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运动：满汉权贵鹬蚌相争、革命党人渔翁得利【重述伟大中华史（第4卷6-5）】
清政府倒台的导火索是四川的“保路运动”。就是四川地方的官僚士绅，利用清政府鼓励修建铁路的政策，打着修从四川到武汉的“川汉铁路”的幌子，成立铁路公司，疯狂敛财，专门成立“租股局”，强制按照地租的百分之三收取铁路建设经费。老百姓很直白的把这个钱称之为“铁路捐”。“租股”总共收了四百多万两银子，又亏空三百多万两，总共七百万两银子花出去，只修了三十公里铁路，大量的经费被官僚权贵们贪污挪用、中饱私囊。
清政府当时正在努力卖国求生，于1911年找美国资本团、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签订一笔1000万磅（相当于大约6500万两白银）的巨额借款合同，其中一部分用于修铁路。有了列强的借款，它才能继续搞新政，解决中央财政问题。看见铁路公司把川汉铁路搞的污七八糟、严重亏空，便趁机提出要把铁路修筑权“收归国有”，由中央政府找列强借钱来建设。
对于前期收取的四百万两银子，清政府表示认账，可以给钱回收，但对于铁路公司自己搞出来的三百万两亏空，清廷拒绝掏钱弥补。也就是说，清廷只愿意出四百万两的价钱把川汉铁路收购过来并继续修建，而地方势力的要价是七百万两。两边谈不拢。
这个事情是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主持的。盛宣怀在贪污和卖国方面深得李鸿章真传，死后留下的家产比李鸿章还多，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前广州到武汉的“粤汉铁路”国有化也是他主持的。他先派人私下大量收购粤汉铁路公司的股份，然以“国有化”的名义把粤汉铁路公司的股份溢价收归“国有”，拿着从列强那里卖国借来的钱收购自己兜里的股票，从中大发横财。载沣对此并不知情，以为盛宣怀办事得力，能顺利解决铁路国有化问题。在川汉铁路国有化的问题上，也就完全听从盛宣怀的意见。
但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不一样。粤汉铁路从广州开始修，找了很多海外华侨募股，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股票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川汉铁路的股份采用的是内部配股的方式筹集的，没有公开上市交易，盛宣怀没机会提前从市场上大量收购股份。由于没有个人的好处，他就坚决不肯同意多花钱收购川汉铁路的民间股份，拿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派头来解决问题。四川地方官僚士绅们见粤汉铁路股份都可以溢价国有化，四川这边却只能原价出售，当然不肯干。尤其是三百万两的亏空早被他们贪污挪用完了，现在中央不给填补，他们只能自己掏钱去填，更是跟割了他们的肉一样心疼，便开始组织“保路同志会”，鼓动革命党、会党起来闹事，以此作为跟清廷讨价还价的本钱。
四川的保路运动，其起因原本是两个贪腐反动集团之间的内部斗争。清廷把铁路国有化是为了卖国，把铁路修筑权和沿途利权卖给列强换取好处，地方势力搞“自建铁路”是为了贪污和掠夺农民，两边都是一群混蛋在做事。
——保路运动的情况，也是整个清末新政的写照。所谓“改革”，不过是两大反动统治集团对中国人民的欺骗和掠夺。“学习西方”只是一个虚假的政治旗号，除了对人民进行政治欺骗，最大的作用就是为本集团敛财和揽权，跟李鸿章搞洋务运动是一个意思。任何一项改革措施，最后都会变成政府摊派的借口。修铁路，就搞“租股局”强制募捐；办新式学堂，就搞“学堂捐”。随着“新政”的推进，一边是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外国负债需要偿还，一边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津贴和办公经费不断上涨。在1911年的预算案中，湖南因兴办教育加征捐税40多万两，行政经费增税21万两，警察经费8.75万两。湖北仅“学堂捐”一项就高达10万两。直隶地区警察经费就高达300多万两。地处西北的甘肃省，道府、厅州县二级的新政费用就达21.5万两。河南的新政费用200万两。[1]因为“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底层中国百姓，对“新政”非常的反感。对他们来说，“学习西方”就意味着要交更多的税费，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而那些虚头巴脑的“制度改革”对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一丁点儿有益的影响，唯一能看见的变化就是官僚士绅们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拿着从老百姓手中勒索出去的钱财去享受各种西洋新式消费品。自从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清政府两大统治集团推动的一切“改革”，都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把“学习西方”的旗号举得越高的，往往给自己捞的好处也就越多。李鸿章、袁世凯、盛宣怀便是其主要代表。中国由这帮混蛋去主持“改革”，注定只会越来越烂。
因“川汉铁路路权”问题产生的两大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被革命党抓住机会，把“保路运动”变成了一次爱国革命行动。地方官僚为了给清廷施加压力，不仅不镇压反而鼓励人民公开游行示威和进行反清宣传。当时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他们邀请本地会党首领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建立“保路同志军”。
四川总督赵尔丰刚开始也倾向于支持地方势力闹一闹，向清廷多索要些好处。眼看事态发展有点失控，已经不是争路权的事了，而是有人在混水摸鱼组织造反。他就改变态度，下令把带头争路权的士绅代表给抓了起来。成都市民到总督府抗议要求放人，赵尔丰下令开枪，打死了三十多人，史称“成都血案”。革命党人当天就在长江中投入木板，在木板上涂上桐油防水，又在上边刻字，说赵尔丰计划在全川捕杀保路同志会成员，呼吁各地保路同志会火速组织武装自保。整个四川地区的“保路同志军”都被动员起来，向成都进发。
载沣接到成都被围的消息，才知道事态严重，宣布妥协，同意弥补川汉铁路公司三百万两银子的亏空收购。但为时已晚，革命党人已经掌握了保路运动的主导权，他们并不关心川汉铁路公司的亏空，唯一目标就是趁机推翻清政府。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在荣县宣布独立，这是革命党人第一次在县城建立革命政权。川东地区的群众也纷起响应，占领城口县城以及大足县城。四川的情况彻底失控。
清廷紧急将赵尔丰撤职，由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署理四川总督，并从武汉带领湖北两千新军入川，镇压革命。
[1]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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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本书全文在公众号“李晓鹏博士”连载。本书从中华文明的起源讲起，第一卷主讲明中期以前的中华帝国史，第二卷主讲明朝中后期和明朝灭亡的历史，第三卷主讲清朝中前期的历史，第四卷为近代史，全部内容在公众号都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