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儒学化妆成中国哲学，是所有新儒家的坏主意

在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史中，接连出现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新儒家，这些新儒家的中国文人们共同最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千方百计把在中国传统了数千年的孔孟儒家学说，化妆成为中国甚至东方特有的哲学。关于这种“哲学”的化妆，在中国大陆最著名的，即北京大学的冯友兰先生，他经营北京大学的中国哲学系数十年，更扩大广延到了全中国各地方大学的中国哲学系，冯友兰先生的名著《中国哲学简史》及其三大卷，乃至最后七大卷的《中国哲学史》，成为了通行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关于“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著作，其中最要害的观点，即中国古代重要的儒家文人，全都是中国古代特有儒学——中国哲学的专家，经此而更培养出了大量号称拥有“中国哲学”的近代中国哲学家。

在台湾最著名的，即熊十力先生的弟子，台湾大学的牟宗三先生，他在台湾、香港等地多个大学经营中国哲学研究和教学，长达数十年，同样形成了一大帮自己的学生徒众。

我要告诉中国亲们的是，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中，没有比这种把古代中国的儒学乔装打扮成为“中国哲学”的文化——瘟化活动，还更有害于中国人的历史事件了。

经过我近数十年对中国古代学说的研究，我认为，如果说在中国古代还确实存在“哲学”的话，惟一就只有老子的《道德经》学，除此之外，至多在墨家的《墨辨》之中或许还存在一些哲学研究的影子，而其他诸子百家，基本上都无法归于哲学的范畴。更尤其在中国传统了三千多年的周孔儒家，特别是孔孟儒家，根本就不可能称之为哲学，说得绝对一点，儒家连一根哲学的“毫毛”都不曾拥有，更何德何能可称之为“中国哲学”？

关于哲学，我在前面的文章之中曾多次给出最基本定义：一，具有对于自然真理信仰的最基本发现；二，具有对自然、社会规律性知识的最基本发明；三，具有对于自然、社会、精神创新性逻辑思维智慧的最基本创造。运用这个最基本定义，我们可以验证西方各家各派所拥有的哲学，也可以验证老子的《道德经》和墨家的《墨辨》之中有关哲学的最基本成份。更重要的是，运用这个关于哲学的定义，我们即可以非常明确地指出，周孔儒家在中国历史中传统了三千多年的“儒学”，其中根本就没有丝毫关于哲学的内涵可言。既然如此，周孔儒家的学说，能有资格称作“哲学”吗？更怎么可能命名其为“中国哲学”？如此完全不符合哲学最基本定义的儒学，为什么还一定要命名其为“中国哲学”呢？这就得问问近现代所有的“新儒家”文人们了。在我看来，其目的只在为捍卫“孔家店”！

严格地讲，哲学的产地，首先在古希腊，他们最初命名其为“爱智慧”，更最后总结出了“爱智慧”的逻辑方法、工具，具体而言即人类认识论的方法和工具。有了认识论，然后才可能反思自然、社会、精神。首先是反思自然，发现先验的本体论；然后是反思社会，发明经验的方法论；最后是反思精神，创造继续提高、升华的超验的认识论本身。很显然，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尤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三位，他们为人类哲学的诞生，做出了巨大贡献。具体而言，即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关于哲学的最基本三论：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按照老子的全息逻辑理论，即可称之为“哲学”的一、二、三论。换言之，即哲学的：一，本体论；二，方法论；三，认识论，这才算是真正拥有了人类“爱智慧”的哲学。反之，如果根本就不具备这基本的三论，尤其认识论，便没有资格称作“哲学”。

中国传统的“儒学”有资格称作“哲学”吗？显然没有。但老子的《道德经》学有，不仅有，且《道德经》学的三论，比之古希腊和近现代西方哲学，明显更全面，更彻底、更深刻。正是因此，老子的“哲学”，我更称之“人学”，因它确实远远高于古希腊和近现代西方的哲学。原因在哪里？在老子所拥有的三论，其中所贯穿的认识论方法，是三元论全息逻辑的方法，而古希腊和近现代西方哲学，仅只有二元论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的方法。整整比老子低级了三分之一个层次，而且是最重要的“三生万物”层次。为什么说把儒学化妆为哲学是所有新儒家的“坏主意”？因为它们将会更加严重地致愚中国人！（2021,6,15.）