑名化改造过程？既然谈到法律，那么这个法律的观念和进化模型又是以什么作为依据和标准？这也是我重新研读作者的时代和思潮的原因，可能是比较社会学的时代性观念及方法导致了我的这种阅读不适。法律是维持和改变社会的工具，有效运转的法律体系能够提供确定性、普适性和可预测性。要有效的理解法律，必须要理解法律的社会、政治、道德与经济基础。诚然，这方面作者做了大量细致的分析，但这些分析与结论之间是完全水到渠成的吗？在分析的过程中材料是如何取舍的？目前我的直觉是有隔阂，有一些概念没有厘清，以及最重要的标准和模型问题。
本期共读分享一直很纠结和迷惑，一直犹豫要不要说，最后我想还是说出我的问题吧。算是一个鞭策，鼓励自己经由这本书列出一个书单给自己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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